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过程中，团队格外谨慎，因为文书类文物极易损坏。苏芮佩戴着防静电手套，用软毛刷逐层清理堆积物，当清理至 1.2米深度时，一片泛黄的木牍残片显露出来，上面隐约可见墨书字迹。


    “立即停止挖掘，启动文书保护预案！”张北炀喊道，队员迅速搭建临时保护台，用喷雾器向周围喷洒保湿剂，防止木牍水分过快蒸发。


    随着更多木牍、帛书与彩绘木简的出土，团队发现这些文书均被整齐堆放在一个木质文书箱内，文书箱虽已腐朽，但仍能看出分层结构，木牍在上，帛书居中，彩绘木简在下，体现了严格的文书分类制度。


    经初步整理，出土的东汉木牍文书共 24枚，内容涵盖商队税收记录、戍卒调度安排与物资调配明细。其中一枚木牍详细记载：


    “永元十年春，中原商队入石城，载丝绸百匹，关税十匹；西羌商队携羊毛毯五十条，关税五条，戍卒三人护送，至藏羌驿站交接。”


    木牍右下角盖有“石城共管印”，印文包含汉、羌、于阗三种文字，印证了三方共管商道的制度。


    最具价值的是一卷帛书《商道盟誓》，帛书长 1.5米，宽 0.8米，用汉、羌、草原、波斯、吐蕃五种文字书写，内容为四方商队共同订立的贸易规则，如“公平交易，不得欺瞒；商道遇险，互助相救；关税统一，不得私加”。帛书边缘钤有四方印章，分别为中原的“都护府印”、草原的“狼纹印”、波斯的“火焰纹印”与吐蕃的“卷草纹印”，表明这份盟誓得到了多文明商队的共同认可。


    彩绘木简则展现了更直观的商道图景，12枚木简首尾相连，绘制出从石城至蜀地、草原、波斯的完整商道路线，路线旁标注着驿站位置、距离与注意事项——如“从石城至藏羌驿站，百里，多雪山，需备防寒物”“草原段，常有风沙，需靠星象辨方向”。木简表面用矿物颜料上色，中原路段用红色标注，草原路段用蓝色，吐蕃路段用绿色，色彩鲜艳，保存完好。


    这些文书的出土，填补了商道管理制度的文字实证空白，证明东汉时期昆仑商道已形成成熟的管理体系：


    既有明确的税收与戍卒调度制度，又有多文明共同认可的贸易规则，还具备详细的路线指引，为研究古代跨区域贸易管理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


    根据此前对藏羌驿站的勘探，团队在驿站遗址西侧发现一处疑似储物坑的遗迹。探地雷达显示，该坑为长方形，长 2米，宽 1.5米，深度 1.2米，内部存在大量金属信号。挖掘前，团队先清理坑口周围的建筑遗迹，发现坑口用石块封堵，石块间用红土粘合，与西羌建筑的封堵方式一致。


    当石块被逐一移除后，坑内整齐码放的青铜令牌映入眼帘。令牌呈长方形，每枚长 10厘米，宽 5厘米，厚度 0.5厘米，表面刻有不同纹样。团队用托盘小心提取令牌，共出土 50枚，分为五式：


    第一式刻中原星象纹，第二式刻西羌羊纹，第三式刻草原狼纹，第四式刻波斯火焰纹，第五式刻吐蕃卷草纹，所有令牌背面均铸有“通行商道”四字汉文。


    苏芮对令牌进行细致观察，发现部分令牌边缘残留着织物痕迹，她立刻取样送往实验室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这些织物分别为中原丝绸与西羌羊毛——刻有星象纹的令牌残留丝绸纤维，刻有羊纹的令牌附着羊毛痕迹。


    “这说明令牌与对应文明的商队物资存放在一起，进一步证明令牌的归属。”


    苏芮分析道。


    对令牌的金属成分检测显示，所有令牌均为青铜材质，含铜量约 85%，锡含量 12%，铅含量 3%，材质配方完全一致。


    “这表明令牌由同一工坊铸造，可能是石城管理中心统一制作后发放给各文明商队。”


    张北炀说，


    “‘通行商道’四字统一用汉文，说明汉文在商道管理中起到通用文字的作用，方便不同文明商队识别。”


    团队还发现，部分令牌表面有使用痕迹，边缘存在磨损，个别令牌上有刻划符号——如一枚狼纹令牌上刻有“三”字，推测代表该商队有三名成员；一枚火焰纹令牌上刻有“五十”，可能记录着商队携带的货物数量。这些细节表明，青铜令牌并非装饰器物，而是商队通行与身份识别的实用工具：


    商队凭借对应纹样的令牌，可在商道各驿站通行，令牌上的刻划符号则可能用于记录商队规模或货物数量。


    青铜贸易令牌窖藏的发现，实证了昆仑商道的多文明通行管理体系：


    通过统一铸造、分类标识的令牌，实现对中原、西羌、草原、波斯、吐蕃商队的身份识别与通行管理，确保商道贸易有序进行，是古代跨文明交通管理的杰出范例。


    在石城遗址西侧的戈壁滩上，团队通过前期遥感勘探，发现了三处排列整齐的土坑墓，根据墓葬形制与周边散落的波斯风格陶片判断，此处应为波斯商队墓群。为避免发掘过程中破坏墓葬结构，团队首先用全站仪确定各墓葬的坐标与范围，绘制墓群分布图，同时对墓葬周边进行布方勘探，排除存在陪葬坑的可能。


    “这三座墓葬呈‘品’字形排列，墓向均朝向西方，符合波斯商队的丧葬习俗。”


    张北炀指着勘探图分析，


    “M1号墓规模最大，推测为商队首领墓；M2、M3号墓规模较小，可能为商队成员墓。”


    考虑到墓葬可能存在有机质文物，团队准备了低温运输箱与文物修复工具，还邀请了波斯考古专家哈桑教授参与发掘，以便更好地解读波斯文化相关遗存。


    发掘从 M1号墓开始，团队采用“逐层揭露法”，先清理墓道内的沙土，发现墓道两侧有彩绘痕迹，虽已大部分脱落，但仍能辨认出波斯风格的几何纹样。当清理至墓坑底部时，一具木质棺椁显露出来，棺椁表面包裹着一层丝绸，丝绸上绣有波斯火焰纹与中原云纹的融合图案，这种跨文明装饰风格在波斯商队墓葬中尚属首次发现。


    在清理棺椁前，团队先对棺外丝绸进行取样检测，确定其材质为中原蜀锦，绣线包含朱砂、石青等矿物颜料，与松潘古驿站出土的丝绸成分一致。随后，队员用薄钢板小心撬开棺盖，棺内随葬品丰富且排列有序：


    头部放置着一件波斯琉璃器，中部摆放着鎏金铜带钩与牛皮贸易账簿，脚部则有一组于阗玉饰。


    波斯琉璃器高约 20厘米，呈敞口细颈造型，器身刻有波斯商队徽记——一只展翅的雄鹰，雄鹰腹部刻有“胡达里商队”字样，经哈桑教授辨认，这是波斯萨珊王朝时期著名商队的徽记。


    “胡达里商队主要活跃于中亚至中国西域的贸易路线，这件琉璃器不仅是商队身份的象征，更是波斯与西域贸易往来的实物证据。”


    哈桑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