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陈飞，“娘，今天我请半天假，去给晓阳上户口。”


    “是该上了。”赵春梅往灶膛里添了把柴。


    稀饭在锅里咕嘟着，陈飞就着菜吃了一碗。林婉也起来了，抱着几件衣服从屋出来：“你今天去？”


    “今天就去。”陈飞放下碗，“你的工作那事儿，我也顺便问问王大姐。”


    林婉点点头：“要是……要是成分卡着，你也别为难人家。”


    “我知道分寸。”


    七点半，陈飞揣着户口本、结婚证、晓阳的出生证明——一张盖了医院红章的纸片，骑着自行车出了胡同。


    街道办事处离得不远，穿过两条街就到。那是一排灰砖平房，门脸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东城区红星街道办事处”。


    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大多是来办各种证明的。陈飞推着车过去，把车锁在旁边的铁栏杆上，站到了队尾。


    前面两个妇女在唠嗑。


    “你家老二户口上了没？”


    “上了，上个月上的。可费劲了，非要我们开个‘未在外地落户’的证明。你说我们一直在北京，上哪儿开这玩意儿去？”


    “都一样。我三叔从河北过来投奔，想落个临时户口，跑了三趟都没办下来……”


    陈飞静静听着。1963年的户籍管理严格得很，城里户口更是金贵——关系到粮食定量、副食供应、工作分配、子女上学。一个家庭要是多一个人上户口，每个月就能多领十几斤粮票、半斤油票、几尺布票。这些票证，在困难时期就是命。


    排了半个多小时，轮到陈飞了。


    办事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戴着套袖，鼻梁上架着老花镜。她接过陈飞递过去的材料，一页页翻看。


    “陈飞……农机局的？”她抬头看了陈飞一眼。


    “对，在农业部农机局工作。”


    女同志点点头，继续看。看到结婚证时，她顿了顿：“你爱人林婉，成分是……资本家？”


    “是。”陈飞坦然道，“她父亲解放前开过小作坊，公私合营时已经改造了。她本人一直积极参加劳动，现在在家照顾孩子。”


    女同志没说话，拿出个厚厚的登记簿，翻了半天。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翻纸的沙沙声和外面隐约的排队声。


    “按理说，这种情况……”女同志推了推眼镜，“孩子可以随父落户。但你爱人的成分，以后孩子上学、就业，可能会有影响。这个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我们有准备。”陈飞说，“孩子还小，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现在总得把户口上了，不然粮本上没名字，口粮领不了。”


    女同志又看了看材料，终于拿起蘸水笔，在户口本上“常住人口登记”那页开始填写：


    “姓名：陈晓阳。与户主关系：子。性别：男。出生日期：1963年4月18日。籍贯：北京。民族：汉……”


    写到这里，她停了笔，抬头：“成分这一栏，按理说应该随父母。但你爱人的成分……我先写‘学生’，等孩子大了再定。你看行吗？”


    “行，谢谢您。”陈飞知道这是人家给了照顾。


    “不用谢我，政策允许的。”女同志继续写，“文化程度：空白。职业：空白。何时由何地迁来：空白……”


    最后，她盖上了办事处的大红章，又拿出一张“粮油关系转移证明”，填写后盖章：“拿着这个，去粮管所办理粮油关系。从下个月开始，孩子就有定量了——三岁以下婴儿，每月八斤粮票，三两油票，半斤糖票。布票要等年底统一发。”


    陈飞接过那张薄薄的纸，心里踏实了。有了这个，晓阳就算正式成为这个国家承认的一员了。


    “对了，”女同志又说，“你家住哪儿？街道最近在统计适龄儿童，明年开春可能要办托儿所。你家孩子到时候够两岁了吧？”(1963年的中国社会普遍使用虚岁，尤其是在日常交流)


    “明年四月就两岁了。”


    “那行，我记一下。”女同志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等通知吧。要是托儿所办起来，双职工家庭优先。”


    从办事处出来，已经九点多了。陈飞没有直接去粮管所——那边人更多，得排更久。他骑车拐了个弯，去了街道幼儿园。


    说是幼儿园，其实就是两间临街的平房，外面用篱笆围了个小院子。院子里有几个孩子在玩滑梯和跷跷板，都是木头做的，漆皮剥落了大半。


    陈飞在门口看了看，正犹豫要不要进去，里面走出个五十多岁的大姐，系着围裙，手里端着盆洗好的手绢。


    “同志，您找谁？”大姐问。


    “请问王大姐在吗？我是陈飞。”


    “哦！你就是陈局长啊！”大姐脸上立刻堆起笑，“王主任在里面呢，我带你进去。”


    原来这就是王大姐——街道幼儿园的主任。陈飞跟着进了屋，里面光线有点暗，摆着十几张小桌子小椅子。墙上贴着拼音表和动物图画，都是手绘的。


    王大姐正在给一个孩子系鞋带，见陈飞进来，赶紧起身：“陈局长，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


    “王大姐，叫我陈飞就行。”陈飞在椅子上坐下，“昨天林婉跟我说了工作的事，我过来看看，顺便问问情况。”


    王大姐让刚才那位大姐去照看孩子，自己拉了把椅子坐到陈飞对面：“陈飞同志，不瞒你说，林婉的情况我了解。她读过书，有文化，人也文静，带孩子肯定有耐心。咱们幼儿园正缺这样的老师。”


    “那……障碍在哪里？”


    “就是成分。”王大姐压低声音，“街道党委开会讨论过，意见不统一。有的同志说，幼儿园是教育孩子的地方，老师成分必须清白。也有的同志说，林婉本人表现好，又是干部家属，应该给机会。”


    陈飞点点头：“我能理解组织的顾虑。”


    “但是，”王大姐话锋一转，“最近上面有新精神——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调整。林婉虽然出身不好，但她有文化，如果能发挥所长，对街道、对孩子都是好事。”


    “您的意思是……”


    “我再去争取。”王大姐说，“不过可能需要点时间，也得走程序。这样，你先让林婉准备一份材料——个人简历，学习经历，对幼儿教育的认识。我拿去给领导看。”


    “好，太谢谢您了。”


    “别谢我，我也是为了孩子。”王大姐笑了笑，“咱们这幼儿园，三十多个孩子，就四个老师，实在忙不过来。林婉要是能来，能帮大忙。”


    从幼儿园出来，陈飞心里有了底。政策在松动，这是好事。虽然过程可能曲折，但希望是有的。


    他骑车去了粮管所。果然，队伍排到了大门外。陈飞站在队尾，看着前面攒动的人头。


    排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办完了粮油关系。工作人员在粮本上添了“陈晓阳”的名字，又发了八月份的粮票、油票、糖票——用一个小纸袋装着，上面印着“北京市城镇居民粮油副食定量供应票证”。


    陈飞仔细收好。这些票证，在这个年代比钱还金贵。


    回到农机局，已经中午了。张主任见陈飞进来：“陈局，您可回来了！天津拖拉机厂又来了电话，说他们按您给的图纸试制，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问题？”


    “说是曲轴加工出来了，但装上去一运转，振动太大，根本不能用。”


    陈飞皱起眉头：“图纸上的公差标注，他们看了吗？”


    “看了，但厂里设备不行，达不到那么高的精度。王师傅在电话里急得直上火，说要是解决不了，这个项目就得下马。”


    “下马？”陈飞摇摇头，“不行，小型柴油机对农业机械化太重要了。这样，我下午去趟天津。”


    “您亲自去？”


    “嗯，有些技术问题，电话里说不清楚。”陈飞看了看表，“帮我订张下午的火车票，硬座就行。另外，通知技术组的小李跟我一起去——他懂机械加工。”


    “好，我马上去办。”


    下午两点，陈飞和技术员小李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绿皮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都站满了。陈飞和小李挤在硬座车厢的连接处，靠着车门。


    “陈局，您说曲轴振动的问题，可能出在哪儿？”小李问。他叫李建，就是之前改进背负式喷雾器背带的那个年轻工人，因为表现突出，被调到局里技术组。


    “可能是动平衡没做好，也可能是轴承配合间隙太大。”陈飞说，“去了看了才知道。”


    火车咣当咣当地开着。


    三个小时后，火车抵达天津站。天津拖拉机厂派了车来接，直接开到了厂里。


    厂区很大，烟囱冒着烟，车间里传来机器的轰鸣声。周科长和王师傅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一见陈飞就握住了手：“陈局长，可把您盼来了！”


    “直接去车间。”陈飞说。


    车间里，一台柴油机样机摆在平台上。王师傅启动机器，柴油机“突突突”地响起来，果然振动很大，整个平台都在抖。


    陈飞让停下，仔细检查。曲轴是他设计的结构，但加工粗糙，表面有刀痕。轴承是普通滚珠轴承，间隙明显偏大。


    “问题有两个。”陈飞戴上手套，指着曲轴，“第一，动平衡没做。曲轴旋转时，质量分布不均匀，必然振动。第二，轴承配合精度不够，有间隙就会产生冲击。”


    “可咱们厂没有动平衡机啊。”周科长为难地说。


    “没有机器，就用手工做。”陈飞对王师傅说，“王师傅，您是八级钳工，手艺好。咱们这样——把曲轴装在简易支架上，用手转动，用百分表测振点。然后在重的一侧钻孔减重，一点一点试，直到振动最小。”


    “这……得试到什么时候？”


    “慢工出细活。”陈飞说，“至于轴承，暂时用高精度滚珠轴承，我协调一批。长远看，你们得提高加工精度——主轴孔要用铰刀精铰，公差控制在0.01毫米以内。”


    王师傅点点头：“我试试。”


    “不是试试，是必须做到。”陈飞，“周科长，王师傅，如果咱们攻不下这一关，拖拉机、抽水机、发电机，都得用进口机器或者老旧型号。你们想想，国家每年要花多少外汇进口农机？农民兄弟要用多少年才能实现机械化？”


    一番话说得两人神色凝重。


    “陈局长，我们明白了。”周科长咬牙，“就是用手抠，也要把这台机器抠出来！”


    “好，要的就是这个劲头。”陈飞看了看表，“今晚我住厂里招待所，咱们连夜攻关。”


    晚饭是在车间吃的——食堂送来的馒头和白菜炖粉条。陈飞、小李、周科长、王师傅，还有几个技术骨干，围在工作台边，一边吃一边讨论。


    天色渐暗，车间里亮起了灯。王师傅带着两个徒弟开始做动平衡试验。简陋的支架，手摇转动，百分表的指针微微颤动。每次试验后，王师傅就在曲轴配重块上钻一个小孔，然后再试。


    一遍，两遍，三遍……到第十遍时，振动明显小了。


    “有门儿！”王师傅眼睛亮了。


    陈飞走过去看，百分表的摆动幅度从最初的0.5毫米降到了0.1毫米。“继续，争取做到0.05毫米以内。”


    夜深了，车间里灯火通明。其他工人都下班了，只有这个角落还在忙碌。陈飞也不闲着，他帮着检查其他部件——缸体、活塞、连杆、喷油泵……


    系统里兑换的技术资料在脑子里清晰呈现，他时不时提出改进意见：


    “活塞环开口间隙要再小一点，0.2毫米就行。”


    “连杆螺栓要用高强度材料，我明天协调一批。”


    “喷油嘴的孔，最好用电火花加工，保证圆度和光洁度……”


    周科长一边记一边感慨：“陈局长，您这些知识，是从哪儿学的？有些技术，我们听都没听过。”


    陈飞顿了顿：“多看书，多学习。国外的技术资料，农科院图书馆有一些，我常去借。还有就是实践——这次救灾，用了那么多机器，总结了不少经验。”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1963年，虽然国内技术落后，但科研单位确实订阅了一些外文期刊，陈飞作为农机局副局长，有权限查阅。


    凌晨两点，曲轴的动平衡终于做到了0.03毫米。王师傅的手都磨出了泡，但脸上满是兴奋：“成了！陈局长，您听这声音！”


    重新组装后启动柴油机，“突突突”的声音平稳了许多，振动几乎感觉不到了。


    “好！”陈飞拍了拍王师傅的肩膀，“王师傅，您立了大功！”


    “是您指导得好。”王师傅憨厚地笑。


    “接下来是耐久试验。”陈飞说，“连续运转二十四小时，记录数据——油耗、功率、水温、油压。有任何异常，马上停机检查。”


    机器在试验台上运转起来，声音平稳有力。陈飞让周科长安排人轮班记录，自己和工作人员去招待所休息。


    说是休息，其实只睡了三个小时。天刚亮，陈飞就起来了，又去了车间。


    机器还在运转，记录本上已经记满了数据：运转八小时，功率稳定在7.8马力，油耗每小时0.9公斤，水温75度，油压正常。


    “基本达到设计要求。”陈飞看着数据，“但油耗还是偏高。喷油系统还得优化——喷油提前角调整一下，增加进气涡流，让燃烧更充分。”


    “这个我们继续改进。”周科长说，“陈局长，如果这台机器定型量产，您看年产量能达到多少？”


    陈飞想了想：“第一年，五百台。第二年，一千台。三年后，争取达到三千台。如果全国有十个厂生产，就是三万台。三万台小型柴油机，能带动多少农机？至少能让一千万亩农田实现半机械化。”


    周科长眼睛发亮：“那咱们厂……”


    “你们厂是先行者。”陈飞说，“我会向部里汇报，把你们列为小型柴油机定点生产厂。资金、设备、原材料，国家会支持。”


    “太好了！”


    上午十点，耐久试验满二十四小时。机器正常关机，拆检后，各部件磨损正常，没有异常。


    陈飞当场写了份技术鉴定意见，签字盖章：“我以农机局的名义，确认天津拖拉机厂试制的8马力单缸柴油机，基本达到设计要求，建议进一步完善后组织小批量试产。”


    周科长双手接过，激动得手都在抖：“陈局长，谢谢！谢谢！”


    “别谢我，谢所有参与攻关的同志。”陈飞环视车间里一张张疲惫但兴奋的脸，“是大家的汗水和智慧，换来了这台机器。”


    中午，厂里非要留陈飞吃饭，在食堂小灶炒了四个菜——肉片炒青椒、西红柿炒鸡蛋、烧茄子、拌黄瓜，还有大米饭。这在1963年算是很高的招待标准了。


    吃饭时，周科长问起陈飞对农机发展的想法。


    陈飞放下筷子：“我是这么想的——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农业要过三关：动力关、水利关、肥料关。动力关，就是解决‘谁干活’的问题。不能总靠人拉肩扛，得用机器。小型柴油机就是突破口，它灵活、便宜、耐用，适合农村。”


    “水利关呢？”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陈飞说，“现在很多地方还在用人力水车，效率太低。要用柴油机带动水泵，实现机电排灌。一台8马力柴油机，能带动离心泵，一小时抽水几十吨，顶几十个劳力。”


    “肥料关呢？”


    “化肥。”陈飞说，“现在全国化肥产量太低，一亩地施不了几斤。要建化肥厂，生产尿素、过磷酸钙。但这是化工部的事，咱们农机口的任务，是解决施肥机械——怎么把肥料均匀地撒到田里。”


    周科长听得入神：“陈局长，您这些想法，应该写个报告，报给中央。”


    “正在写。”陈飞笑了笑，“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先把柴油机搞扎实了，再想其他的。”


    吃完饭，陈飞和小李坐下午的火车回北京。临行前，王师傅非要塞给陈飞一包天津麻花：“陈局长，您带着路上吃。没啥好东西，一点心意。”


    陈飞推辞不过，收了。


    火车上，小李兴奋地说个不停：“陈局，这次跟您出来，我学到了太多东西！原来技术攻关是这么干的。”


    陈飞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缓缓说：“咱们国家底子薄，条件差，这是现实。但不能因为条件差就不干事了。恰恰相反，越是这样，越要动脑筋，想办法。土办法怎么了？土办法能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


    “我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