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铜带钩的设计极具融合特色：


    带钩主体为中原龙纹造型，龙首鎏金，龙身却缠绕着波斯火焰纹，龙尾还镶嵌着一颗于阗红宝石。


    “这种造型在中原与波斯的考古发现中都极为罕见，是三种文明工艺融合的典型代表。”


    苏芮用显微镜观察带钩的焊接痕迹，发现采用了中原的失蜡法与波斯的鎏金工艺，进一步印证了工艺交流的深度。


    牛皮贸易账簿是此次发掘的重大发现，账簿用波斯巴列维文与汉文双语记录，详细记载了胡达里商队与中原、草原商队的交易明细，如“永元十二年，以琉璃器五十件换中原丝绸百匹，于石城交接”“永元十三年，以波斯银币二百枚换草原良马二十匹”。账簿边缘还粘附着少量茶叶残渣，经检测为蜀地蒙顶茶，与松潘古驿站出土的藏茶砖成分一致，证明波斯商队也参与了茶马贸易。


    于阗玉饰共五件，包括玉佩、玉簪与玉指环，每件玉饰上都刻有“盟誓”二字汉文，玉佩背面还刻有于阗佉卢文“友谊长存”，与石城管理中心出土的《商道盟誓》帛书内容相呼应。


    “这些玉饰是于阗商队赠予波斯商队的盟誓信物，表明波斯商队已正式加入昆仑商道的同盟体系。”


    林晓雨解读道。


    M2、M3号墓的清理同样有重要发现，出土了波斯银币、中原铜镜、西羌羊毛毯等随葬品，虽数量少于 M1号墓，但种类与风格一致，证明三座墓葬属于同一商队。此次波斯商队墓群的发掘，首次完整呈现了波斯商队在昆仑商道的贸易活动，填补了波斯与中原、西域、草原多文明贸易交流的考古空白。


    在整理石城遗址考古资料时，团队发现东北侧一处夯土台基下存在异常地磁信号，经探地雷达扫描，确定为一座单人竖穴土坑墓，墓内存在金属与有机质文物信号。考虑到该区域此前未发现同期墓葬，张北炀判断这可能是一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墓，遂组织专项发掘。


    发掘初期，团队在墓坑填土中发现多片骨雕残片，残片上刻有细小文字，初步判断为多语言对照文本。为保护骨雕残片，队员用竹镊子小心提取，同时加快墓坑清理速度。当清理至墓底时，一具单人骨架显露出来，骨架周围散落着青铜双语印章、骨雕文字对照表、彩绘陶罐与丝质译语手册等随葬品。


    “从骨架姿势与随葬品类型判断，墓主人应为男性，年龄约 40岁，生前可能从事文字翻译工作。”


    随队的体质人类学专家分析道，


    “墓内随葬多件语言类文物，进一步证明其‘商道译师’的身份。”


    青铜双语印章是墓主人身份的核心证据，印章直径约 5厘米，正面刻有汉文“李译师”，背面刻有西羌文“语言使者”，印章边缘还刻有细密的几何纹，与藏羌驿站出土的青铜令牌纹样风格一致。


    “‘李译师’应为墓主人的汉文姓名，西羌文‘语言使者’则是其在商道上的称号，这枚印章是商道译师身份的唯一实物标识。”


    林晓雨说。


    骨雕文字对照表由 12片兽骨组成，每片骨雕长约 15厘米，宽 5厘米，两面均刻有文字，一面为汉文，一面为西羌、草原、波斯、吐蕃文对照，共收录 200个贸易常用词，如“丝绸”“羊毛”“琉璃”“钱币”等。例如“丝绸”一词，汉文旁标注着西羌文“萨木”、草原文“豁勒”、波斯文“赞丹”、吐蕃文“查”，每个词语的刻划都清晰规整，部分骨雕上还留有修改痕迹，推测为译师生前使用的教学工具。


    彩绘陶罐的装饰内容极具历史价值，罐身用红、黄、黑三色绘制了译师调解贸易纠纷的场景：


    画面中央，一位手持骨雕对照表的男子（即墓主人）站在中原商人与波斯商人之间，正在用手势比划着交流，周围还围着西羌向导与草原骑手，背景是石城驿站的建筑轮廓。


    “这幅画面生动再现了商道译师的工作场景，是研究古代跨文明语言交流的直观材料。”


    赵磊用高清相机对陶罐进行全景拍摄，以便后续进行数字复原。


    丝质译语手册是此次发掘的稀世珍品，手册长约 1米，宽约 20厘米，用汉文与波斯文双语书写，分为“贸易对话”“数字换算”“物品名称”三部分，其中“贸易对话”部分收录了常用交流句式，如“这件物品价值多少”“我们可以交换吗”“请带我去驿站”等，手册末尾还标注着“译师李，永元十五年录”，明确了手册的编写者与年代。


    商道译师墓的发掘，填补了昆仑商道跨文明语言交流的考古空白。此前，关于商道多文明交流的语言媒介仅见于文献记载，此次出土的双语印章、骨雕对照表与译语手册，不仅实证了“商道译师”这一职业的存在，更揭示了古代跨文明交流中语言沟通的具体方式——通过双语手册、文字对照表与专业译师，解决了不同文明商队的语言障碍，为昆仑商道贸易的顺畅进行提供了关键保障。


    随着雪山医者洞、松潘古驿站、石城管理中心、藏羌驿站、波斯商队墓群与商道译师墓六大遗址的发掘完成，团队对出土文物进行综合梳理，发现各遗址文物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共同构建起昆仑商道的完整历史图景：


    从时间维度看，所有遗址的文物年代集中在西汉至东汉时期（公元前 1世纪至公元 2世纪），其中雪山医者洞的《雪山本草补录》竹简（标注“永元十年”）、石城管理中心的《商道盟誓》帛书（“永元十年”）、商道译师墓的丝质手册（“永元十五年”）与波斯商队墓的贸易账簿（“永元十二年至十三年”），形成了连贯的时间序列，证明这一时期是昆仑商道的鼎盛阶段。


    从空间维度看，松潘古驿站的钱币窖藏（蜀地、吐蕃、波斯钱币）与藏羌驿站的青铜令牌（五文明纹样），实证了商道从蜀地经松潘、藏羌驿站至石城的完整路线；波斯商队墓的琉璃器（波斯徽记）与商道译师墓的双语手册（汉波斯文），则将商道范围延伸至波斯萨珊王朝，形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的贸易网络。


    从文明交流维度看，各遗址均出土融合性文物：


    雪山医者洞的双语针灸铜人（汉羌文）、松潘古驿站的藏茶砖（蜀地茶叶+吐蕃纹样）、石城管理中心的五语帛书、藏羌驿站的青铜令牌（五文明纹样）、波斯商队墓的鎏金铜带钩（中原龙纹+波斯火焰纹）、商道译师墓的骨雕对照表（五语言），共同证明昆仑商道并非单一文明的单向传播，而是多文明平等交流、互学互鉴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