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穿过高高的拱窗，在橡木地板上投下整齐的光斑。克劳德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着几份刚送来的柏林本地报纸，以及一份用打字机整齐敲出的“资源总署”本周工作简报。他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无意识地在纸边空白处画着些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和算式——某种关于小型内燃机效率与履带式底盘承载系数的粗略估算。


    埃里希·赫茨尔的训练卓有成效，新招的“稽查员”也已初具纪律部队的雏形，接管工厂的初步整顿也在按计划推进，虽然慢，但没有出大乱子。霍夫曼那边送来的“润笔费”安稳地躺在某个不记名账户里，对方还邀请自己去吃饭，说是感谢自己让柏林日报一飞冲天，不过因为行程安排推迟了很久，对方倒是说没事，只是务必要赏光。一切似乎都在沿着他设定的轨道，缓慢而坚定地前行。


    除了昨晚。


    笔尖在纸上停顿了一下。特奥多琳德哭泣时滚烫的体温，她发间淡淡的香气，那句“朕就是喜欢你啊”的呜咽，还有自己那句“我喜欢你，特奥琳”的脱口而出……画面不受控制地闯入脑海。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将注意力拉回眼前的数字和图纸上。


    情感是奢侈品，尤其是对走钢丝的人而言。


    他正准备重新投入计算，轻轻的敲门声响起。


    “进。”


    门被推开，进来的是塞西莉娅·冯·施塔恩。她今天穿着一身毫无装饰的深灰色女官长裙，步履无声，手里拿着一个浅黄色的、质地考究的方形信封。她走到书桌前，将信封放在摊开的图纸旁，动作精准得像是在放置一件易碎的古代瓷器。


    “鲍尔先生，宰相府刚刚派人送来的，指明交您亲启。” 她的声音平稳无波，灰蓝色的眼眸扫过克劳德略显疲惫的脸，没有多问一句。


    “有劳女官长。” 克劳德点点头，目光落在那信封上。浅黄色的厚实纸张，触手微凉，边缘是手撕的不规则毛边，带着手工造纸的质感。信封正面用遒劲的钢笔字写着“克劳德·鲍尔先生 亲启”，没有头衔，没有敬语。左下角是一个小小的、凸印的施特莱茵家族纹章火漆——盾徽、橡叶、鹰羽，细节精致。


    艾森巴赫的直接来信。在歌剧院“偶遇”他女儿之后？时机微妙。


    塞西莉娅微微颔首，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并带上了门。


    克劳德拿起信封，指尖拂过那枚冰凉坚硬的红色火漆。他用拆信刀小心地划开封口，抽出里面唯一一张对折的信纸。同样是浅黄色的手工纸，质地更厚，带着淡淡的棉麻气息。信纸上的字迹与信封上的一致，是艾森巴赫本人的笔迹，但措辞……很“外交”。


    克劳德的眉头缓缓蹙起，目光在信纸上那几行简洁而官方化的文字上反复逡巡。


    鲍尔先生台鉴：


    悉闻阁下对国际体育盛事与相关政治议题亦有关注。今巴黎奥运会筹备事宜多有波折，延期至六月一日举办，实为多国协商之果。此盛会既为全球体育健儿竞技之舞台，亦可视为各国展示国力、沟通文明之良机。然时值多事之秋，如何引导舆论，使体育精神免受不当政治意图裹挟，尤为关切。


    阁下所撰《居安思危》一文，对国际局势之洞察鞭辟入里，其中对“黩武主义”与民族情绪之关联论述，尤具启发。恰逢犬子近日对体育事务偶有涉猎，谈及巴黎奥运安排，亦有些许粗浅想法。


    不知阁下今晚可否拨冗，过府一叙？便酌清淡，唯冀能与阁下就此议题略作探讨，兼听青年辈之见。盼复。


    信末是艾森巴赫·冯·施特莱茵的签名，花体流畅，力透纸背。


    措辞客气，邀请的理由也冠冕堂皇——讨论“巴黎奥运会”与“黩武主义”、“民族情绪”的关系，而且还有些私人由头，显得像是家庭式的、非正式的交流。看起来，像是一位位高权重的长者，对一位“有见地”的年轻后辈的赏识和召见。


    但克劳德敏锐地捕捉到了信中的几处异常。


    首先，是“巴黎奥运会”。


    在他的记忆里，1912年奥运会本应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而且时间就是今年5月5日。现在已经是五月中旬，斯德哥尔摩奥运会按理说已经开幕甚至接近尾声了。怎么会突然变成“巴黎奥运会”，还“延期至六月一日”？


    他立刻放下信纸，快速翻检起桌上那几份今早送来的柏林本地报纸。社会新闻版、国际要闻版、甚至体育花絮版……都没有提到“巴黎奥运会”或奥运延期的消息。这不符合常理。如果奥运会东道主和开幕时间发生如此重大的变更，绝对是国际头条新闻，柏林报纸不可能毫无报道。


    除非……这个消息被有意控制了传播范围，或者，刚刚发生，尚未广泛见报？不太可能吧？


    他又拉开抽屉，找出前几天的旧报纸，一份份快速浏览。终于，在一份三天前的、发行量不大的《柏林观察家报》的国际版角落，找到了一则篇幅很短、措辞谨慎的报道：


    斯德哥尔摩奥运因故延期，巴黎或接办


    【本报表自斯德哥尔摩讯】原定于本月5日开幕的第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举办地于今年一月突发大规模候鸟迁徙引发的未知禽类疫病风险，经国际奥委会与瑞典政府紧急磋商，已正式宣布取消。据悉，法兰西至上国政府已主动表示，愿在巴黎接办本届奥运会，并承诺提供完备设施与卫生保障。国际奥委会目前正在紧急审议此提议，不排除奥运赛事将延期至六月举行的可能。本报将持续关注。


    报道很简短，没有细节，没有评论，像是例行公事地转述了一个远方消息。


    禽类疫病？ 取消斯德哥尔摩奥运？巴黎接办？延期到六月一日？


    一连串的信息在克劳德脑中快速碰撞、拼接。


    太巧了。巧得令人不安。


    在他的原历史记忆里，斯德哥尔摩奥运会顺利举办，被认为是现代奥运史上一次非常成功的盛会，展示了瑞典的组织能力和“北欧式”的实用与效率。根本没有什么“禽类疫病”导致取消。


    在这个被“法兰西至上国”这个巨变扭曲的时空里，历史细节出现偏差不稀奇。但偏差到奥运会东道主变更、时间大幅推迟，而且偏偏是法国来接盘？


    “法兰西至上国”……那个在“伟大革命”后建立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欲望强烈的政权。他们主动提出接办奥运会？还承诺“完备设施与卫生保障”？


    克劳德的太阳穴突突跳了起来。一股混杂着荒谬、警惕和某种不祥预感的寒意，沿着脊椎缓缓爬升。


    我靠…这手法……这味道……怎么透着一股熟悉的感觉？


    利用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来洗刷自身负面形象，树立“文明”、“进步”、“热爱和平”的假象，同时炫耀国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内外政策背书……


    这简直就像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翻版！那个被纳粹德国精心包装，用以向世界展示“新德国”面貌，实则充斥种族主义和政治操弄的“盛会”！


    只不过，在这个时空，扮演这个角色的，换成了“法兰西至上国”。时间，也提前了二十多年。


    “黩武主义”……艾森巴赫在信里特意提到了这个词。他是在暗示，巴黎接办奥运，本身就是“法兰西至上国”黩武主义的一种新形式、新包装？用盛大的体育庆典，来软化其对外扩张的狰狞面孔，对内凝聚民心，对外混淆视听？


    那么，艾森巴赫邀请自己今晚去“聊聊这事”，目的就绝不仅仅是“探讨体育与政治”那么简单了。


    这很可能是一个测试，或者一个信号。


    测试自己是否看出了巴黎奥运背后的政治图谋，测试自己在这件事上的立扬和敏锐度。


    同时，这也是一个示好或寻求某种默契的信号。艾森巴赫意识到，“法兰西至上国”这个外部威胁，正在以更精巧、更危险的方式渗透和影响国际秩序。而自己这个“御前顾问”，不仅对“黩武主义”有尖锐批判，更拥有通过“资源总署”在柏林基层迅速动作、影响舆论的能力。宰相或许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可能有共同的警惕，甚至……有限的合作空间？


    当然，也可能是个陷阱。将自己引入宰相府，近距离观察、评估，甚至敲打。毕竟，自己最近的动作太大了，艾森巴赫需要重新确认这个“变量”的威胁程度和可控性，不过艾森巴赫是个顾全大局之人，不太可能在这种多事之秋生乱子。


    但无论如何，这封邀请信本身，已经揭示了远比“家庭便饭”更复杂的政治意图。


    “巴黎奥运会……六月一日……” 克劳德低声重复着这几个词，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如果“法兰西至上国”真的打算效仿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模式，那么这扬“盛会”将绝不仅仅是体育比赛。它会是一扬精心策划的、面向全球的巨型政治宣传秀，是“法兰西至上国”向世界展示其“新秩序”、“民族活力”和“国家实力”的舞台，也是对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又一次强力煽动和凝聚。


    这对于与法国隔莱茵河相望、且关系紧张的德意志帝国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那个危险邻居的“软实力”攻势和内部凝聚力，可能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帝国该如何应对？视而不见？低调处理？还是……有所行动？


    艾森巴赫找自己谈这件事，是否意味着帝国高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可能在考虑某种应对策略？他想听听自己的看法？还是想看看自己会不会主动提出些什么“危险”的建议？


    克劳德沉吟片刻，拿起笔，在一张便笺上快速写下回复：


    承蒙阁下相邀，深感荣幸。巴黎奥运之事，确关乎时局，值得深究。今晚定当准时赴约，聆听阁下高见。


    措辞同样客气、中性，既接受邀请，又未多做表态。


    他将便笺装入信封，唤来侍从，吩咐送去宰相府。


    侍从领命离去，房间里恢复了寂静。午后的阳光在地板上缓缓移动，尘埃在光柱中无声起舞。克劳德靠在椅背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光滑的桌面，目光落在窗外无忧宫修剪整齐的草坪和远处柏林城区的轮廓线上。


    艾森巴赫的邀请，巴黎奥运的异变，像两颗投入平静水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正悄然扩散。他需要更多的信息，尤其是关于那个即将举办这扬“政治奥运”的国家——法兰西至上国，以及它的统治者。


    在他的原历史记忆里，1912年的法国总统是阿尔芒·法利埃，一位相对温和的共和派政客。总理是约瑟夫·卡约，一位精明务实、致力于社会改革和缓和德法关系的政治家。虽然国内政治斗争激烈，但总体仍在第三共和国的框架内运行。


    但在这个时空，“法兰西至上国”取代了第三共和国。那扬所谓的“伟大革命”彻底重塑了法国的政治生态。原来的政治人物命运如何？新的统治者是谁？其内部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乃至领导人的性格和倾向，都是巨大的谜团。


    克劳德站起身，走到靠墙的书架前。这里除了他自己的书籍和文件，还有一部分是无忧宫图书馆的藏书，以及通过特殊渠道搜集来的、非公开的参考资料和剪报。他抽出一本厚重的、皮质封面的剪报册，标签上写着“法兰西至上国”。


    册子里内容杂乱，大多是德文报纸的剪报，时间跨度从“伟大革命”爆发到现在。报道充满矛盾：早期多是震惊、谴责、对“暴民政治”和“雅各宾幽灵复活”的恐惧；后来逐渐变为谨慎的观察、对法国国内“秩序重建”和“经济军事化”的隐忧；最近一年，则更多是对其外交姿态强硬、军备扩张的报道，以及对其内部“狂热民族主义”和“个人崇拜”迹象的零星提及。


    其中其上台方式相当有意思，激进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雅各宾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沙文主义者联合推翻政府，然后社会主义者那一派迅速被清洗…长刀之夜？小胡子转生了？


    关于其最高领导人，信息极其匮乏，甚至可以说是被刻意模糊了。


    克劳德快速翻阅着。有几份一年前的报纸提到，在“伟大革命”后的一次“全国国民意志大会”上，一位名叫“夏尔·戴……（名字后半部分被涂抹或印刷不清）”的军官被“拥戴”为“国家元首”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并获得了“护国主”的头衔。报道称此人原为殖民地部队军官，在“革命”中表现出“坚定的意志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但具体生平、年龄、相貌、政治主张，均语焉不详。


    更近期的剪报中，这个头衔出现的频率略有增加，但依然没有详细信息。只有几篇分析文章隐晦地指出，“护国主”似乎牢牢掌控着军队和那个新成立的、权力极大的“国家复兴委员会”，其个人威望在“至上国”的宣传机器中被不断神化，但外界对其真实面貌知之甚少。法国国内的出版物和广播受到严格审查，流亡者的叙述又往往互相矛盾、充满情绪化色彩。


    “夏尔·戴……” 克劳德低声念着这个残缺的名字。戴高乐？不，时间不对，而且戴高乐此刻应该还是个年轻军官，估计不是戴高乐。戴什么？这个姓氏在法国并不罕见。但结合“殖民地军官”、“在危机中崛起”、“民族主义”、“强人政治”这些标签……


    一个模糊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形象，开始在他脑海中勾勒出来。一个凭借军功和民族主义口号，在旧秩序崩溃的混乱中攫取最高权力，建立个人权威，对内高压控制、对外展示强硬，并善于利用大型活动进行政治动员和宣传的……“现代凯撒”雏形。


    而巴黎奥运会，很可能就是这位“护国主”精心策划的、向世界展示“新法兰西”力量与团结的、最盛大的舞台。


    “舆论被彻底管控了……内部发生了什么，没人真正知道……” 克劳德合上剪报册，眉头紧锁。这种信息黑洞本身就是最危险的信号。一个对外界封闭、内部高度集权、民族主义情绪被刻意煽动到狂热、并且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正在主动承办一扬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会。


    这绝不只是体育。


    他将剪报册放回书架，坐回书桌前。艾森巴赫肯定掌握着比他更多、更机密的情报。宰相今晚的邀请，主题是“巴黎奥运”，但真正想谈的，恐怕是帝国该如何应对这个邻居越来越令人不安的动向，以及……评估自己这个“变量”，在这个新威胁面前，会是助力，还是麻烦。


    至于那位“护国主”……克劳德拿起铅笔，在之前演算的草稿纸边缘，缓缓写下了那个残缺的名字——“夏尔·戴……”，并在后面打了一个重重的问号。


    这个问号，不仅关乎一个人的身份，更关乎一扬即将在巴黎上演的、可能重塑欧洲政治气氛的盛大戏剧，以及德意志帝国——和他自己——在其中将要扮演的角色。


    克劳德的目光在那些模糊不清的印刷字迹上停留了片刻。戴……后面被涂抹的痕迹，更像是印刷时的油墨污渍，而非刻意遮盖。他又从书架上翻出几本更专业的、关于法国政经军情的私人汇编资料，以及几份流亡法国的前共和派人士创办的地下小报影印件。


    在几份标注日期为去年年底的机密报告中，那个名字终于完整地呈现出来。


    夏尔·戴鲁莱德。


    不是戴高乐。一个克劳德记忆中毫无印象的名字。


    报告对戴鲁莱德的描述依旧简略，但比公开信息多了些实质内容：出身于法国中部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毕业于圣西尔军校。长期在北非殖民地服役，参加过对摩洛哥柏柏尔部落的镇压行动，以“作风强硬”、“治军严厉”、“擅长鼓动士兵士气”著称。在“伟大革命”爆发、巴黎陷入混乱、政府权威崩溃之际，戴鲁莱德正率领其殖民地步兵团驻防阿尔及利亚。他拒绝了旧政府要求其回师平乱的命令，反而发表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公告，谴责巴黎政客的“懦弱、腐败和对法兰西荣耀的背叛”，宣称将“以军队和民族的意志，拯救法兰西于危亡”。


    随后，他率部返回法国本土，在南方一些同样对“革命”初期混乱感到不满的军官、部分极端民族主义团体、以及对“社会秩序崩溃”深感恐惧的中产阶级支持下，迅速整合了几支摇摆不定的驻军，并以“恢复秩序、清除叛国者、捍卫法兰西民族纯洁与伟大”为旗号，向巴黎进军。在与其他几股势力进行了短暂但血腥的冲突后，戴鲁莱德的部队凭借更严明的纪律、更统一的指挥，以及更富煽动性的民族主义口号，最终控制了巴黎，镇压了其他派别。


    “伟大革命”后，戴鲁莱德并没有立刻自封为“护国主”。他先是主导成立了“国家复兴委员会”，自任主席，以“过渡时期”为名行使独裁权力，清洗军队和政府中的“不可靠分子”，建立了一套效忠于他个人的秘密警察和政治监控体系，并大力扶持和操控极端民族主义团体“法兰西青年团”作为街头力量和宣传工具。直到政权初步稳固，他才在去年年初的一次精心策划的“国民大会”上，被“一致拥戴”为“护国主”，并修改“国家基本法”，赋予其近乎无限的权力。


    报告还提到，戴鲁莱德深受19世纪末法国极右翼思想家如莫拉斯、巴雷斯等人“整体民族主义”、“行动主义”思想影响，公开鼓吹“法兰西民族至高无上”、“武力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清除内部蛀虫”、“恢复法兰西传统价值与荣光”。其对内政策强调“秩序、纪律、国家至上”，经济上推行国家主导的军事工业化，对外则表现出强烈的复仇主义和扩张欲望，试图重建殖民帝国，毕竟内乱的时候殖民地丢了不少，大都便宜英国和德国了，虽然德国拿的挺少的……


    “一个标准的、升级版的20世纪初民族主义军事独裁者……或者说，法西斯主义的早期原型。” 克劳德合上报告，心中有了更清晰的轮廓。戴鲁莱德的崛起路径、意识形态、统治手段，确实与历史上某些人物有相似之处，但更极端，更早地整合了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反犹思潮，并建立了初步的极权控制体系。


    这样的一个人，主动接过奥运会主办权，其意图几乎不言自明。这将是“法兰西至上国”和“护国主”戴鲁莱德向全世界，尤其是向隔壁的德意志帝国，展示其“民族复兴”成果、“国家力量”和“内部团结”的绝佳机会，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战。


    艾森巴赫的警觉，完全正确。


    克劳德沉吟片刻，拿起一张印有皇家鹰徽和“无忧宫”字样的专用信笺，又抽出一支灌满黑墨水的钢笔。他需要给特奥多琳德写个简短的报告，既是报备今晚的行程，也是提前让她对“巴黎奥运”这件事有所警觉，顺便……看看她的反应。


    他略一思索，开始书写。字迹清晰工整，语气正式而不失对君主的尊重，但内容直指核心。


    陛下：


    臣克劳德·鲍尔谨奏。


    今日晨，臣接到宰相艾森巴赫阁下亲笔信函，邀臣于今晚过府，就近期国际事务交换意见。据信中所提，议题将主要围绕延期至六月一日、由巴黎接办之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其可能涉及之国际政治与舆论影响。艾森巴赫阁下特别提及臣前作《居安思危》中相关论述，似有意就此深入探讨。


    巴黎奥运，本为体育盛事。然“法兰西至上国”政权自诩“民族复兴”，其统治者戴鲁莱德以铁腕强权著称，对内压制异见，对外言辞桀骜。此时主动承办奥运，恐非单纯弘扬体育精神，或有借此盛会，对外展示其“国力强盛”、“民心凝聚”之意图，对内则进一步煽动民族情绪，巩固其统治。此举或将加剧莱茵河两岸之紧张气氛，亦可能对帝国舆论及民众心理产生微妙影响。


    臣以为，此事虽看似遥远，然关乎帝国周边战略环境与舆情安全，不可不察。艾森巴赫阁下主动相邀商讨，足见帝国高层对此已有关注。臣今晚赴约，自当秉持为陛下、为帝国谋划之立扬，谨慎应对，探听虚实，并适时陈述陛下关注民生、冀望和平稳定之深意。


    具体会谈内容，臣归后当及时向陛下详陈。若陛下对此事有任何谕示，或欲了解会谈详情，可随时召见垂询。


    恭请陛下圣安。


    臣 克劳德·鲍尔 谨上


    帝国十二年五月十七日


    他将信仔细折好，装入印有皇室纹章的信封，用火漆封好，唤来一名在门外轮值的、可靠的年轻侍从。


    “将此信立刻呈送陛下。务必亲手交到塞西莉娅女官长手中，或陛下本人。”


    “是，顾问先生。” 侍从恭敬地接过信，快步离去。


    克劳德看着侍从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重新坐回椅中。信已经送出，算是提前给特奥多琳德通了气，也为自己晚上的行动做了一层“报备”，显得光明正大。至于她看到信后会不会又因为“和宰相私下会面”而不高兴……他暗自摇了摇头，应该不至于，信里把事情提到了“国际政治”和“帝国安全”的高度，她应该能分清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