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他才发现，自己闯了祸。


    刚才那一击太过用力，鲜血溅得墙壁上、顶棚上到处都是，被褥和枕头上更是沾满了血，根本无法清理干净。


    他坐在黑暗中，沉默了很久，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补救的办法。


    他起身，抱起染血的铺盖，走出牛房，在院里找了个偏僻的角落，点燃了火柴。


    火焰“腾”地一下窜起，照亮了他冷漠的脸。


    被褥在火中燃烧，发出“噼啪”的声响，冒出滚滚黑烟，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布料味和淡淡的血腥味。


    他一直等到被褥烧成灰烬，才用沙土把灰烬埋得严严实实。


    做完这一切，天已经快亮了。


    他又拿起扫帚，把牛棚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从屋里拎来水桶，洒上清水——这就是后来田守水看到的，被收拾得异常干净的牛棚。


    王峰的疑点越来越多，可他的抵赖方式只有一种：死不认账。


    为了让他开口，狱方把他关进了小号，单独羁押。


    小号里阴暗潮湿，空间狭小得只能容下一个人蜷缩着，日夜不见天日，只有送饭时才会有一丝光亮。


    三个月里，他被提审了无数次，吃了不少苦头，可他依旧一口咬定，傅克军是3月21日凌晨5点带着行李骑马离开的。


    “我亲眼看着他走的，骑着马，背着行李，说去团场送牛奶，之后就没回来。”


    他的语气平静得像在叙述别人的事情，眼神里没有丝毫破绽。


    面对墙上的血迹，他始终坚持那是傅克军和李宝玉以前打架时溅上的。


    “他们俩以前总打架，打得头破血流，那些血点子，就是那时候弄上的，我没在意，也没清理。”


    审讯室的灯光依旧惨白，王峰坐在铁椅上，腰背挺得笔直，脸上没有丝毫慌乱。


    面对王永康副科长的反复盘问，他不仅死不认账，反倒主动开口，抛出了一整套精心编织的谎言。


    “傅克军那人心思根本不在监狱里，”王峰的声音沙哑却条理清晰，眼神平静得像在陈述别人的故事，“他在外边勾搭上了一个女人，是团场附近的，经常偷偷给人家送牛奶，去年过年还托人带了本挂历过去，为了那女人，他好几次夜不归宿，我们都见怪不怪了。”


    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细节，又补充道：“他还总去另一个女人家赌博，那女人来过牛房找过他两回，两人关着门嘀咕，说要一起出去做生意，赚大钱。


    傅克军在赌桌上欠了不少债，外面有人追着要，他自己跟我说过，早晚要跑出去躲债。”


    王峰甚至编出了更具体的情节：“他还总跟一些地方上的陌生人来往，神神秘秘的，说伊犁口岸有门路，能倒腾东西赚大钱，念叨了好多次，说等凑够了本钱就走。”


    他罗列的“线索”越来越多，条理清晰，细节详实，仿佛傅克军的逃跑早已是意料之中的事——为了女人可以跑，为了躲债可以跑，为了做生意更可以跑。


    王永康盯着他的眼睛，试图从那片麻木的深潭里找到一丝破绽，可王峰的眼神始终平静，没有丝毫闪烁。


    这些辩解漏洞百出，狱方自然不会轻易相信。


    可关键问题在于，他们搜遍了监狱周边的戈壁、荒滩，动用了警犬，甚至扩大范围到几十公里外的农垦团场，始终没能找到傅克军的尸体。


    没有尸体，就无法确认傅克军已经死亡，更无法给王峰定罪。


    王峰的抵赖简单而顽固：要么装傻充愣，无论问什么都摇头说“不知道”；要么干脆一言不发，任凭审讯人员磨破嘴皮，他就是拒不认账。


    小号的阴暗潮湿没能打垮他，一次次的提审没能让他松口，三个月的单独羁押，他硬生生“硬挺”了过来。


    1994年7月，距离傅克军失踪已经四个月，案件依旧没有任何突破。


    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狱方只能暂时搁置此事，王峰被要求写下保证书后，重新回到了牛房，继续放牛。


    没人知道，这个沉默的男人心里在想什么。


    他依旧每天沉默地放牧、挤奶、清理牛棚，仿佛半年前李宝玉的失踪、四个月前傅克军的消失，都与他毫无关系。


    只有在没人注意的时候，他看向远方戈壁的眼神，才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狠厉。


    时间过得飞快，两年转瞬即逝。


    1996年3月7日，因改造表现“良好”，王峰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


    走出新安监狱的那一刻，他抬头看了看新疆的天空，没有喜悦，没有激动，只有一片死水般的平静。


    3月12日，他登上了返回天南的火车，身上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仿佛只是完成了一次普通的远行。


    很少有人知道，王峰的身上藏着一个秘密。


    当年牛棚顶棚搜出的95发子弹被劳改中队没收后，他心里始终惦记着“武器”。


    重新回到牛房放牛后，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一次，新疆遭遇罕见的强沙尘暴，狂风卷着沙粒，能见度不足一米。


    附近牧民的一群羊在风暴中迷了路，误入了监狱的草场。


    王峰发现后，没有上报，而是悄悄把羊群赶到了草场深处的一个土坡后，藏了起来。


    风暴过后，牧民焦急地四处找羊，最终找到了监狱。


    王峰主动找上门，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你的羊闯进我们的草场，按规矩是要罚款的。


    不过我可以帮你找回来，前提是，你得给我点‘补偿’。”


    牧民急着找回羊群，连忙问：“你要什么？”


    “我听说你那儿有子弹，”王峰的声音压得很低，眼神锐利，“3包步枪子弹，50发手枪子弹，一手交弹，一手交羊。”


    牧民脸色大变，连连摆手：“没有没有，我哪儿来的子弹？”


    “你有没有，自己心里清楚。”王峰的语气冰冷，“给你三天时间，要么拿来子弹，要么你的羊就留在这儿。”


    牧民知道监狱的规矩，也怕把事情闹大，最终还是妥协了。


    三天后，他偷偷给王峰送来了75发步枪子弹和50发手枪子弹。


    王峰把子弹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包好，埋在了监狱附近一条干涸的水渠底下，做了隐蔽的标记。


    释放那天，他特意绕路去了水渠边，趁着没人，挖出了子弹，用布条一层层缠在腰间和腿上，外面套上衣服，小心翼翼地带上了火车。


    一路颠簸，他始终面无表情，没人能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刑满释放人员，身上藏着足以致命的武器。


    回到天南后，王峰很快就露出了獠牙。


    他在京西连续作案4起，手段残忍，开枪杀人毫不犹豫，一时间人心惶惶。


    可就在警方全力追查、布下天罗地网时，他却突然停止了一切活动，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天南市公安局制定了“抓现行”的方案，他们判断，一般的犯罪分子连续作案后，会有作案“惯性”，更何况王峰抢劫短枪的目标尚未达成，大概率会继续作案。


    可他们低估了王峰的狡猾。


    王峰早已觉察到警方的行动，街头增多的巡逻警察、社区里的走访排查，都让他意识到，天南已经不能再待了。


    但他没有慌乱，反而像个旁观者一样，悄悄关注着警方的动向，心里甚至有一丝莫名的兴奋——他喜欢这种与警方周旋的感觉。


    “天南不能干，就去外地。”王峰心里盘算着，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地名——徐水。


    那是他的老家，小时候跟着母亲回去过几次，他记得村子附近有一家兵工厂，文革期间造过枪。


    这是王峰典型的反常规思维。


    常言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可他偏偏喜欢在熟悉的地方“做事”。


    卧牛县是他家，黄杨是去二姐家的必经之路，徐水是他的老家，在这些地方，他会觉得踏实、有底气，仿佛熟悉的环境能给他带来安全感。


    1996年7月，天气炎热，天南的空气潮湿闷热。


    王峰背着一个简单的帆布包，来到了木樨园长途客运站。


    车站里人声鼎沸，南来北往的旅客摩肩接踵，空气中夹杂着汗味、烟草味和食物的香气。


    他买了一张去徐水的车票，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低着头，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下午两点，长途汽车准时到达徐水县城。


    王峰下了车，看着眼前陌生的街道，愣住了。


    几十年过去，徐水的变化太大了，高楼拔地而起，街道宽阔整洁，他记忆中的老房子、土路早已不见踪影，一时间竟有些茫然无措。


    他没有停留，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出了县城，周围渐渐开阔起来。


    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绿油油的玉米长势喜人，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庄稼的清香。


    走着走着，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座兵营，灰色的围墙，整齐的营房，门口站着两名哨兵，穿着笔挺的绿军装，身姿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