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开封城，扑面而来的并非想象中的汴梁繁华，倒有一种奇异的沉闷与……陈旧。街道还算宽阔，但两旁屋舍多是灰扑扑的砖木结构，样式古旧，鲜有雕梁画栋。行人不多，衣衫朴素，面有菜色者甚众，步履匆匆，脸上少见笑容。市面也算有，贩夫走卒，卖些日用杂货、蔬菜瓜果，吆喝声都有气无力，透着一股子勉强糊口的疲惫。偶尔可见几处稍显齐整的店铺，也多门庭冷落。


    剪秋跟在我身侧，一双眼睛不住地打量四周，眉头越皱越紧，终于忍不住凑近我，用只有我们三人能听到的气声说：“这……这就是开封府？大宋的东京汴梁？” 她的声音里满是难以置信的幻灭，“这……这瞧着，除了城墙高些、厚些，跟咱们路上经过的那些大点儿的州县有啥区别？连顺天府最寻常的街市怕也比这儿热闹些。”


    沈眉庄也低声道：“是啊，姐姐。我在宫中……在家时，也曾看过那幅《清明上河图》的摹本，虽说知道是前朝盛景，可那虹桥码头、酒楼茶肆、车马轿辂、士农工商摩肩接踵的繁华……总以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该是……这般光景。” 她望着眼前略显萧索的街道，眼神里是同样的困惑与失望。


    我没说话，只是慢慢走着，感受着脚下夯土路略带坑洼的触感，空气中弥漫着尘土、炊烟，以及一股隐隐的、难以形容的……土腥气？像是雨后泛起的陈年泥土味，却又更沉，更厚。这气味，在接近汴河时，愈发明显了。


    汴河。这个名字在我心里激起一阵复杂的涟漪。是丁，就是《清明上河图》里那条舳舻千里、帆樯如林、拱桥如虹的汴河。可当我们真正走到河边，看到的景象，却让剪秋和沈眉庄彻底陷入了沉默。


    河是有的，水也流着。但河面不宽，水流浑浊缓滞，泛着一种不健康的黄褐色。两岸没有想象中的石砌码头，只有些杂乱坍塌的土坡，几艘破旧的小船歪歪斜斜地搁在浅滩上，船身沾满干涸的泥浆。没有商船，没有画舫，只有几个佝偻着身子的老汉在浑浊的河水边浣洗着几件破衣。河对岸，是一片低矮破败的民居，更远处，能望见一道高高隆起的、长满了荒草的土垣——那是旧日的河堤，还是被泥沙淤高了的故道？不得而知。


    想象中的“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的意境，荡然无存。只剩下一条苟延残喘、似乎随时会被自身携带的厚重泥沙彻底窒息的疲惫河道，沉默地躺在那里，映照着同样沉默而疲惫的城池。


    剪秋和沈眉庄的脸上，已经不仅仅是失望，而是一种接近自我怀疑的茫然。她们读过的书，看过的画，听过的关于“东京梦华”的传说，与眼前这幅真实、灰败、了无生气的景象产生了剧烈的冲突。这冲突让她们无所适从。


    我指了指河岸边一个支着破旧布棚、摆着几张歪腿木桌的茶水摊。“走，去歇歇脚，喝碗茶。”


    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干瘦老汉，皮肤黝黑，脸上皱纹深得能夹死蚊子，正拿着块乌抹布有一下没一下地擦着桌子。见我们三个穿着粗麻衣、踩着草鞋的“村妇”过来，也只撩了下眼皮，哑着嗓子问：“三位娘子，喝茶？大碗粗茶，一个铜子两碗。”


    “来三碗。”我在一张吱呀作响的长凳上坐下。剪秋和眉庄犹豫了一下，也挨着我坐下，动作有些僵硬，显然不习惯这种毫无遮挡、人来人往的路边摊。


    老汉拎着个巨大的陶壶，给我们倒了三碗深褐色的、冒着热气的粗茶。茶叶梗子在水面浮沉，味道可想而知。剪秋皱着眉，小口抿了一下，差点没吐出来。眉庄倒是镇定，面不改色地喝了一口，只是眉头微微动了动。


    我端起碗，吹了吹热气，也喝了一口。苦，涩，还有股子河水的土腥味。但这味道，真实。


    “老丈，生意还好？”我放下碗，用路上跟侍卫学的接近本地口音的官话搭讪。


    老汉耷拉着眼皮，摇了摇头：“好啥呀，这年头，谁有闲钱坐这儿喝茶？也就是些过路的苦力、拉纤的，渴急了来灌一碗。三位娘子瞧着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是，从洛阳那边过来，去濮阳投亲，路过开封城。”我顺着他的话答。


    “哦，洛阳来的。”老汉点点头，没什么探究的兴致，只是叹口气，“那也是个苦地方。不过啊，比起咱们开封，兴许还好点儿。”


    剪秋终于忍不住，小声问道：“老丈，我们……我们听说开封是古都，前朝那汴京城，可是天下最繁华的去处，怎么……瞧着……”


    老汉撩起眼皮，看了剪秋一眼，那眼神浑浊，却似乎洞悉了一切外来者的好奇与失望。他咧开嘴，露出几颗发黄的残牙，笑了，那笑容里却没什么温度，倒像哭。


    “繁华？那是老黄历喽，娘子。几百年前的老黄历喽。”他用那块乌抹布擦着本就不干净的桌面，慢悠悠地说，“这开封城啊，说句不中听的，是‘城摞城’。你们知道啥叫‘城摞城’不？”


    我们三人都摇头。


    老汉似乎来了点谈兴，也可能是太久没人愿意听他唠叨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就字面意思，城，撂着城，一层压一层。”他放下抹布，比划着，“我家就在城里西南角，祖宅。前些年打井，往下挖了不到两丈，你们猜怎么着？挖着地砖了，青石板，铺得那叫一个齐整。我寻思着，谁家把路修我家下头了？接着挖，好嘛，下头还有一层！也是地砖，比上头那层还规整，缝隙里抠出来的泥都是黑的，油亮。”


    他压低了些声音，仿佛在说什么了不得的秘密：“我把那砖抠出来几块，洗干净了看。上头那层，刻着字哩，‘大明嘉靖五年制’。下头那层，也刻着字，弯弯绕绕的，我不认得，拿去给街口代写书信的王秀才瞧。你们猜王秀才怎么说？”


    我们都被他的话吸引了，连那难以入口的粗茶也忘了。


    “王秀才说，下头那层的字，是‘大宋宣和元年’！”老汉的眼睛在说到这时，亮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下去，变成一种更深沉的、说不清是骄傲还是悲凉的麻木，“宣和，那是宋朝的年号，离现在……王秀才掰着指头算，说快六百年啦！嘉靖，是明朝的年号，也差不多两百年了。你说神不神？我家院子里，摞着两条至少是官道，隔了几百年的官道！”


    剪秋和眉庄听得睁大了眼睛，我也感到一阵寒意从脊背窜上。城摞城……原来史书上轻描淡写的“黄河决口，灌汴梁，水深数丈，宫室民舍漂没无算”，“河决开封，淤沙高与城齐”，落到实地，竟是这般触目惊心的景象。一座繁华都城，被从天而降的、裹挟着整个黄土高原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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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滔天洪水瞬间吞噬，泥沙淤积，将一切辉煌、生命、故事，统统掩埋。水退后，幸存的人们，或者新来的人们，在厚厚的、埋葬了祖先家园和王朝梦华的淤泥上，重建家园，再建城池。然后，也许几十年，也许百余年，灾难重演，周而复始。


    “那……那官府不管吗？河道衙门，河兵河工？”沈眉庄忍不住问，声音有些发紧。她读史书，自然知道黄河为患，但如此直观地感受到“一座城被另一座城压在下面”，还是超出了她的想象。


    “管，咋不管？”老汉嗤笑一声，那笑声干涩得像裂开的陶器，“年年修堤，岁岁加高。看见北边那老高的土垄没？”他抬手指向开封城北方向，那里确实有一道宛如土山般的黑影，“那就是黄河大堤。河督大人说了，那叫‘悬河’，‘地上河’！河底，比咱们开封城的城墙垛子还高一丈多！你在开封城里抬头看黄河，得仰着脖子看！那水，就在你头顶上流着！”


    他顿了顿，浑浊的眼睛望向北方，仿佛能穿透城墙，看到那条悬在头顶的、喜怒无常的黄色巨龙。“可是啊，娘子们，你们说，这人，真能跟老天爷，跟这条老黄河较劲吗？你堤修得再高，它能淤得更高。今年堵住了这个口子，明年它从别处撕开更大的口子。人力有时穷啊。开封城的老百姓，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来的。淹了，淤了，死了跑了不知多少，剩下的，回来，在祖宗和不知道多少辈前人的尸骨和家当上头，再盖房子，再过日子。这开封城，就是这么一层一层，垫起来的。”


    我默默听着，碗里粗茶的热气早已散尽，只剩冰冷的苦涩留在舌尖，一路蔓延到心底。老汉的话，像一把生锈的钥匙，咔嚓一声，打开了一扇沉重无比的历史之门。门后，不是《清明上河图》的繁华梦境，而是无数次的灭顶之灾，无数次的生死挣扎，无数次的在废墟和淤泥上重建家园的坚韧与麻木。


    我想起后世那个名叫“小浪底”的工程。想起那高峡出平湖，想起那调水调沙，想起那句“黄河宁，天下平”。那是怎样移山填海的气魄，怎样精密的计算，怎样举国之力方能完成的伟业。而如今，是大清，是雍正朝。朝廷的精力在西北用兵，在整顿吏治，在充盈国库。黄河？每年拨出巨款修堤防汛已是常态，能维持现状，不大决口，便是河督天大的功劳。谁有能力，有魄力，有那超越时代的眼光和技术，去构想一个“小浪底”？即使有，这积重难返的吏治，这捉襟见肘的国库，这盘根错节的利益，又如何支撑？


    我缓缓摇了摇头，将碗中冷茶一饮而尽。那苦涩，此刻竟有些像这开封城，像这黄河的命运。


    “多谢老丈解惑。”我摸出几个铜钱放在油腻的桌上，站起身。剪秋和眉庄也跟着起身，她们的脸上早已没了初入城时的失望与不解，只剩下一种沉甸甸的、仿佛亲身触摸到历史伤疤的震动与茫然。


    我们离开茶摊，再次走入开封城的街道。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同样被无数足迹磨得光滑的石板路上。脚下的每一步，或许都踩着宋砖，踩着明瓦，踩着不知多少湮没在黄土下的悲欢离合、盛世尘埃。


    开封，汴梁。你的繁华是梦，你的伤痕，才是刻在骨血里，层层叠叠，无法磨灭的真实。而我们此行，要看的，正是这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