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8年，君临港的皇宫议政殿内，一场关乎帝国未来走向的激烈辩论已持续了整整三个上午。


    空气中弥漫着凝重与隐约的火药味，不再是与外敌作战时的同仇敌忾，而是内部路线分歧的尖锐碰撞。


    皇帝赵昺端坐御座，眉头微锁，听着下方臣工们的争论。


    帝国的疆域已非昔日的吕宋一岛，南至所谓的蓬莱洲前进基地，北至琉球商站，西至苏禄海诸岛，东至与日本约定的贸易线，星罗棋布的领土散布在广阔的海洋上。


    距离遥远，通讯不便，仅靠中央朝廷直接管理，政令往返动辄数月，效率低下，且难以应对地方的突发状况。


    赵昺提出了他的改革构想：“朕观当今形势，疆域日阔，而海路迢迢。


    若事事禀报中枢，待批复而至，恐误事机。朕意，效仿古之藩镇……不，当立海外行省制！”


    他顿了顿，环视群臣，“于吕宋本岛之外，择苏禄、蓬莱、南岛等重要或偏远之地，设立行省，委任总督，赋予其临机决断、发展经济、维持治安乃至有限度之外交权。


    中枢则掌大政方针、军队调动、高级官员任免及最终裁决。如此，方可应对万里海疆之管理困境。”


    此议一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以新任外相陆秀夫、户部尚书，原江南士绅代表等人为首的传统派官员首先表示强烈反对。


    陆秀夫出列，神色肃穆：


    “陛下！臣万万不敢苟同！中央集权，号令出于一，乃华夏数千年来治国之根本，亦是避免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之历史教训！


    昔唐之藩镇，何等祸患？若赋予总督过重权柄，远离中枢，日久恐生异心！


    届时，天高皇帝远，行省岂非独立王国？臣恐非但不能强國，反有分裂之危！”


    户部尚书也附和道：“陆相所言极是。


    且赋权地方，易使政出多门，律法标准不一，不利于国家赋税统一征收和市场稳定。更恐地方豪强借机坐大，侵吞国帑民财。”


    他们的背后，是大量随驾南迁、观念仍停留在中原王朝模式的地主士大夫阶层。


    他们习惯于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心，担忧权力下放会损害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和通过科举等传统渠道获得的优势。


    然而，另一股新兴的力量则对此改革表示支持。


    以枢密使张世杰，他某种程度上代表军方在海外驻防的利益、工部尚书、以及几位在海外贸易中积累了巨大财富、被特许参与朝议的大商人代表组成的新贵派，则力主改革。


    张世杰从军事角度阐述：“陛下，万里海疆，风浪难测。


    若遇土著叛乱或外敌窥伺，事事请示君临港，战机早已贻误！


    赋予前线总督一定兵权与决断权，方能及时应变，保境安民。且分省驻军，亦可减轻中枢直接统辖所有军队之压力。”


    工部尚书李耀则着眼于发展：“各地物产、民情迥异。


    蓬莱洲或有矿产，南岛盛产香料，苏禄地处要冲。


    若由熟悉当地之总督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其效率远胜于中枢统一指挥。譬如蓬莱洲之前进基地，若早有行省之权，其开拓建设速度必远超今日。”


    商会代表更是直言不讳：


    “陛下圣明！海上行商，最重时效与灵活。


    若各地口岸皆有能做主之总督，简化通关手续，协调地方关系，处理贸易纠纷，必能极大促进海上商路繁荣，充盈国库，此乃互利之举！”


    他们的背后，是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集团和在新领土上获得利益的工场主、开拓者，他们渴望更灵活、更高效的地方治理，以保障和扩大他们的商业利益。


    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争论愈发激烈。传统派斥新贵派动摇国本、与商贾争利，有失体统。


    新贵派则讽传统派泥古不化、不识时务，空谈误国。


    殿内气氛紧张，若非赵昺坐镇，几乎要演变成朝堂失仪。


    赵昺看着下方泾渭分明、争执不下的两派，心中明了，这已非简单的政见不同。


    而是代表了帝国内部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深刻分歧。


    强行压制或独断，都可能埋下更大的隐患，很有可能造成裂痕。


    在又一次激烈的交锋后，赵昺抬手止住了双方的争论。


    他沉默片刻，目光扫过每一张或激动或忧虑的面孔，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诸卿所言，皆有其理。集权，恐失之僵化，难御万里海疆。


    分权，又恐失之涣散，重蹈历史覆辙。


    此乃治国之两难，亦是我启宋立足海外、前所未有之新局面所遇之新问题。”


    他站起身，走到御阶边缘：“既然在朝堂之上，难以达成共识。


    那就不妨……将这难题，交由这启宋的根基——万民来议一议。”


    群臣皆愕然。


    赵昺继续道：“朕决定，自即日起，于《君临新报》及各州府邸报之上，发起为期三月之全民大讨论。


    议题便是：《启宋前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孰优孰劣？如何权衡？》”


    “凡我宋人，无论士农工商，皆可投稿陈情，各抒己见。


    朝廷设专门机构收集、整理言论，择优刊发。


    朕与诸位大臣，亦将细览民情，倾听民意。


    三月之后，再根据讨论之结果，结合国情，最终定策。”


    此言一出，满殿皆惊。


    将如此重大的国策议题，下放至民间公开讨论，这在此前的华夏历史上，几乎是不可想象之事。


    传统派官员面露忧色，担心庶民议政，成何体统，会导致舆论失控，动摇统治根基。


    而新贵派则眼中放光，看到了借助新兴的市民和商人阶层舆论影响决策的可能。


    赵昺此举，无疑是一场政治冒险，对皇权来说绝对是不利的。


    这意味着皇权强独断的松动。


    但他深知，启宋的生存与发展，不能仅仅依靠顶层的设计，只取决于他一人的意见，更需要凝聚整个社会的共识。


    这场关于集权与分权的大辩论，即将从庙堂之高，转向江湖之远，其过程和结果，将深刻地塑造这个年轻海外帝国的未来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