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西夏这个战争机器也要悄然启动，它的分工明确：


    梁乙埋总揽对外交涉与内部协调，仁多保忠主导军事改革与备战，而她本人，则要承担起最艰难的任务——整合内部，凝聚人心。


    密议之后，梁太后的銮驾，开始频繁出现在兴庆府及其周边。


    她首先去的，是野利氏的部落。


    野利家族，曾是元昊皇后的母族，势力盘根错节，虽经打压，余威犹存。


    梁太后没有摆摄政的架子，而是以侄女（秉常）母亲的身份，带着丰厚的赏赐，与野利族的老酋长叙话。


    “老族长，如今宋人咄咄逼人，绥州之失，是我西夏之耻。


    秉常年幼，我这做母亲的，与国相（梁乙埋）殚精竭虑，只为保住先帝留下的基业。


    将来，还需野利氏的儿郎们，为国效力，驰骋沙场。”


    她言辞恳切，并将一部分盐池的利润，许诺分润给野利氏。


    老酋长目光闪烁，最终躬身表示：


    “太后放心，野利部与国同休，但有所命，绝不推辞。”


    紧接着，她又走访了卫慕氏、没藏氏等部落。


    每一次，她都带着不同的“礼物”——有时是官职的许诺，有时是贸易的特权，有时则仅仅是倾听他们的抱怨，展现一种“共商国是”的姿态。


    她清晰地传达出一个信息：


    未来的战争，将是整个党项族的战争，有功者，必将重赏；


    有功之部落，必将与我梁氏，共享富贵。


    但同时，她的手腕也丝毫不软。


    对于一个私下抱怨“备边税”太重的小部落首领。


    梁太后并未公开处罚，而是派仁多保忠的“擒生军”以“巡边”为名，从其部落领地经过，并“恰好”剿灭了一股时常骚扰该部的小股马贼。


    恩威并施之下，那位首领立刻变得服服帖帖。


    “内部不稳，才是取死之道。”


    这句话，她不仅对弟弟和将军说，更是在用行动，一点点地将它烙进每一个有实力的党项贵族心中。


    她要将可能的内部分裂势力，全部捆绑在对外战争的战车上。


    就在梁太后穿梭于各部族的同时，贺兰山深处的几处隐秘谷地，已然变成了巨大的练兵场。


    仁多保忠褪下了朝服，换上了戎装。


    他深知太后将最锋利的刀交到他手中的意义，也清楚时间紧迫。


    扩编“擒生军”的命令一下，各部落选送的，大多是悍勇无畏但桀骜不驯的勇士。


    如何将这群狼崽子锻造成一支听号令、能打硬仗的军队，是极大的挑战。


    训练极其严酷，甚至可说残忍。


    “因粮于敌”的国策，决定了这支军队必须擅长攻击和掠夺。


    仁多保忠命人仿照宋军最典型的堡寨，用土木匆匆搭建起模拟工事。


    “快！再快！宋人的援军就在路上！打破木栅，里面的粮食、布匹、女人，都是你们的！”


    军官用皮鞭和诱惑驱策着士兵。


    攻坚、放火、破坏、抓捕……每一项训练都极具针对性。


    伤亡不可避免，仁多保忠的铁律是：


    “伤者，抚恤加倍；


    死者，家眷由朝廷供养；


    畏缩不前者，立斩！”


    同时，参谋们则日夜对着地图推演。


    绥州、环州、庆州……每一处关隘，每一条可能的进军路线和补给线，都被反复研究。


    他们模拟宋军可能采取的坚守、增援、包抄等战术，并寻找应对之法。


    大量的细作被派往边境，他们的任务不再是简单的骚扰，而是详细记录宋军堡寨的防御弱点、驻军换防规律、粮草囤积地点。


    仁多保忠对梁太后汇报时，语气沉重而现实：


    “太后，扩军、练兵、囤积军械粮草，无一不要钱，要时间。


    熙宁三年秋，绝无可能。


    仓促出兵，必是送死。


    最快，也需到明年（熙宁四年）春耕之时，我军方能初具战力，后勤方能支撑一场大战。”


    这个时间表，与梁太后内心的判断不谋而合。


    这也让她更加坚定了“外交迷惑”和“内部整合”的策略必须贯穿整个准备期。


    梁乙埋的担子同样不轻。他派往汴京的使团，果然如预料中那般碰了钉子。


    宋朝君臣对西夏“索要岁赐”和“归还绥州”的要求嗤之以鼻，严词拒绝。


    梁乙埋立刻借此大做文章，在境内宣扬宋人的“傲慢”与“欺凌”，同时果断关闭了几处重要的榷场。


    边境的党项商人、牧民顿时怨声载道，生活的压力很快转化为对宋朝的愤恨。


    梁乙埋巧妙地将这股民意引导向主战的方向。


    而真正关键的，是出使辽国。


    梁乙埋选派了最富辩才、最懂辽主心思的心腹，携带了一百匹西夏良驹、大量的青盐和珠宝，秘密前往辽国上京。


    使臣见到辽道宗耶律洪基后，并未一味哭诉求援，而是冷静地分析局势：


    “陛下明鉴，南朝赵顼，锐意变法，其志非小。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今日其整军经武，目标是我西夏，然一旦其羽翼丰满，下一个目标，又会是谁？


    唇亡齿寒之理，陛下岂能不知？


    我主太后之意，并非要大汗出兵，只望大汗能体谅我夏国被逼自保的苦衷，持中而立。


    若我夏国能挫南朝锐气，于大辽，岂非有利无害？”


    这番说辞，点到即止，既抬高了辽国，又暗示了共同的潜在威胁。


    辽国君臣对宋夏相争乐见其成，只要不明确破坏辽宋和约，他们自然愿意坐山观虎斗。


    辽主的默许，为西夏去掉了一个最大的后顾之忧。


    熙宁三年的春夏秋三季，就在这种外松内紧、暗流汹涌的氛围中过去。


    在兴庆府，梁太后通过不间断的安抚、威慑与利益交换，初步将国内主要的党项军事贵族团结在“复仇雪耻、南下掠宋”的旗帜下。


    虽然暗中的裂痕与猜忌并未完全消失，但至少在表面上，形成了一个以梁氏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


    在贺兰山深处，仁多保忠的“擒生军”在血腥的训练中逐渐成型，一套针对宋军防线弱点的进攻方案，也日益清晰。


    在边境线上，小规模的摩擦和侦察行动愈发频繁，既是实战练兵，也是持续给宋朝施加压力，麻痹其判断。


    当熙宁三年的第一场雪落下时，梁太后再次站在暖阁窗前。她的脸色依旧疲惫，但眼神中，已多了几分沉静与决绝。


    她知道，最危险的内部火山，暂时被引向了外部。


    整个西夏，就像一张被逐渐拉满的弓，箭簇直指南方。


    而拉开这张弓的力量，既是她个人的权欲，更是整个西夏政权在内部重重矛盾下，不得不为之的生存选择。


    “秉常，我儿……”


    她望着熟睡中儿子稚嫩的脸庞，低声自语：


    “娘为你，为这大夏国，已赌上了一切。


    此战，许胜不许败！”


    贺兰风雪夜，一场关乎国运的风暴，正在无声地积蓄着力量。


    所有的准备，所有的谋划，都指向了明年——那个注定要用鲜血与烈火，来决定西夏未来命运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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