慕容婉的密报和李贞的指示下达后，洛阳城内的气氛，肉眼可见地绷紧了些。程务挺的动作很快，或者说，北衙禁军那些被操练得嗷嗷叫的悍卒们，早就憋着一股劲。


    短短几天，以“稽查奸细、整肃京畿”为名，南北衙的兵士在洛阳两市的各色场所出入频繁。


    特别是几家规模较大、背景复杂的赌坊、货栈，被重点“关照”，账目被查，人员被盘问，虽未直接抓人封店，但那架势足以让不少人心惊肉跳。


    几家背后有些势力的赌坊老板，托关系递话到某些官员那里，得到的回应却含糊其辞，甚至避而不见。风向变了。聪明人开始缩起脖子，收敛爪牙。


    那家“千金散尽”赌坊老板的“暴毙”，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虽未激起滔天巨浪，但沉下去的阴影，让潭底的某些生物感到了不安，开始向更深处隐匿。


    就在这表面平静、内里暗流涌动的当口，另一场风波，却在代表帝国最高学府的国子监内，以更公开、更激烈的方式爆发开来。


    这场风波的源头，是一封由国子监祭酒孔颖达之孙、国子博士孔纬领衔，十七名博士、助教及近百名监生联名签署的奏疏。奏疏文辞华美，引经据典，但核心意思尖锐如刀：直指当前科举取士与士林风气之“弊”。


    “……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经史者，士人之根本，礼义之渊薮。然观近年选士，有重‘明算’、‘明法’、‘格物’等末技之倾向。


    此等专科，虽云实用，然究其根本，不过器用之学，锱铢之技。朝廷稍开其门，本为广纳贤才，补经义之不足。


    奈何功利之心日炽，竟使无数士子弃圣贤之大道，逐锱铢之小利。或埋首于九章勾股，或沉溺于律令条文，或耽玩于奇巧淫技，于《诗》《书》《礼》《易》《春秋》之微言大义，反漠然视之，或浅尝辄止……”


    “……长此以往，士不知礼，何以修身？臣不通道，何以治国？朝堂之上，若尽是锱铢必较、工于算计之辈，而无通晓经义、明辨是非之君子，则礼崩乐坏，国之不国，不远矣！


    臣等伏请陛下明察，重申‘进士科’为取士之正途，明定其授官、升迁优于诸科。至于明算、明法等科，可存其名，然录取之额，当严加限制，以正视听，以端士习……”


    奏疏经由通政司，直抵御前。皇帝李弘览毕，未置可否，只按惯例批了“着内阁并吏、礼、工、户诸部议处”，便将副本发还国子监，同时将原件送至清晖殿，请李贞过目。


    这封奏疏如同一块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文坛湖面，瞬间激起千层浪。


    它所抨击的，不仅仅是几门专科，更是近年来随着“格物”之学兴起、铁路修建、工坊新政、市舶司扩张而逐渐形成的某种“重实务、重效益”的社会风向。


    更微妙的是，奏疏中虽未明言，但字里行间，隐约将“公主下嫁工匠”、“女子为首辅”等“有乖伦常”之事，与这股“重利轻义”的学风败坏联系了起来。这触动了太多人的神经。


    支持者众。尤其是一批以经学传家、自诩清流的官员，以及许多苦读经书多年、将进士及第视为唯一正途的世家、官宦子弟，仿佛找到了主心骨和发泄口。


    孔纬的学舍一时间门庭若市，赞誉之声不绝于耳，称其“卫道直言”、“振聋发聩”。


    国子监内，那些专攻经学的博士、学生，走在路上腰杆都似乎挺直了几分，看向隔壁“明算”、“明法”学舍的目光，也带上了毫不掩饰的优越与批判。


    反对的声音同样激烈。革新派官员，尤其是与实务紧密相关的部门，如工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赵明哲、户部主持工作的侍郎、以及以明察善断着称的狄仁杰等人，反应尤为强烈。


    狄仁杰在接到奏疏副本的当天，便写下驳议，针锋相对：“……孔博士所言，看似持正，实则偏颇。治国如烹小鲜，盐梅相济，方成其味。


    经义礼法，国之盐梅，不可或缺；算术律令，工巧营造，亦国之梅盐，岂可偏废？昔太宗皇帝开文学馆，广纳贤才，未闻独重一经。今陛下开专科取士，正为补经义取士之不足，使野无遗贤，各尽其能。


    近年来，明算科出身者，于户部理财，条分缕析，国库日丰；明法科出身者，于刑部、大理寺断案，明察秋毫，狱讼渐清；格物之学，更助工部改良器械，开河铺路，利国利民。


    此皆‘末技’乎？若此为末技，则何以解民生之困，增国家之利？……若言习专科者皆逐利忘义，则置那些寒窗苦读、欲以一技之长报效国家、改善家境的寒门学子于何地？


    难道唯有熟读经书、高谈阔论，方为君子，务实做事者，便成小人？此非求才之道，实乃堵贤之路也！”


    赵明哲的回应更为直接，他甚至在一次小范围的部堂会议上，将那份奏疏拍在桌上：“胡说八道！没有算学，如何清丈田亩，收取赋税？没有律法，如何断案决狱，平息纷争？没有格物之学，如何改良织机，修建铁路？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让他们那些只会背书的博士，去算算黄河汛期的水量，去断一断洛阳南市的商业纠纷，去给我造一台能自己抽水的筒车试试？站着说话不腰疼！”


    双方的争论迅速从奏疏往来，升级到公开的辩难。国子监内，孔纬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几乎每日都在学舍、廊下、甚至饭堂中爆发激烈的争吵。


    言辞从学术观点，迅速上升到“义利之辨”、“王霸之辨”，甚至隐晦地涉及“华夷之辨”。


    这一日，矛盾终于在国子监的“论道堂”公开爆发。这原是监内博士、学子们定期举行讲论、切磋学问的场所。孔纬一方事先放出风声，要在此“阐发经义，匡正学风”。狄仁杰、赵明哲闻讯，亦不请自来。


    论道堂内，人头攒动。上首坐着几位德高望重、暂时中立的宿儒博士。左边，以孔纬为首，簇拥着数十名经学博士和监生，人人宽袍大袖，神色肃穆。


    右边，狄仁杰、赵明哲坐在前排，身后跟着不少年轻的官员和监生，其中不乏明算、明法科的学子，他们衣着相对简朴，神情大多紧绷，带着一种被压抑已久的愤懑。


    孔纬四十许人，面容清癯，三缕长须，一身洗得发白的儒袍，坐在那里，自有一股渊渟岳峙的气度。


    他缓缓开口，声音清朗，引经据典，从三代之治讲到秦汉得失，从孔孟之道讲到本朝典制。


    孔纬的言论，核心无非是“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认为当前过分强调“器用”、“实利”，是舍本逐末，败坏士风，动摇国本。


    他记忆力极佳，旁征博引，将《五经正义》乃至诸多先贤注疏中的相关论述信手拈来，滔滔不绝，听得不少监生如痴如醉，频频点头。


    “……是故，士之所学，当以明道为先。道不明，则器虽利，适足为祸。昔公输子之巧，莫邪之利，不施于仁义，反为戕身之斧。


    今有人弃圣贤大道于不顾，终日汲汲于奇技淫巧，锱铢必较，此与商贾何异？长此以往，士将不士，国将不国！诸位，慎之，戒之！”孔纬语重心长，结束了他的长篇大论，赢得左边一片喝彩。


    狄仁杰待他话音落下，方才不疾不徐地开口：“孔博士宏论，仁杰受益良多。然博士所言‘道’与‘器’，似乎将二者截然对立，仿佛重‘器’则必轻‘道’，习‘技’则必忘‘义’。在下不才，窃以为不然。”


    他顿了一顿，目光扫过全场：“《易》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道：‘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


    可见，道器本一体，器以载道，道以制器。无器，道为空谈；无道，器为凶兵。匠人制犁，是为利农耕，此非仁政乎？


    医者研药，是为救死伤，此非仁心乎？算者计国用，是为足仓廪，此非义举乎？何以习此便是重利轻义？”


    孔纬微微蹙眉：“狄寺丞所言，似是而非。匠人、医者、算者，其业虽有用，然其道小矣，岂可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相提并论？士人当志于大道，岂可沉溺小道？”


    “孔博士所言大‘道’，自然是治国平天下。”赵明哲忍不住插话，他性子比狄仁杰急，声音也洪亮，“可敢问孔博士，若不识天时，不知地理，不懂民生疾苦，不明钱粮刑狱，这国，如何治？这天下，如何平？


    空谈仁义道德，能让黄河不决口？能让边关将士吃饱穿暖？能让天下无讼、狱中无冤？”


    他越说越激动，直接站起身，从袖中取出一卷纸，唰地展开，上面是一道复杂的河道土方核算题，数据密密麻麻。


    “孔博士，还有诸位经学大家，赵某不才，请教一道简单的‘末技’。此为题目，乃工部治理汴河一段所需计算。若按旧法征发民夫，需多少人工，多少日，耗粮几何？若采用新式滑轮组与独轮车配合，又可节省几何？


    这其中人力、物料、工期、钱粮损耗，如何统筹，方能最快、最省、最稳妥？哪位精通‘大道’的君子，能为赵某解惑，指点一下这‘末技’该如何解？”


    他将题目举起，朝向孔纬及其身后的博士、监生们。偌大的论道堂，瞬间安静下来。那些方才还在为孔纬喝彩的监生，看着纸上那些陌生的数字和图形，面面相觑，无人出声。


    几位博士捻着胡须，眉头紧锁，显然也在努力理解那些符号和问题，但一时语塞。


    孔纬脸色有些发青，沉声道：“赵尚书！此乃工曹胥吏之琐事，焉用在此大雅之堂讨论？治国当抓其纲要，岂可陷于此类细务？”


    “细务？”赵明哲毫不客气地顶回去，“就是这些孔博士看不起的‘细务’，关乎千万民夫是否要额外服一个月的劳役，关乎国库又要多支出几千乃至几万贯钱！


    这些都是民脂民膏！是陛下和朝廷要日夜思虑的‘细务’！不懂这些‘细务’，空谈纲要，与晋惠帝‘何不食肉糜’何异？”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你！”孔纬霍然站起，气得胡须发抖，“赵明哲！你、你竟敢将我等比作晋惠帝？狂妄！有辱斯文！”


    眼看争论就要滑向人身攻击，堂下监生中也起了骚动。支持孔纬的大声斥责赵明哲“粗鄙”、“辱及先贤”，支持赵明哲、狄仁杰的则反驳对方“迂腐”、“不通实务”。


    就在这时，一个坐在后排角落、衣着寒酸的年轻监生猛地站了起来。他面庞黝黑，手指关节粗大，一看便知并非养尊处优之辈。


    他脸上涨得通红，胸膛起伏，显然激动至极，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颤，但却异常清晰响亮地传遍了整个论道堂：


    “孔博士！诸位师长！学生……学生有话要说！”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到这个不起眼的寒门学子身上。连上首那几位一直闭目养神的老博士，也微微睁开了眼睛。


    那学子深吸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大声道：“学生王二郎，汴州人士，家贫，父早亡，唯与老母相依为命。


    学生自幼喜读书，然家无余财，无力延请名师，亦无钱购买诸多经义注疏。只能借阅乡邻藏书，或于寺观抄录残卷，所学芜杂，于经义一道，实难精深。”


    他顿了顿，眼中已有泪光，但语气更加坚定：“永兴元年，朝廷增开明算科。学生闻之，昼夜苦读《九章》、《周髀》，幸得邻乡一位退隐老账房指点，略通算学。


    去岁侥幸得中，蒙朝廷不弃，授从九品下户部主事，于度支司行走。每月俸禄，虽微薄，却足以奉养母亲，使其免于饥寒。


    学生每日所做，便是核算钱粮出入，清点仓廪库存，或协助丈量田亩，计算赋税。在孔博士与诸位君子看来，学生所为，不过是锱铢必较的‘末技’，是‘器用之学’。”


    他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压抑不住的哽咽和愤懑：“可对学生而言，这‘末技’，是活命之技！是让我那苦了一辈子的老母，能在冬日有件厚衣，三餐能见点油荤的依凭！是对我有教导之恩的朝廷，给予的报国之门！


    学生不懂太多大道理，只知，朝廷开科取士，是为选拔能为国效力、为民做事之人。学生凭此‘末技’，能为国库理清一文钱，能为百姓算明一斗粮，自觉无愧于心，无愧于朝廷俸禄！”


    他猛地转向孔纬的方向，深深一揖，眼泪终于滚落：“孔博士，学生敬您学问渊博。可学生只想问一句，难道唯有熟读经书、高谈阔论方为正途，如学生这般，凭一技之长安身立命、报效朝廷，便低人一等，便玷污了士林风气吗？


    天下如学生这般的寒门子弟何止万千？朝廷开此专科，予我等一线希望，一线前程，难道错了吗？！”


    最后一句话，他几乎是喊出来的，在寂静的论道堂内回荡，震得梁上微尘簌簌而下。


    满堂寂静。


    许多出身寒微的监生，感同身受，眼圈发红，紧紧攥住了拳头。就连一些世家子弟，也面露复杂之色。


    孔纬张了张嘴，看着那年轻学子脸上的泪痕和眼中不屈的光芒，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反驳。他身后的支持者们，也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他们可以引经据典驳斥狄仁杰、赵明哲，可以斥责对方“粗鄙”、“重利”，但面对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因“末技”而改变命运、并以此“末技”勤恳报国的寒门学子，那些大道理，忽然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狄仁杰轻轻叹了口气，赵明哲则重重一拍大腿，低声道：“说得好！”


    这场轰动国子监乃至整个洛阳文坛的“道器之辩”，连同寒门学子王二郎那番掷地有声的泣诉，很快被整理成详细的笔录，连同双方主要人物的文章、言论，被慕容婉汇编成厚厚一册，呈到了李贞的案头。


    李贞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翻阅这本册子。看到孔纬的引经据典，他微微摇头；看到狄仁杰的层层驳诘，他颔首赞许；看到赵明哲那简单粗暴的“算数题”，他不由失笑。


    而看到王二郎那番话的记录时，他停了下来，手指在那几行字上轻轻摩挲了片刻，朱笔在一旁批了四个字：“赤子之言。”


    争论持续了月余，不仅未见平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国子监蔓延到官场，从洛阳扩散到地方州郡的官学，甚至市井之间也有议论。


    支持“重道”与支持“重器”的两派，界限日渐分明，互相攻讦，势同水火。许多中间派官员也感到无所适从，风气如此，似乎不站队便不合时宜。


    皇帝李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每日奏章中，与此相关的争论占了不少篇幅。朝会上，也时有官员为此争执不休。他年轻的面庞上，多了几分疲惫和焦虑。


    这日散朝后，李弘来到清晖殿，向李贞请教。


    “父皇，孔博士等人所奏，虽言语过激，然其忧心士风，维护道统之心，似也情有可原。狄卿、赵卿等人坚持专科取士，亦是出于为国选才、讲求实务的考量。


    如今双方争执不下，波及甚广，儿臣……儿臣实不知该如何决断，方能平息纷争，又无损国是。”李弘眉宇间带着深深的困扰。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李贞放下手中那本批注了许多的册子，看向儿子，不答反问：“弘儿，这月余，争论文章你也看了不少，双方言论你也听了许多。你自己以为，孰是孰非？或者说，此事根本，在于‘是非’二字吗？”


    李弘沉吟良久，缓缓道：“经义乃立身之本，教化之源，不可轻废，此乃共识。实学乃治国之需，安民之要，亦不可或缺，狄卿、赵卿已用事实言明。


    儿臣以为，双方所言，皆有其理。然如今势同水火，互相指摘，非但无助于辨明道理，反伤了朝堂和气，乱了士子之心，确非朝廷之福，亦非国家之幸。”


    李贞点了点头，眼中露出一丝欣慰：“你能看到双方各有其理，且认识到朝争不利，这便好。治国如同烹小鲜，火候调料，需恰到好处。过犹不及。


    一味守经，则泥古不化，固步自封；一味重器，则根基浮薄，易入歧途。关键，在于一个‘度’，在于如何‘用’。”


    他拿起那本册子，翻到王二郎那番话记录的那一页，指给李弘看：“你看这寒门学子所言。朝廷开科取士，根本目的为何？是为选拔能治国安邦之才。


    何为才？熟读经史、明辨是非者是才；精于算学、善于理财者是才；通晓律法、明断狱讼者是才；擅于营造、改良器械者，亦是才！


    天下之大，需才甚多，岂可独尊一经，而废百工？太宗皇帝当年开文学馆，设弘文馆，广纳贤才，何尝限于一经一义？贞观之治，文治武功，岂是空谈道德所能成就？”


    李弘若有所悟。


    李贞继续道：“孔纬等人，所虑者，是士风，是根本。其心可悯，其言亦不无道理。读书人，确该明礼义，知廉耻。


    但将经义与实学截然对立，将‘道’与‘器’视为水火，进而否定朝廷广开取士之门、选拔各类人才的国策，甚至隐隐排斥寒门进身之阶，这便错了，而且是大大地错了。这已非学术之争，实乃意气之争，门户之见，甚至……”


    他顿了顿，没有说下去，但李弘明白父亲未言之意，甚至可能牵扯到更深层的、对现有权力格局和新兴力量的不满与抵制。


    “那狄卿、赵卿他们……”李弘问。


    “狄仁杰、赵明哲，是务实之臣。他们看到了国家的需要，看到了实务的重要性，也看到了寒门学子乃至有一技之长的普通人的上升之路不该被堵死。这是他们的远见和担当。”


    李贞语气温和，“但他们急于辩驳，言辞有时难免激烈，将对方全部斥为‘迂腐’，也容易激化矛盾，将更多中间派推向对立面。


    且他们专注于‘用’，对‘体’、对‘道’的阐述与维护，稍显不足。这便给了对方攻讦的口实。”


    李弘点头：“儿臣明白了。既不能偏废，又需调和鼎鼐，消弭纷争。只是……具体该如何做？双方争执至此，恐难轻易平息。”


    李贞将册子合上，目光深邃：“是时候，给这场争论，定个调子了。一味放任争论，只会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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