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碗带着黄河腥气的粗茶，似乎还在喉咙里沉着，连带着心头也坠了块石头。我们寻了处离河稍远、看起来还算干净的小饭铺，招牌上模糊写着“王记食肆”四个字，店面狭窄，只摆着四五张方桌，条凳被磨得油亮。此刻已近晚饭时分，食客却寥寥，只有一个穿着短褂、裤腿高高挽起、露出精瘦小腿的老者，独自坐在角落，就着一碟盐水煮豆，慢吞吞地喝着一碗浑浊的米酒。他脸上是那种长年风吹日晒、与泥水打交道的人特有的黝黑与沟壑，眼神疲惫而平静。


    我们要了三碗素面，一碟腌萝卜，默默吃着。面是荞麦掺了高粱的，口感粗糙，汤水寡淡，腌萝卜咸得发苦。剪秋和眉庄吃得艰难，但谁也没抱怨，只是小口小口地吞咽着，仿佛吞咽着这座城池赋予她们的、第一课真实的滋味。


    正吃着，系着围裙、面容愁苦的老板娘从后厨掀帘出来，看到角落那老者，脸上挤出一丝熟稔的笑：“哟，老李头，今儿个得空了？前些日子不见你人影，又上堤了？”


    那被叫做老李头的老河兵抬起头，咧了咧嘴，算是打过招呼，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石磨过：“是啊，总算能喘口气。田制台带着我们，在城北那段‘悬河’底下，折腾了小半个月。”


    “哦？可是又加固堤防？”老板娘一边擦着邻桌，一边随口问。


    “加固是年年有的，这回……”老李头端起酒碗喝了一大口，长长舒了口气，那气息里也带着疲惫，“田制台想着，能不能……挖一挖河底。”


    “挖河底？”老板娘停下手，有些讶异，“那黄河底，全是烂泥汤子，能挖得动？挖它作甚？”


    老李头摇了摇头，脸上是一种见惯了徒劳的麻木，却又混合着一丝极淡的、近乎自嘲的“好处”：“是啊，全是泥，一铲子下去，稀烂。可制台说，试试看，能疏浚一寸是一寸，让水走得顺些，也少淤高一点。唉，也算是……一点点好处吧。仅有的一点点。”


    沈眉庄握着筷子的手停了下来。她转过头，看向那老河兵，清澈的眼眸里映着油灯昏黄的光，带着尚未被现实完全磨灭的探究与不解。她放下筷子，竟起身走了过去，在老者对面的条凳上坐下，语气是努力模仿的、属于“村妇”的好奇，却仍掩不住那一丝书卷气带来的认真：“这位老丈，您刚说……挖河底，是‘一点点好处’？可这黄河，把开封城害得……”她顿了顿，似乎在想如何形容，最终用了下午听来的那个词，“‘城摞城’了呀！这怎么还能算好处呢？”


    老李头抬眼看了看沈眉庄，或许是见她年轻，眉眼间虽有愁苦却不失良善，语气也诚恳，便多了几分谈兴，也或许是这些话压在心头太久，无人可说。“娘子是外地人吧？不懂这黄河的脾性。”他又喝了口酒，咂咂嘴，“它是灾星，没错。可咱庄稼人，能从灾星指甲缝里，抠出一点半点能活命的玩意儿，哪怕就一点，那也是‘好处’，是老天爷……或者这老黄河，赏的活路。”


    他夹起一颗煮豆，放在嘴里慢慢嚼着，仿佛在咀嚼那点微薄的“好处”：“就比如这河底的淤泥。是它把开封城一层层埋了，是它让咱们头顶悬着条河。可这泥，它肥啊。比猪粪羊粪还肥，还没那么大臭味。每年河工清淤，或者像这回，试着挖那么一点，挖上来的烂泥，晾干了，碾碎了，撒到田里，嘿，那庄稼，来年就能多打几升粮食。就靠这几升粮食，可能就多活一口人。这，不就是那‘仅有的一点点好处’？苦中作乐罢了。除了这个，这黄河，还能给咱开封老百姓啥？金银财宝？风调雨顺？想都不敢想。”


    我静静地听着，心头那点关于“小浪底”的遥远遐想，在这番无比实在、也无比残酷的话语面前，显得愈发苍白无力。对于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百姓而言，宏大的水利工程、长治久安的蓝图太过遥远，他们能抓住的，只有眼前这带着灾难印记、却能多换几口粮食的“肥泥”。


    我也放下筷子，走了过去，在眉庄身边坐下。剪秋见状，也忙跟了过来，站在我们身后。


    “老丈，”我学着本地口音，尽量让声音听起来粗粝些，“您刚说田制台带人挖河底，挖了多少？可还顺利？”


    老李头看了我一眼，或许觉得我们这几个“村妇”问题忒多，但大概也是寂寞，便又叹了口气：“挖？说得轻巧。一铲子下去，全是稀汤寡水的烂泥，根本不着力。人站在上头都晃悠，更别提挖了。我们几十号人，折腾了十来天，用尽了法子，最深的地方，也就挖下去一尺出头，不到二尺。不是不想多挖，是挖不得，也不敢挖了。”


    “挖不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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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问。


    “是啊，挖不得。”老李头用手指蘸了点酒水，在油腻的桌面上画了条歪歪扭扭的线，又在线下面点了点，“那泥太稀，太软，挖深了，边上就会塌，人掉进去，瞬间就没了顶，救都没法救。这还只是其一。更要紧的是，这黄河大堤，根基就在这烂泥里。你挖得深了，动了堤基，万一……我是说万一，把堤基挖松了，挖空了，到时候不用等它自己决口，咱们这挖河的，就成了开封城的千古罪人！这城，怕是又得往下‘摞’一层了！”


    他说到最后，声音里带上了深深的恐惧与无奈。那是一种明知病根所在，却因医术粗陋、药石无力，连触碰病灶都可能导致立即死亡的绝望。


    桌面上的水渍渐渐干涸，只留下一点模糊的痕迹，就像他们那徒劳的、仅有一尺多深的挖掘。一尺，对于一条河底高出城墙一丈多的“悬河”而言，对于那千百年来不断淤积、厚度可能以数十丈计的泥沙层而言，不过是隔靴搔痒，杯水车薪。


    然而，这就是现实。是大清雍正年间，开封城北，黄河堤下，正在发生的、真实的、充满了无力感的“治河”。田文镜算是个能吏，他知道问题，他想做点事，但他能调动的力量，掌握的技术，面对的自然伟力，局限太大了。


    “多谢老丈告诉我们这些。”我沉默片刻，低声说道。剪秋机灵，从我们有限的盘缠里，数出几个铜钱，放到老李头桌上：“请您喝碗酒，解解乏。”


    老李头愣了一下，看看铜钱，又看看我们，黑瘦的脸上皱纹动了动，最终没推辞，只含糊地说了声：“谢了。” 便将铜钱拢进自己粗糙的手心。


    我们回到自己的座位，继续吃那碗早已凉透、更加难以下咽的素面。饭铺里只剩下老河兵缓慢的啜酒声，和远处传来的、隐隐约约的黄河水声。


    那水声，不再是《清明上河图》里的漕运号子，不再是“汴水流”的诗意吟咏。它是悬在头顶的叹息，是深埋地下的呜咽，是这片土地上无数像老李头这样的河工、农夫、茶摊老板、饭铺老板娘，祖祖辈辈，挣扎求存，却又无法摆脱的沉重背景音。


    今夜的开封，无梦，也无华。只有真实的、带着泥土腥气和生存艰难的夜晚，缓缓降临。而我们，才刚刚开始触摸这真实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