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要为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寻找一个最精准的注解，那必然是一个词——“饱腹”。


    大英帝国的胃口，在这个时期，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生理极限。


    1871年的季风，吹过东南亚那片潮湿的热带丛林。在那里，“橡胶与稻米”的战争，早已经结束了。海峡殖民地的那面白底红狮旗（总督旗），不再满足于蜗居在新加坡的港口。它随着探险队和炮舰的脚步，一路向北，越过了马来半岛，穿过了茂密的雨林，直驱中南半岛的腹地。


    前大清帝国的“藩属”（越南、缅甸等），在面对那如钢铁洪流般的、“只换人不换地主”的吞并要求时，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像样的抵抗。他们很快就发现，如果不接受伦敦派来的“全权顾问”，那他们的王位，可能会在这个雨季结束前就被一阵风刮走。


    于是，中南半岛，变成了“女王的东南亚联合省”。橡胶树的绿色海洋，成为了这个帝国税收报表上，最亮眼的一抹新绿。


    ……


    目光转向西方，中东的沙漠。


    那里的风沙里，开始混合着一种陌生的、刺鼻却令人兴奋的味道。石油。


    曾经在这一带呼风唤雨的奥斯曼帝国，如今像个虚弱的老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说着英语、拿着测量仪的“工程师们”，开着古怪的越野汽车，在这片本来属于贝都因人的荒原上插下一面面旗帜。


    巴士拉，阿巴丹，还有那片未来被称为科威特的荒漠。一个个冒着黑烟的钻井架竖了起来。


    他们挖出的不仅是黑油，更是未来世界的能源命脉。波斯湾沿岸的部落酋长们，惊喜地发现，只要点头同意“独家开采”，他们就能从那个叫“皇家石油”的公司里，领到比当苏丹（奥斯曼的税）还要多几倍的年金。


    中东，正式成为了伦敦金融城的——加油站。


    ……


    而在欧陆的心脏，一头全新的雄狮，正在发出令巴黎和圣彼得堡都感到不安的咆哮。


    德意志帝国。更准确地说，是在腓特烈三世皇帝与维琪皇后共同治理下的——“开明且铁血”的新普鲁士。


    虽然那个叫汉诺威的“缺角”依然在英国女王的名下熠熠生辉，但在维琪那种“虽然我是英国人但我现在得管好德国”的微妙心态与高超手腕下，德意志避开了内卷，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疯狂的工业化中。


    鲁尔区的烟囱遮天蔽日。莱茵河上的贸易船队比多瑙河还要繁忙。他们学习英国的教育，模仿英国的法律，甚至花钱引进英国的最新技术。


    1873年，柏林举办的“民族工商业大展”上，那台名为“腓特烈大帝号”的万吨水压机和新型“毛瑟”连发步枪，让前来参观的法国大使看得脸色苍白，也让东边的俄国公使（虽然现在是立宪国了，但依然紧张）感到了深深的寒意。


    这是一个不仅有肌肉，而且有了脑子和健全经济体系的德国。


    连最骄傲的巴黎人也不得不承认：“那个英国女人的丈夫（德皇），确实把那个国家，带到了一个我们不愿见到的高度。”


    在这几年里。全球的秩序，就像是一个被精巧设计的钟表盘，每一个齿轮，都在按照那位远在伦敦的总指挥当年划定的轨迹，分毫不差地旋转着。


    英国，控制海洋与资本，主宰着大陆局势。


    这世界安静了


    或者说，是被一种名为“日不落与他的朋友和亲家们”的秩序，强行但高效地，管理了。


    ……


    那确实是一个让伦敦的绅士们做梦都能笑醒的年代。


    《帝国联邦宪章》的墨迹在大西洋海风的吹拂下逐渐干透，这套将遍布全球的殖民地用利益和法理捆绑在一起的体系，在初期的运行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


    加拿大、澳大利亚、美洲和印度等地的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英国，填满了曼彻斯特的纺纱机和谢菲尔德的炼钢炉。英国的工业产值在1873年达到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峰值，几乎占据了整个欧洲的一半以上。伦敦金融城的金库门槛甚至需要加高，以防那成堆的黄金流出来。


    然而，在这个庞大机器轰鸣运转的同时，一些不易察觉的裂纹也在阴影中蔓延。


    帝国的扩张确实到了它的自然边界。在那个看似平静的世界边缘，维持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成本正在呈几何级数增长。皇家海军必须在全球每一个大洋维持绝对优势，这不仅需要巨额的拨款，更需要无数造船厂日夜不停的赶工。而新一轮的造舰竞赛——那些用钢铁和电力驱动的昂贵巨兽，正在迅速掏空国库的盈余。


    更重要的是，那些被“整合”进帝国的“亲戚们”，也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温驯。


    在北美，名义上是“英属美洲自治领”，那位阿福王子依靠着个人魅力和强硬手腕暂时压制住了各方势力。但在底特律的工厂区，在德克萨斯的油田里，那些曾经属于“合众国”的年轻人，在夜深人静时，依然会偷偷唱起《我们要自由》；那些来自老欧洲不同国家的移民后代，心中对那个遥远岛国的认同感，远不如对脚下这片新土地的归属感来得强烈。一种名为“本土主义”的新思潮，正在土壤下发酵。


    而在东方，那个被林亚瑟视为“完美提款机”的印度。虽然土邦王公们表面上臣服，虽然那个“皇家公务员体系”确实吸纳了一部分当地精英。但随着教育普及和西式思想的传播，一些在伦敦受过教育的年轻印度人，开始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高级办事员”。他们在加尔各答的茶馆里，讨论的不仅仅是如何效忠女皇，而是“既然我们学会了英国的法律，为什么不能用它来争取我们自己的权利？”


    一颗名为“国大党”的种子，已经被埋下了。


    再看欧洲大陆。


    德国的崛起固然有一半是因为英国的扶持以及维琪的牵线搭桥。但随着德国工业力量的膨胀，它对市场的渴望也越来越大。鲁尔区的钢铁需要去处，汉堡的商船需要更自由的航道。当德国制造的优质机器开始在市场上与“英国制造”正面交锋时，那种曾经亲密无间的“翁婿关系”，还能维持多久？


    腓特烈虽然亲英，维琪是英国长公主。但他们首先是德国的皇帝和皇后。他们身后的容克军官团，他们脚下的资产阶级，都在渴望着摆脱英国的阴影，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属于德国人自己的“阳光下的地盘”。


    至于法国，虽然拿破仑三世的帝国崩塌了，第三共和国那些精明的既得利益者，可比那个好大喜功的皇帝要难缠得多。他们不再寻求这种华而不实的欧洲霸权，而是转向了非洲、转向了金融投机，在英国体系的缝隙里，像藤蔓一样顽强地生长，寻找着每一个可以给英国人下绊子的机会。


    那个已经“半立宪”的沙俄，因为农奴制的废除释放出了巨大的人口红利。虽然失去了阿拉斯加，但在中亚，他们的脚步从未停止。那些来自西伯利亚的铁路，正在以一种令人生畏的毅力，一点一点地向南延伸，直指——英属印度的北大门，阿富汗。


    林亚瑟坐在白金汉宫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


    他当然知道这一切。


    没有谁比他更清楚，盛极而衰的道理。他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帝国联邦，但也亲手制造了一个充满了竞争与变数的新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技术不再是秘密，规则也不再是永恒。


    所有被他“扶持”起来的朋友，所有被他“打压”下去的敌人，都在这个新秩序下学习、适应、然后……寻找机会，反噬那个高高在上的庄家。


    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没有童话，只有永无止境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