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威廉姆斯教授团队的最终报告和治疗方案，以一份三十七页的详尽文件，呈现在顾彦承和穆禾面前。


    方案是全英文的，图表精密，术语严谨，每一条建议都附有循证医学的依据等级和预期疗效评估。顾彦承逐字逐句地看完，指尖在文件边缘停留了很久。


    第一条，赫然写着：


    “建议患者脱离高压力、高应激职业环境，暂停临床工作至少六个月。昼夜节律紊乱是当前内分泌轴功能恢复的最大障碍，必须优先解决。”


    穆禾坐在他旁边，也看到了这一条。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将视线移开，望向窗外初冬灰白的天光。那沉默里没有惊讶，没有愤怒，甚至没有失望——只有一种“果然如此”的了然，和了然之后更深的无力。


    顾彦承转过头，想说什么，却看见她垂下的睫毛轻轻颤了一下。那一下，极轻，却像一根针，精准地刺在他心上最软的地方。


    他忽然明白：她早就猜到了。


    从那一系列细致的检查开始，从教授反复询问她的工作强度、值班频率、睡眠剥夺后的身体反应开始……她比自己更清楚这副躯壳的极限在哪里。


    只是她从来不说，假装不知道，假装这份报告里会有一条神奇的捷径，可以让她不必在“热爱的事业”和“健康的身体”之间做抉择。


    而现在，那条路，清清楚楚地写着：此路不通。


    她没有哭，也没有争辩，甚至没有像上次谈论辞职时那样，认真地告诉他“我不想放弃”。


    她只是安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然后把选择权，或者说，把这道无解的题，无声地交到了他手里。


    那一刻，顾彦承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意识到：他不能替她做这个决定。


    如果他要求她遵从医嘱，那就是用“为你好”的名义，亲手剥夺她唯一能证明自己价值、获得自我认同的阵地。她会在听话的调养中，渐渐枯萎。


    如果他说“我们不管它”，那就是用爱的名义，纵容她继续消耗早已透支的生命。她会在坚持的骄傲中，加速坠落。


    这是一道无解的题。而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以为“爱能解决一切”的年轻男人了。


    他没有当场对穆禾说什么，只是合上报告，轻轻握住她的手：“先不急着决定，我再和教授沟通一下。”


    第二天下午，顾彦承单独约见了威廉姆斯教授。


    医院的会议室里，阳光透过落地窗倾泻而下，照得满室明亮温暖。教授银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金丝边眼镜后的蓝眼睛沉静而温和，像一位见过太多生老病死、也见过太多爱与妥协的智者。


    顾彦承没有客套，开门见山：“教授，第一条建议，我们需要找到替代方案。”


    他语气平稳，却带着一种不容动摇的坚定：“穆禾不是不愿意配合治疗。恰恰相反，她比任何人都渴望康复。但‘暂停工作’对她来说，不是休息，而是另一种损耗。她的自我认同、成就感、情绪调节能力，都和她的职业深度绑定。如果强行剥离，她会在无所适从中陷入更深的抑郁，身体状态只会更糟。”


    他顿了顿，望向教授的目光坦诚而恳切：“这不是抗拒医嘱，是我对她十年的了解。我相信，身心同治的前提，是尊重患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全部需求。”


    威廉姆斯教授摘下眼镜，用绒布缓缓擦拭着，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点了点头，嘴角甚至浮现出一丝极淡的笑意。那笑意里没有不悦，反而有一种“我果然没看错”的释然。


    “顾先生，” 教授说，带着口音的英语听来有些迟缓，却每一个字都清晰，“你是我见过的，极少数真正理解‘治疗’与‘治愈’区别的家属。”


    他重新戴上眼镜，翻开穆禾的评估报告：“她的心理评估显示，职业成就是她创伤后重建自我价值最重要的支柱。强行拆除这根支柱，确实可能适得其反。”


    他沉吟片刻，拿起笔，在报告边缘写下几行潦草的英文备注。


    “那么，我们调整方案。暂停工作的建议，改为‘优化工作环境’——减少夜班频率，缩短单次连续工作时长，增加间隔休息。


    同时，引入针对高知职业女性的认知行为疗法模块，帮助她在维持职业功能的同时，修复副交感神经功能。”


    他将修改后的方案推过来，目光平和：“这不是最优解，是次优解。恢复速度会比完全休息慢至少一倍。但是，这是她能坚持走下去的路。”


    顾彦承接过那份沉甸甸的报告，看着教授新添的那几行备注。他没有说“谢谢”，因为这个词太轻了。他只是郑重地、缓慢地点了点头，将报告合上，贴在胸前。


    他知道，这不是教授对科学的妥协，而是对“一个人为什么而活”的深刻理解。


    他也知道，从这一刻起，穆禾的治疗不再是“修复一件受损的器物”，而是“陪一棵扎根很深的树，重新找到生长的方向”。


    送别安排在第三天清晨。


    机场VIP通道里，威廉姆斯教授与穆禾握手告别。老人没有说太多医嘱，只是看着她，用略显生涩的中文说：“照顾好自己，不仅是身体，还有这里。” 他指了指心口。


    穆禾眼眶微热，用力点头。


    顾彦承送教授到安检口。最后分别时，教授忽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


    “顾先生，” 他说，蓝眼睛里倒映着机场清冷的晨光，“医学能治愈的疾病，远远少于不能治愈的。大部分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帮助病人带着疾病，好好活下去。”


    他顿了顿，唇角又浮起那种洞明一切的笑意：“你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其实没有帮到你太多。”


    他转身，银白的发丝在通道的逆光里像一簇温柔的蒲公英，渐渐消失在安检门后。


    顾彦承站在原地，很久没有动。


    穆禾走过来，轻轻挽住他的手臂。她没有问教授最后说了什么，只是将头靠在他肩上，望着落地窗外一架腾空而起的飞机，银翼在冬日的阳光下划出一道锐利的光。


    “我们回家吧。” 她说。


    “嗯，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