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二章 根基与风暴
作品:《代理县令?不,我要代理大宋!》 夏末,京兆府。
林启站在汉王府最高处的观景台上,望着这座在他手中日新月异的城市。远处大宋重工的烟囱依旧冒着烟,铁轨像黑色的血管延伸到视线尽头,更远处,秦岭的轮廓在暮色中沉默。
他没去汴京。
那道拜相、总揽改革的诏书被他恭敬地供在王府正堂,但他本人,纹丝不动地扎在京兆府。理由冠冕堂皇:“西陲军政繁剧,改革于兹发端,臣需坐镇统筹,以固根本。且陛下既委臣以专断之权,臣于京兆,亦可达于汴梁,无碍也。”
真正的理由,王府核心层都懂:汴京是龙潭虎穴,是旧势力盘根错节的老巢。去了,就是把自己送进一张由无数关系、算计、阴谋织成的大网里,束手束脚。在京兆,这里是他的地盘,是他用几年时间,从无到有搭建起来的、高效而忠诚的堡垒。
改革?就在这里改给你看。
“王爷,六路‘火耗归公’与‘养廉银’推行月余,官吏俸禄已按新制发放。这是各路上报的舆情与开支简报。”程羽递上一份汇总文书,语气透着些轻松,“虽有零星怨言,但大体平稳。尤其是‘养廉银’实额发放后,底层胥吏拍手称快者多——他们以往,可是连火耗的边都摸不着的。”
林启接过来翻了翻。数字很清晰:六路裁汰冗余吏员三千余人,年省俸禄及各项开支近五十万贯。发放养廉银,年增支出约三十万贯。一进一出,还省了二十万贯。更重要的是,基层办事的积极性高了,因为收入透明、稳定,且与“考成”挂钩。以往靠盘剥百姓才能捞油水的灰色生态,被釜底抽薪。
“平稳,是因为刀在我们手里。”林启放下简报,“监察司的人,要像钉子一样,楔进每一级衙门。俸禄给了,规矩就得立起来。贪一贯,罚十贯,夺职,永不叙用。贪十贯,流放。贪百贯……杀。”
他说得平淡,程羽却感到一股寒意。王爷这次是动真格的,要用金钱和钢刀,硬生生砸碎几百年的官场潜规则。
“蜀中那边,周荣来信了。”秦芷拿着一封信走来,“林安世子已抵成都府,周大人正带着他熟悉蜀中四路的政务军务,尤其是深化改制的细则。世子很用心,常常熬到深夜。”
林启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柔和:“让他跟着周荣好好学,多看,多听,少说,更不许摆世子架子。蜀中是我们的根本,改革要深,要透。信里提到的几项,回复周荣,放手去做,不必事事请示。”
蜀中的深化改革,是林启亲手拟定的方略:
军事上,全面转向“职业化”。士兵不再是临时征发的农夫,而是领固定、优厚饷银(足以养活一家)的职业军人。设立严格的“兵、士、尉、校、将”等级体系,每一级都有明确的饷银、待遇、晋升标准。打仗立功、训练优异、甚至识字算术水平提高,都能加分晋升。同时,在成都府筹建“大宋陆军讲武堂蜀中分院”,面向全军选拔苗子,系统学习兵战、战史、测绘、后勤、乃至初步的格物常识(比如弹道计算)。优秀的,将来就是军官种子。
“陆军”之外,林启还正式提出了“海军”和“空军”概念。海军好理解,蜀中水系发达,已开始设计建造更大、更坚固的内河战舰,并为未来的海上力量储备水手和指挥官。至于“空军”……“大宋重工”下属的秘密“军工实验室”里,那个用涂胶丝绸缝制、靠小型蒸汽锅炉加热空气的“实验一号”热气球,已经成功载着一只羊和一只狗,在严密监控下,升空了三十丈,飘了二里地。虽然离实用还远,但这意味着,战场即将开辟到第三维度。
与军队职业化配套的,是“国防预算动态调整机制”。每年由军方提出需求(要多少钱,干什么用),由“财政变法司”审核,汉王府(林启)最终拍板,专款专用,账目完全公开,接受“监察司”和“总钱号”(筹建中)的双重审计。当兵吃饷,天经地义,但这饷银和军费怎么花,得有个明明白白的说法。
经济上,手术刀动得更深。一是“总钱号”正式挂牌,总部设京兆,六路主要州府设分号。它不只是发行、兑换“新宋通宝”和“官交子”,更重要的是,它要逐步收归货币发行权,调控金融,并为重大工程、军工产业提供低息贷。钱,必须握在自己手里。
二是成立“皇家商行”,由苏宛儿全权负责。这个商行很特殊,它由汉王府(实为林启)直接控股,享有专营权,但并非完全垄断。它的业务核心是盐、铁、茶、马、海外贸易等战略资源和大宗商品。但它不直接经营,而是采用“牌照竞标+利润分成”模式:将某一地区(如蜀中井盐)的开采或销售权,公开招标给有实力的商人或商团,皇家商行收取高额牌照费和一定比例的利润分成,并制定质量标准、调控价格。这样,既保证了国家(林启)掌握命脉产业收益,又通过引入竞争避免了官营的低效腐败。
“宋商总会”那边肯定会有怨言,毕竟动了他们的蛋糕。但林启让苏宛儿去,就是最好的缓冲和平衡。苏宛儿出身商贾,懂行,有人脉,更重要的是,她是“自己人”,能最大限度减少内耗。林启对苏宛儿只说了一句:“该让的利益,可以让。但底线不能碰。盐铁茶的源头和定价权,必须在商行手里。总会的商人可以去竞标,也可以继续做其他买卖。市场很大,容得下。”
苏宛儿只是笑笑:“王爷放心,宛儿晓得。做生意,讲究个有来有往,有舍有得。”
三是建立“国有资产运营体系”。将六路范围内原有的官田、官营作坊、矿山、渡口等,全部清点造册,划归“工部总司”下属的“国资局”统一管理。能承包运作的承包,能合资的合资,实在不行的,评估后拍卖。目标就一个:盘活这些死资产,让它们赚钱,收益纳入“总钱号”,补充财政。
四是税制。原则是“谁都跑不了,但官有优待”。取消一切乱七八糟的苛捐杂税,合并为“田亩税”(按地亩和产出分级征收)、“工商税”(按行业和利润征收)、“关税”、“市税”等几大项。官吏、军人、学堂教习等“体制内”人员,享受一定额度的免税待遇,超出部分再征。农民负担明面上降低,但征收更规范,杜绝中间盘剥。商人税负可能增加,但经营环境会更透明,保护更强。
这一切的底层逻辑,就是财政货币化、行政专业化、军事职业化、技术专利化。用钱来驱动,用专业来管理,用武力来保障,用创新来发展。
而贯穿所有领域的,是一条暗线:监察。
“监察司”独立于所有行政、军事、经济系统之外,只对林启一人负责。它的人员来自讲武堂、格物学堂的优秀毕业生,以及从军队、基层衙署中选拔出来的、背景干净、能力突出的“自己人”。他们有权调查任何部门、任何层级的官员、将领、甚至皇商,直接向林启呈报。没有审判权,但有调查、取证、建议处置权。这是一把悬在所有人头顶的利剑。
“王爷,这是‘国资局’对京兆府三处旧官营瓷窑的处置方案。”程羽又递上一份文件,“一处承包给原来的匠头,两处与宋商总会合资,技术由格物学堂提供支持,改良釉料配方。预计明年可扭亏为盈。”
林启点点头,目光却投向了地图的东南方,江南东路、西路的位置。那里,被特意标注了暗红色。
“江南两路,有消息吗?”
秦芷脸色微凝:“有。韩琦韩大人昨日发来急报,局势……不太好。”
江宁府,革新总署江南行辕。
韩琦一拳砸在硬木桌案上,震得茶盏乱跳:“无法无天!简直是无法无天!”
他面前站着几个风尘仆仆、身上还带着伤的胥吏,都是富弼从汴京带来的、新招募的“改革干事”。为首一人脸上带着淤青,愤声道:“韩大人!我等奉命去溧阳县督查‘火耗归公’与税吏考成,刚进县城,就被县衙的胥吏围了!说我们‘坏了规矩’,‘断人活路’。我们据理力争,他们竟敢动手!县尊(县令)躲在后衙,称病不出!这分明是纵容!”
另一人补充:“不止溧阳。句容、江宁、上元各县,征收夏税的胥吏,明着罢岗,暗地里串联,鼓动乡民,说朝廷加税,要活不下去了。一些不明就里的乡民,被他们煽动,堵了县衙!更有甚者,江宁县有个税吏头子,干脆带着账本跑了!夏税收缴,几乎停滞!”
富弼坐在一旁,脸色铁青。他比韩琦早到江南,这几个月,真是步步荆棘。“火耗归公”动了所有经手官吏的灰色收入,“养廉银”那点钱,根本填不满他们的胃口。抵触是必然的,但他没想到,会如此激烈,如此有组织。
“还有更麻烦的。”富弼沉声道,“按新法,要清丈田亩,重新核定‘户等’(纳税等级)。那些地方豪绅、官户,名下田地动辄数千上万亩,但历来诡寄、飞洒、隐田,逃避税赋。如今要动真格,他们岂能坐视?这几日,已有数十份联名状递到行辕,还有通过汴京故旧送到御前的,说我们‘苛政扰民’、‘与民争利’,逼得他们‘家破人亡’!”
“放屁!”韩琦怒道,“与民争利?他们是民吗?他们是蛀虫!国之蛀虫!”
“可他们煽动起来的,是真‘民’!”富弼苦笑,“那些被蒙蔽的农户,那些怕丢掉饭碗的胥吏,还有那些指着恩荫做官的士子……他们已经串联起来了。我收到密报,江宁府境内,几股原本不成气候的土匪,近来突然活跃,装备也好了不少。我怀疑……”
“怀疑有人给他们送钱送粮送兵器,让他们给我们找麻烦?”韩琦眼中寒光一闪。
“十有八九。”富弼点头,“还有那些被裁汰的冗官、被触动了利益的士绅,他们不敢明着对抗朝廷,但使点阴招,鼓动闹事,甚至勾结匪类,制造混乱,让我们新政推行不下去,他们干得出来。”
韩琦在屋里烦躁地踱步。他带来了一队靖安军老兵,有百余人,弹压普通骚乱够用。但面对这种遍地开花的软抵抗、阴招,还有可能存在的官匪勾结,这点兵力,杯水车薪。
“范公在汴京,压力只怕更大。”富弼叹道,“夏竦他们虽不在其位,但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天天上书攻讦,说江南民怨沸腾,皆因新政暴虐。陛下……已经连发三道上谕,询问江南局势,言语间已有疑虑。”
“我们不能退!”韩琦站定,斩钉截铁,“一步都不能退!退了,新政就真完了!汉王在六路搞得风生水起,我们这里却一地鸡毛,以后这朝堂,还有我们说话的份吗?还有脸提什么革新?”
“可硬来……我怕激起真正的民变。”富弼忧心忡忡,“那些胥吏、豪绅,巴不得我们动用武力,把事情闹大。”
韩琦沉默了。这是个死结。不用重典,无法打破僵局;用了重典,就可能落入圈套,背上“暴政”的骂名,给汴京的反对派递刀子。
就在这时,一名亲兵急匆匆进来,递上一封火漆密信:“大人,京兆府,汉王急件!”
韩琦和富弼精神一振,连忙拆开。信是林启亲笔,不长,只有寥寥数语:
“希文、稚圭、稚圭(韩琦字)共鉴:江南事,已知悉。彼辈所恃,无非盘根错节,煽动裹挟。当以快刀斩乱麻,不可陷入缠斗。建议:一,行辕移驻江宁府治所,以示决心。二,张榜安民,详释新法,言明火耗归公、清丈田亩,乃为减民负、惩贪墨,所惩者,贪吏劣绅也,与良民无涉。可许百姓检举胥吏贪墨、豪绅隐田,查实重奖。分化瓦解,孤立首恶。三,对串联罢岗、煽动闹事、勾结匪类之首恶,不必拘泥司法,可由行辕会同地方驻军,以‘平乱’之名,行雷霆手段。名单附后(空白)。四,靖安军老兵,可分散至各紧要处,协助弹压,但首要为保护行辕及尔等安全。江南驻军,若有异动,可持我手令(附后),就近调蜀中或京兆边军入镇。然,慎用。五,经济手段可并行。凡顽固抵抗之州县,暂停其与六路之茶叶、蜀锦、铁器等大宗贸易。勿虑,京兆货物,不愁销路。江南富庶,商人重利,彼内部自会生乱。总之,行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但有所需,京兆钱粮军械,旦夕可至。林启手书。”
信末尾,果然附了一份盖有“平章军国重事”大印的空白手令,和一个“汉王令”的小印。
韩琦和富弼看完,对视一眼,长长松了口气,随即又感到一股寒意。
林启这封信,狠,准,稳。
分化瓦解,经济制裁,甚至不惜动用军队镇压,还要搞“清侧名单”(空白,让他们自己填)。这完全不是范仲淹那种“致君尧舜”的君子手段,而是赤裸裸的权术和实力碾压。
但不得不说,这可能是打破江南僵局唯一有效的方法。
“汉王……这是把刀递到我们手上了。”富弼喃喃道。
“也把骂名,分了一半过去。”韩琦看着那空白手令和“可调边军”的字样,眼神复杂,“他料定我们不敢轻易调兵,但有了这个底气,行事便不必过分顾忌。至于经济手段……暂停贸易,这比大军压境还狠。江南那些豪绅,生意遍布天下,断了和西边六路的商路,就是断他们一大财源。商人逐利,他们会逼着地方官妥协。”
“干吧!”韩琦将信拍在桌上,眼中重新燃起火焰,“汉王说得对,快刀斩乱麻!先按他说的,张榜安民,分化瓦解!同时,秘密调查,将那些串联闹事、勾结匪类的首恶,给我一个一个揪出来!这空白名单……该填的时候,我韩稚圭来填!骂名,我来背!”
富弼也下了决心:“好!我即刻安排人,详拟安民告示,派干员深入乡里宣讲。同时,与江宁府、润州、常州等地的商会接触,透露些许风声……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两人都清楚,用了林启的方子,就等于彻底绑上了林启的战车。但事到如今,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要么在江南撞得头破血流,新政夭折,他们沦为笑柄;要么,借着林启递来的刀,杀出一条血路,证明自己这条“改良”之路,也能走通。
江南的天空,阴云密布,惊雷隐隐。
而在数千里外的蜀中成都府,年轻的世子林安,正在周荣的指导下,审阅着一份关于“将蜀中部分官营盐井转为‘皇家商行特许招标’试点”的详案。他看得仔细,时而提问,时而沉思。
窗外,是蜀中闷热而潮湿的夜,但改革的风暴,已然在六路和江南,同时席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