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瞅着入了夏，胡同里的槐树叶子绿得发黑，知了没日没夜地叫，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子燥热。张伟心里头那件大事，也总算在母亲王桂香一趟又一趟地回乡“攻坚”下，落了听——姥姥姥爷终于松了口，答应进城了！


    老爷子老太太松口的原因，王桂香回来学得绘声绘色：“你姥爷一开始啊，脖子梗得跟老榆树似的，说啥‘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城里喝口水都要钱’！后来我就按你说的，不提长住，就说‘大伟想接您二老去享几天福，看看天安门，认认家门’。你姥姥呢，悄悄跟我说，你小舅妈得了工作信儿，隔天就进京了，她这心里跟猫抓似的想孙子（指小舅的孩子）……再加上我说‘大伟说了，您那些老物件，一样不落全给您拉去，想摆哪儿摆哪儿’，你姥爷这才哼了一声，算是点了头。”


    张伟听得直乐，这老爷子，是舍不得那几件伴了一辈子的老家什。成了，只要肯动窝，后面就好办。


    事不宜迟，就定在这个周六。张伟周末晚上开着那辆老东风CA10卡车往老家赶，天黑透了，——从空间里精挑细算出来的“合理”份额。


    八百斤黄澄澄的玉米面，两百斤雪白的七五粉，五十斤凝白的猪板油，外加二十斤肥瘦相宜的猪肉。同样的份额，他准备了足足六份。为啥是六份？大姑、二姑、大伯、还有姥姥村的三个姨，一家一份。这手笔，在1961年的夏天，堪称“核弹级别”的亲情援助，张伟在空间整理好往卡车里放了一份他准备送一份再放一份。


    卡车“嗡嗡”地驶出京城，碾过郊区坑洼的土路，车灯像两把利剑劈开浓稠的黑暗。夏夜的风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灌进驾驶室，张伟却没啥诗情画意，心里盘算得门清：这次送粮，一是尽孝心，二也是给留在村里的至亲们筑牢“抗灾缓冲垫”。他知道，最困难的时期还没完全过去，城里在“精简”，农村的日子更是一根弦绷得紧紧的。


    先到了公社边上大姑家。大姑父是公社干部，看到张伟从卡车上卸下那座“粮肉小山”，还是惊得半天合不拢嘴。“大伟，你这……这也太多了！使不得，使不得！”大姑一个劲儿地推。


    “大姑，姑父，跟我还见外？”张伟抹了把汗，压低声音，“城里现在也紧，但我在调到了机关里有一些人脉关系，多少有点办法。这东西您收好，别声张，关起门来慢慢吃。特别是板油，熬了油，炒菜香，也能顶饿。保重身体最要紧。”


    同样的话，在二姑家、在村里大伯家，他又说了两遍。大伯家两个堂哥都在城里当了工人，分了小的可怜的宿舍，老两口守着空落落的院子。大伯接着旱烟杆，看着粮食，叹了口气：“唉，你俩哥哥倒是进城了，可那鸽子笼似的屋，我们去了也是添乱。现在政策一阵风似的，听说好多临时工、合同工都被‘精简’回来了？工作难啊……”


    张伟点头，面色也凝重起来：“大伯您说的是。现在城里确实在压缩编制，很多岗位不稳。所以我寻思着，您和我大娘先在村里稳当住着，把身体养得棒棒的。等这阵风过去，我再想办法。哥哥他们那边，等将来换了宽敞房子，一准接你们去。”


    他这话半是真意，半是铺垫。他比谁都清楚，未来几年风雨不会小，城里并非绝对安全。农村有根，有房有地，有时候反而是退路。他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亲戚里必须有人在村里稳住，这是家族的“战略纵深”。


    连夜，卡车又轰隆隆地开往姥姥家所在的村子。同样的流程，在大姨、二姨、小姨家又来了一遍。几个姨夫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接过沉甸甸的粮食袋时，手都是抖的，眼圈发红，话都说不利索了。自打张伟有能力接济以来，这几家的日子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虽不敢大吃大喝惹人眼红，但至少脸上不再是一片菜色，娃娃们夜里饿醒哭闹的时候也没了。


    张伟把几个姨夫叫到一块儿，语气恳切又带着几分严肃：“姨父，粮食大家省着点，细水长流。眼下城里政策紧，‘精简’这事儿是真的。我虽然能想点办法，但现在绝对不是把弟弟妹妹们往城里塞的好时机，塞进去也可能被退回来，徒增麻烦。大家先在村里好好干，把根扎牢。等过了这段，形势明朗了，我保证，家里适龄的兄弟姊妹，工作的事，我张伟记在心上！”


    他这番话说得在情在理，既给了希望，又讲了困难，还暗示了“等待时机”的重要性。姨夫们纷纷点头，他们信这个有出息的外甥。


    当晚，张伟就歇在姥姥家那盘熟悉的大炕上。姥姥摸着外孙子结实的手臂，姥爷吧嗒着旱烟，昏黄的油灯下，老屋里弥漫着一种安详又不舍的气氛。张伟听着窗外熟悉的虫鸣，心里无比踏实。这里是他这具身体的根，也是他情感寄托的一部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三个姨夫就都过来帮忙了。姥姥姥爷要带走的东西不多，但很杂：一个磨得油亮的枣木炕桌，两把坐着最舒服的旧藤椅，几床半新不旧的铺盖，一口装着老人四季衣服的樟木箱子，还有几个塞满了针头线脑、老照片、证件票据的包袱。最让姥爷舍不得的，是屋檐下那对养了多年的画眉鸟，连笼子一起小心翼翼搬上了车。


    “房子就拜托大姨、大姨夫多照看了，大姨家也是房子紧张，正好这回可以搬到姥姥姥爷这里。”张伟把老屋的钥匙交给大姨，“说不定哪天姥爷想回来住几天呢。”


    这话说到姥爷心坎里了，老爷子紧绷的脸柔和了些。


    卡车迎着晨光驶回北京。当车子拐进后海胡同，停在那座三进四合院门口时，院里已经热闹开了。爷爷奶奶，母亲，秀英、秀兰几个妹妹全都迎了出来。就像迎接凯旋的英雄，又像是久别重逢的至亲团聚。


    “亲家！路上辛苦啦！”爷爷嗓门洪亮，率先上前握住姥爷的手。


    “哎呀，可算把你们盼来了！”奶奶和母亲王桂香一左一右搀住姥姥，眼圈都红了。


    秀英、秀兰几个丫头嘴甜地叫着“姥姥”、“姥爷”，抢着去搬车上的行李。那对画眉鸟一挂到后院廊下，清脆的鸣叫立刻给院子增添了生气。


    大人们聚在堂屋，沏上张伟带回来的好茶，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从村里的收成，聊到城里的见闻，再到各家孩子的近况，欢声笑语几乎要掀翻屋顶。母亲和妹妹们则里外忙活着，把姥姥姥爷的东西归置到早就收拾得一尘不染的东厢房。那间屋，张伟之前就准备好的新褥子，新床单，新被子，阳光透过明净的玻璃照进来，暖洋洋的。


    张伟看着这三世同堂（爷奶、父母、姥姥姥爷、他们这一代）、其乐融融的景象，心里那块关于“家”的拼图，终于严丝合缝。他借口要去还车，悄悄退出了这温馨的漩涡。


    他没有立刻回家，而是拐到了东交民巷那处静谧的院子。关上门，外界的喧闹被彻底隔绝。他走进书房，在安静得能听到自己心跳的环境中，坐了下来。


    热闹是暂时的，责任是长久的。把姥姥姥爷接来，解决了一头心事，但更大的隐忧如同窗外的暮色，正在缓缓笼罩。他知道历史大致的方向，知道不久后更大的风暴将会来临。个人的力量在时代洪流面前微不足道，但他既然来了，拥有了超越时代的视野和资源，就不能只想着独善其身，或者仅仅让家人吃饱穿暖。


    “得做点什么……至少，得发出点声音，埋下点种子。”他喃喃自语。


    他心神沉入灰雾空间，在那浩瀚的、来自未来的资料库中仔细搜寻。不是找发财的门路，也不是找具体的科技图纸，而是寻找能契合这个时代精神内核、又能传递某种积极、理性、建设性声音的理论文章或思想表述。这很难，需要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和文字转化能力。


    时间一点点流逝，他翻阅了大量关于六十年代初政策论述、模范事迹报道、重要社论的文件。终于，一篇来自后世某位学者回顾总结这一时期经验教训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关于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同时注重科学方法，保护群众生产积极性” 的论述，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段论述，既强调了时代需要的革命干劲，又隐隐指向了尊重客观规律、爱护人力物力的重要性，言辞恳切，逻辑清晰，立场绝对正确，但内核却有一种难得的冷静与温度。


    “就是它了！”张伟眼睛一亮。


    他像最谨慎的工匠，开始雕琢这块“璞玉”。他必须把其中任何可能超越时代的、过于直白的表述，全部转换成1961年最标准、最“正确”的官方语言。他反复揣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近期文章的用语习惯、论述结构、引用领袖语录的时机。他要让这篇文章看起来，就像是一位深受鼓舞、深刻领会了中央精神、并结合基层实际进行了认真思考的年轻干部，满怀热情写下的学习心得与工作建议。


    标题几经修改，定为：《论在生产建设中发扬革命干劲与坚持科学求实精神的统一》。文章从赞扬广大干部群众冲天的革命干劲入手，然后笔锋一转，引用领袖“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的语录，提出要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就必须将冲天的干劲与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他用了不少基层的例子（有些是他采访来的，有些是合理想象的），说明光有干劲不讲方法可能造成的浪费和挫伤，而科学规划、爱护群众积极性如何能事半功倍。通篇充满了“我们应当”、“必须注意”、“既要……也要……”这样积极向上的建设性口吻，立场坚如磐石，但字里行间，仿佛又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渴望更稳健航向的微风。


    写完最后一个字，窗外已是夜深人静。张伟长舒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次危险的攀岩。这篇文章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或许能在某些人心里种下一颗理性的种子；用不好，也可能引火烧身。但他觉得，值得一试。


    他把稿子仔细誊抄在公安处的专用稿纸上，字迹工整有力。


    第二天，他照常上班，在早晨科室人最少的时候，将稿子放在了周科长的办公桌上。


    “科长，我结合最近的学习和基层采访的一些感受，写了点不成熟的想法，请您批评指正。”张伟语气平常。


    周科长起初只是随手拿起，但看了几行之后，背不由自主地挺直了。看到一半，他猛地抬起头，像看陌生人一样盯着张伟，眼神里充满了震惊、疑惑，然后是难以抑制的狂喜！他嘴唇哆嗦了几下，竟一句话没说出来，抓起稿子，以与他微胖身材不符的敏捷，一阵风似的冲出了办公室，直奔郝处长那里。


    张伟坐回自己位置，心跳也有些加速。他能想象到郝处长看到文章后的反应。


    果然，不到十分钟，郝处长那间办公室方向，隐约传来他压抑着激动、对着电话听筒几乎是吼出来的声音：“……对！是我处的张伟同志！文章我以党性担保，绝对没问题！思想深刻，紧跟形势，有高度也有温度！……老陈，这稿子必须尽快送审，我认为有冲击《人民日报》理论版的潜力！这是给我们铁路系统，也是给年轻干部争光的机会！……”


    办公室里的陈国栋、李前进等人都停下了笔，惊疑不定地看向郝处长办公室的方向，又看看一脸“平静”正在擦钢笔的张伟。王秀娟凑过来小声问：“小张，你又给处长灌什么迷魂汤了？”


    张伟笑笑：“没啥，一篇学习体会。”


    接下来的发展，快得超出了张伟最乐观的预期。文章以闪电般的速度通过了铁路局宣传部的审核，作为重点推荐稿件，直送《人民铁道》报和《人民日报》。几乎没有任何拖延，《人民铁道》报在理论版头条全文刊发。三天后，《人民日报》第二版，以醒目位置转载了这篇文章，并配发了简短的编者按，称赞其“体现了年轻干部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相结合的深入思考，对当前生产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篇文章出现的时机太微妙了。它没有否定任何东西，反而是在大力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更优化”的思路。在经历了几年的狂热与困难之后，许多基层干部、甚至一些中层干部，内心其实都积累了许多困惑和疲惫，渴望着某种方向上的微调或方法上的改进。张伟这篇文章，恰恰用一种最安全、最正确的方式，说出了许多人心中模糊感觉到、却不敢或不知如何表达的想法。


    “铁路公安处张伟”这个名字，第一次超越了铁路系统，进入了更广阔领域的视野。文章被许多地方党报转载，被一些内部资料引用，甚至在某个很高层次的会议上，被某位领导随口提及了一句“铁路系统有个年轻同志，文章写得有点见地”。


    铁路公安处、北京铁路局，跟着大大地露了一把脸。郝处长走路都带风，见人就说“这是我们处的小张”。周科长更是把张伟当成了眼珠子。


    然而，福祸相依。这场风暴最大的浪头，终于拍到了张伟本人身上。


    铁路局政治部宣传处的郑处长，拿着那份刊登文章的《人民日报》，手指点着“张伟”两个字，对秘书只说了一句：“这样的人才，放在处里是浪费。立刻办手续，以局里名义，特殊人才特事特办，调他到局宣传处报道。职务……先定副科长。” 语气不容置疑，甚至带着点“抢人”的急切。


    调令几乎是随着表扬文件一起下到公安处的。郝处长拿着调令，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随即变成了苦笑和郁闷。他知道拦不住，上次的“借调”口头协议，在这样硬邦邦的调令和“副科长”的实职提拔面前，毫无抵抗力。他连去找郑处长“哭诉”的底气都没了——人家这是重用，是提拔，你还能拦着下属高升？


    张伟自己接到正式通知时，也懵了。他知道文章会引起注意，但没想到是这种“直升机式”的注意。副科长！在铁路局机关！这和他熟悉的基层公安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了。而且，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恐怕已经通过这篇文章，进入了更高层某些人的视线，虽然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的印象。


    郑处长亲自打来电话，语气和蔼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力度：“小张同志，局里需要你这样的笔杆子，更广阔的舞台等着你。赶紧交接一下，下周一就来局宣传处报到！”


    放下电话，张伟坐在宣传科自己那张坐了没多久的办公桌前，心情复杂。兴奋吗？当然，这是仕途上的一大跃进。不安吗？也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知道自己这下算是被放在了聚光灯下，甚至……探照灯下。公安部长的名字都在他脑海中闪过，这让他后背微微发凉。


    他看着窗外，夏日的阳光明亮刺眼。一条更广阔、但也更崎岖、更需步步小心的路，就这么突兀地铺在了他的面前。他握了握拳，感受到掌心的汗水。是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他得好好想想，在东交民巷那间安静的书房里，好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