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山屯恶霸李红民被枪决的事情就像是长了翅膀一样。


    风一吹，就掠过了村头的老槐树，掠过了田埂上的茅草，掠过了家家户户的烟囱，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


    那些日子，无论是赶车的老汉在官道上歇脚，还是媳妇们在井台边捶打衣裳，亦或是孩子们在晒谷场追逐嬉闹，嘴里念叨的都是这件事。


    “听说了吗？望山屯的李红民，被毙了！“


    “可不是嘛，公审大会上当场判的，一枪就没气了！“


    “这小子早就该有这报应，前几年偷张屠户的猪肉，去年抢王寡妇的粮食，坏事儿做绝了！“


    议论声里，有解气，有唏嘘，还有几分藏不住的恐惧——在这三年自然灾害的年月里，人命如草芥，可真要到了枪响的那一刻，谁听了心里都发颤。


    已经改嫁到邻村方家庄的孙爱珍，是在晒红薯干时听到这个消息的。


    那天日头正毒，她蹲在土坯墙根下，手里翻着竹匾里干瘪的红薯片，耳朵却支棱着，听着墙外头两个婆娘闲聊。


    当“李红民““枪决“这两个词钻进耳朵时，她手里的红薯干“啪嗒“掉在地上，滚进了墙根的泥缝里。


    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似的，僵在原地，眼珠子瞪得溜圆，嘴里直冒白气。


    过了好半晌，她才猛地扑到墙根，扒着墙缝往外瞅，嗓子眼里挤出一句嘶哑的问话：“大妹子，你们刚才说啥？李红民咋了？“


    墙外的婆娘被她吓了一跳，见是这个嫁过来没多久的外乡人，撇撇嘴说道。


    “还能咋？作恶多端，被公社毙了呗！望山屯大前天开的公审大会，十里八乡都去看了！“


    孙爱珍踉跄着退回到竹匾旁，看着那漏风的土屋——屋顶的茅草被风吹得露出了窟窿，墙角结着一层白花花的碱，炕上铺着的破棉絮里能数出三个补丁。


    屋子中央，那个被叫做“老头子“的男人，正蜷缩在草堆上咳嗽，咳得像只破风箱，每一声都带着浓浓的痰音。


    这就是她改嫁后的家，一个比望山屯的牛棚还不如的地方。


    孙爱珍的牙咬得吱吱作响，牙槽里渗出血丝来，她死死盯着草堆上的男人，心里的恨意像野草似的疯长。


    当初李玉良被从村支书的位置上撸下来时，她就觉得天塌了一般。


    那个时候，李玉良穿着四个兜的中山装，走在村里头，身后总跟着几个点头哈腰的社员，家里的粮缸从来没见底过，她头上别着的塑料发卡，都是供销社里最时兴的样式。


    可谁能想到，刚下台没三个月，一场大火就把家里烧了个干干净净。


    那天半夜，她被浓烟呛醒时，东厢房已经成了火团，噼里啪啦的烧着，李玉良抱着账本想冲进去，被社员死死拉住。


    等火被扑灭，原本青砖瓦房的家，只剩下几堵熏黑的土墙，粮食、衣物、还有李玉良当支书时攒下的几瓶好酒，全成了灰烬。


    就是那么一晃眼的功夫，她家就从村里屈指可数的富裕户，变成了一穷二白的穷光蛋。


    跟着李玉良养尊处优习惯了的孙爱珍，哪里受的了这个。


    以前她连井水都不用自己挑，现在却要跟着社员下地挣工分，手掌磨出了血泡，腰累得直不起来。


    家里没了余粮，顿顿喝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她饿得眼冒金星，却还要强撑着做饭洗衣。


    于是李玉良就成了她出气的对象。


    “死老头子！你当初要是不贪那点钱，能被撸下来吗？“


    “死老头子！你看看你现在这窝囊样，连口饱饭都给我挣不来！“


    “死老头子！我真是瞎了眼才跟你过了这么多年！“


    难听的话像冰雹似的砸向李玉良，一天到晚，她没给过他一个好脸色，有时急了，还会抓起灶台上的柴火棍往他身上抽。


    李玉良呢，要强了一辈子。


    年轻时在战场上扛过枪，转业后当村支书，管着望山屯几百号人，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角色。


    如今落得这般下场，从云端跌进泥里，他心里的那股气没处撒，憋在胸口，差点病死在床上。


    他整天面无表情，坐在门槛上，从日出看到日落，像尊风化的石像。


    孙爱珍骂他，他不吭；孙爱珍打他，他不躲；任打任骂，吭都不吭一声，完全就像是一个活死人。


    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让孙爱珍打心眼里越来越讨厌他，觉得眼前的男人就是个累赘，是个让她受苦的根源。


    正好在这时，她娘家大哥二哥听说了这事，揣着两个窝头，颠颠地跑到望山屯来了。


    两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坐在破炕沿上，一边啃着窝头，一边唉声叹气。


    “妹子啊，你看你这日子过的，哪是人过的？“大哥咂着嘴说。


    二哥接话道：“就是，李玉良现在就是个废人，你跟着他，不是遭罪吗？“


    孙爱珍抹着眼泪，没说话。


    大哥凑近了些，压低声音说：“妹子，我跟你二哥给你寻了个好人家，离这儿远，在三十里外的方家庄，对方是个老光棍，手里有积蓄，保证你嫁过去吃香的喝辣的！“


    孙爱珍愣了愣，抬头看着两个哥哥，眼里有些犹豫。


    主要是因为她还有李红民这个儿子，和在城里纺织厂上班的李红英这个闺女。


    李红民都二十出头了，正是娶媳妇的年纪；李红英虽说在城里，可逢年过节还会寄钱回来。


    自己改嫁，总不能带上儿子闺女吧？


    要是走了，红民谁管？红英回来找谁？


    后来他两个哥哥一再地向她保证。


    “妹子你放心，那方保才虽说年纪大了点，可手里有三百块钱呢！“


    “嫁过去之后，你就是当家主母，吃香的喝辣的，过两年把红民接过去，给他寻个媳妇，不比在这儿跟着李玉良挨饿强？“


    “方家庄没人认识你，到了那儿，你就是新媳妇，谁也不知道你以前的事！“


    甜言蜜语像糖衣炮弹，把孙爱珍的心思说活了。


    她看着漏风的屋顶，闻着锅里玉米糊糊的馊味，咬了咬牙，终于答应了下来。


    反正儿子闺女都是自己的，跑也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