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器物混在一起，说明商队是多族群组成的。”


    更令人意外的是，宿营地东侧有一处用石块垒砌的简易平台，上面刻着与戍卒星台一致的星象符号。


    “这是星象观测点！”林晓雨赶来后，立刻确认，


    “商队行进依赖星象辨别方向，戍卒护送时，会在这里校准星象，确保路线准确，这体现了天文技术对贸易的保障作用。”


    周航用无人机对宿营地周边进行航拍，发现类似的宿营地还有两处，沿商道均匀分布，间距约二十里，正好是商队一天的行程。


    “这些宿营地是商道的‘驿站’，”周航说。


    “从选址到设施，都能看出经过精心规划，既方便商队休息，又能通过星象观测保障安全，背后肯定有校尉李和羌杰的统筹安排。”


    苏芮在宿营地还发现了一个陶罐，里面残留着谷物与羊肉干的痕迹。


    “这是商队的食物储备，”苏芮解释道，


    “谷物来自中原屯田区，羊肉干是西羌牧民制作的，再次印证了不同族群的物资共享。”


    随着石城文书与商道遗存的发现，团队开始关注


    “汉羌双杰”的后裔线索。买买提提供了重要信息：牧区有一位名叫羌巴依的老人，自称是羌杰的直系后裔，家中还保存着祖传的器物；而在东边的绿洲村落，有一位李姓老人，据说祖上是西域戍卒，持有一枚青铜小鼎。


    张北炀团队首先拜访了羌巴依老人。老人住在牧民定居点的土坯房里，听闻来意后，从木箱中取出一块羊纹玉佩——玉佩呈椭圆形，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羊纹，与衣冠冢出土的羌杰羊毛披风上的纹样完全一致。


    “这是祖先羌杰传下来的，”羌巴依老人抚摸着玉佩，


    “爷爷说。


    当年羌杰和中原的校尉李是好朋友，一起保护商队，这块玉佩是两人结好的信物。”


    老人还讲述了家族流传的


    “双杰议事”故事：每年秋末，校尉李会到西羌部落，与羌杰在帐篷里商议贸易规则与商队护送安排，有时还会一起打猎、饮酒。


    随后，团队找到李姓老人。老人拿出的青铜小鼎，高约十厘米，鼎身刻着


    “李”字与星象纹，与衣冠冢出土的校尉李铠甲上的符号吻合。


    “这是祖上校尉李的器物，”李老人说。


    “族谱里记载，校尉李在石城制定商规，保护商队，死后族人将小鼎带回家乡，代代相传。”


    团队组织两位老人见面，当羌巴依的羊纹玉佩与李老人的青铜小鼎摆在一起时，两位老人都激动不已。


    “没想到千年前的友谊，现在还能通过这些器物延续，”羌巴依老人说。


    “我们应该把这些故事讲给年轻人听，让大家知道汉羌一直是好朋友。”


    林晓雨将两位老人的口述故事与石城文书、考古遗存相互印证，补充了诸多文献未载的细节：比如校尉李曾教西羌商人识别中原货币，羌杰则为戍卒提供牧区的水源信息，两人还共同调解过中原与中亚商人的贸易纠纷。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团队联合博物馆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考古机构，共同举办


    “丝路支线?多元共生”专题展览。


    展览分为“石城贸易”“双杰商规”“商道通行”三个展区，集中展出石城文书、跨国文物与双杰后裔的祖传器物。


    在“双杰商规”展区，团队用场景复原技术再现了校尉李与羌杰制定商规的画面：两人围坐在案前，案上摆放着丝绸、皮毛与琉璃，戍卒与西羌部落首领在一旁见证，栩栩如生的场景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


    “重走古商道”研学活动同步启动。团队邀请羌巴依与李老人担任向导，带领当地学生与游客沿西去商道行走，途经宿营地时，老人讲述商队休息的场景；抵达石城遗址时，考古队员讲解贸易流程与文物发现故事。


    “原来千年前的商队要克服这么多困难，”参与研学的学生王萌说。


    “校尉李和羌杰能让不同族群和平贸易，太了不起了，我们也要学会和不同民族的同学友好相处。”


    周航则拍摄了系列纪录片《商道双杰》，分为


    “文书解密”


    “后裔对话”


    “重走商道”三集，不仅记录了考古发现过程，还收录了双杰后裔的口述故事与研学活动片段。纪录片在国内外平台播出后，引发广泛关注，撒马尔罕考古机构还专门发来邮件，希望进一步合作研究西域与中亚的贸易网络。


    在商道西端的山地边缘，赵磊的勘探团队有了新发现——一处小型冶炼遗址。遗址内出土了中原式的竖式熔炉、西羌常用的矿石研磨石，还有中亚风格的金属模具，模具上刻着几何纹样，与石城遗址出土的中亚金属饰品一致。


    “这是一处多元技术融合的冶炼作坊！”张北炀兴奋地说。


    “中原的熔炉技术能提高冶炼温度，西羌的研磨石方便处理当地矿石，中亚的模具则能制作精美的金属器物，三者结合，说明当时的冶金技术已经实现了跨文化交流。”


    苏芮对出土的铁器残片进行检测，发现其中一块残片上刻着


    “双杰监制”四个字。


    “这说明作坊是在校尉李和羌杰的监管下运营的，”苏芮分析道，


    “商队需要大量铁器，比如刀具、马具，这个作坊很可能是为了保障商队的工具与武器供应而建。”


    林晓雨结合史料推测，作坊的工匠来自不同族群：中原工匠负责熔炉操作，西羌工匠负责矿石开采与研磨，中亚工匠则擅长金属器物制作。


    “这种技术分工，既发挥了不同族群的优势，又促进了技术交流，”林晓雨说。


    “比如中原工匠从西羌人那里学会了适应戈壁气候的矿石处理方法，中亚工匠则从汉人那里掌握了更先进的铁器锻造技术。”


    冶炼遗址的发现，拓展了汉羌双杰融合研究的维度——从贸易、天文、农耕，延伸到手工业技术。


    “他们不仅推动了物资交换与文化交流，还促进了技术的融合创新，”张北炀说。


    “这才是真正的多元共生，不同文明相互学习，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