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历六年三月初一，紫禁城文华殿。


    早朝刚散，户部尚书王邦瑞就被叫到了这里。


    这老头儿今年六十五了，掌管户部八年，头发白了大半，可此刻手里捏着那份刚出炉的《商税则例》草案，手却在抖——不是气的，是激动的。


    “**公，这、这真要行？”


    苏惟瑾正坐在东边的太师椅上喝茶，闻言放下茶盏:“王尚书觉得不妥？”


    “不是不妥，是……”


    “是太好了！”


    “太好了啊！”


    他快步走到苏惟瑾面前，老眼放光:“您知道去年商税收了多少吗？”


    “六百万两！”


    “六百万啊！”


    “可这钱收得……名不正言不顺！”


    这话说得掏心掏肺。


    大明税制，田赋是“正课”，商税是“杂课”。


    杂课什么意思？


    就是可收可不收，收多收少看地方官心情。


    商人地位低，被盘剥了也不敢吭声，只好变着法****。


    朝廷实际收到的，十成里能有四成就烧高香了。


    苏惟瑾这份《商税则例》，第一句就石破天惊:


    “自道历七年始，商税升为正课，名‘营业税’，与田赋并为国库两柱。”


    后头细则更详细:


    坐商按店铺规模，征“门摊税”，分五等——一等年税百两，五等年税五两。


    行商按货物价值，征“过路税”——各府设“税课司”，一税通行，严禁地方私设关卡。


    海外贸易，征“海关税”——月港、泉州、广州三处海关，税率按货物种类定，最高不过十税一。


    “税率都不高，”


    苏惟瑾指着草案，“可规矩得立起来。”


    “纳税是义务，**是犯法——抓住一次，罚十倍；抓住三次，抄没家产。”


    王邦瑞连连点头，可随即又皱眉:“只是……朝中反对声怕是不小。”


    “那些清流，最见不得商人得势。”


    “若将商税升为正课，岂不是抬高了商贾地位？”


    “所以才要给好处。”


    苏惟瑾笑了，从袖中又抽出一份文书，“看这个。”


    王邦瑞接过，只见标题是《优商三策》:


    一、年纳税超千两者，授“义商”匾额，本人及嫡子可见官不跪。


    二、年纳税超五千两者，可“捐监”——捐银五百两，嫡子一人入国子监为监生，有科举资格（每府限十名）。


    三、各地商会可推举代表，参与地方“税政评议”，对税目、税率有建议权。


    “这……”


    王邦瑞看完，倒吸一口凉气，“**公，这条件……是不是太优厚了？”


    “不优厚，谁愿意老实交税？”


    苏惟瑾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文华殿外的春色，“王尚书，你要明白，咱们收税，不是要逼死商人，是要让他们心甘情愿交钱。”


    “给他们地位，给他们前程，给他们说话的权力——他们才会把朝廷当自己人。”


    他转身，目光如炬:“商人重利，可也重名。”


    “一个‘义商’匾额挂门口，比少交一百两税还管用。”


    “一个国子监名额，能让那些富商打破头争着交税。”


    “至于税政评议……让他们参与，他们才会觉得这税交得值。”


    王邦瑞愣了半天，忽然一拍大腿:“高！”


    “实在是高！”


    他算是服了。


    这位**公，不光懂打仗、懂格物，连收税都玩出花来了！


    软硬兼施，恩威并济——这手腕，朝中那些老狐狸都比不上！


    “那咱们……何时上奏？”


    王邦瑞摩拳擦掌。


    “就今日。”


    苏惟瑾看了眼天色，“午朝时，你我联名上奏。”


    午时三刻，皇极殿。


    小皇帝朱载重刚用完膳，正打着哈欠被太监扶上龙椅，就听见殿外传来争执声。


    “荒谬！”


    “商税岂能与田赋并列？”


    “士农工商，商为末流！”


    “末流之税，安能入正课？”


    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江西口音。


    苏惟瑾抬眼看去，说话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默。


    这老头儿今年六十八，嘉靖二年进士，出了名的“清正”——或者说，出了名的顽固。


    平生最恨两件事:一是武将跋扈，二是商人得势。


    此刻，李默正指着王邦瑞鼻子骂:“王尚书！”


    “你掌管户部八年，就琢磨出这么个祸国殃民的方略？”


    “商税升正课？”


    “那岂不是告诉天下人:经商光荣？”


    “种田可耻？”


    “长此以往，谁还安心务农？”


    “田地荒芜，国本动摇，你担得起这个责吗？！”


    这话说得义正辞严，几个御史当即出列附议:


    “李总宪所言极是！”


    “商税杂课，本就是抑商重农之策！”


    “岂能颠倒？”


    “商人重利轻义，若再抬高其地位，必生祸乱！”


    “还请陛下驳回此议！”


    王邦瑞被骂得脸色发白，刚要反驳，苏惟瑾却上前一步，挡在他身前。


    “李总宪，”


    苏惟瑾声音平静，“您说商为末流——那好，本公问您几个问题。”


    李默冷哼一声:“**公有话请讲。”


    “第一，”


    苏惟瑾竖起一根手指，“您身上这件云锦直裰，是农人织的，还是商人运到京城的？”


    李默一怔:“这……”


    “第二，您家中吃的淮盐，是灶户煮的，还是商人贩到京城的？”


    “第三，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是靠农人种地卖出去的，还是靠商人行销天下的？”


    三个问题，问得李默哑口无言。


    苏惟瑾却不放过，继续道:“农人种粮，工匠制器，可若无商人转运贩卖，粮会烂在仓里，器会堆在窑中——李总宪，您读圣贤书，可还记得《周礼》有言:‘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连周公都重商贸，您倒要把商人踩到泥里？”


    这话引经据典，李默涨红了脸，憋了半天才道:“那……那也不能与田赋并列！”


    “农为邦本，商为末业，此乃祖制！”


    “祖制？”


    苏惟瑾笑了，“李总宪，洪武爷定商税为杂课时，全国商税一年不过几十万两。”


    “去年多少？”


    “六百万两！”


    “占国库岁入三成！”


    “您告诉我，这三成的银子，还是‘末业’？”


    他从王邦瑞手中拿过账册，当殿翻开:


    “道历五年，田赋收入一千二百万两，商税六百万两，盐税二百八十万两，关税一百五十万两——商税已超盐、关二税之和，仅次于田赋！”


    “这样的‘末业’，李总宪，您家里有吗？”


    这话诛心了。


    李默家里还真有买卖——他侄子就在南昌开了三家绸缎庄，一年少说赚几万两。


    可这事能拿出来说吗？


    “你、你……”


    老头儿气得胡子发抖。


    “李总宪别急。”


    苏惟瑾合上账册，面向百官，“诸位同僚，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


    “担心商人得势，担心农人弃田，担心礼崩乐坏——对不对？”


    殿中一片沉默。


    “可我要说，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苏惟瑾朗声道，“农为邦本，这话没错。”


    “可邦本要固，靠什么？”


    “靠钱！”


    “修水利要钱，赈灾荒要钱，养军队要钱——钱从哪来？”


    “田赋够吗？”


    “不够！”


    他走到大殿中央，声音铿锵:“西北要防蒙古，辽东要垦荒，东南要建水师，全国要办学堂——这些都要钱！”


    “田赋就那些，加一分，百姓就苦一分。”


    “可商税呢？”


    “商人赚了钱，交一些给朝廷，天经地义！”


    “他们交了税，朝廷给他们地位，给他们前程，让他们堂堂正正做生意——这叫各取所需，这叫互利共赢！”


    顿了顿，他放缓语气:“再说，咱们给商人的好处，也是有门槛的。”


    “年纳千两才授匾，年纳五千才捐监——小商小贩，该怎样还怎样。”


    “至于税政评议，那是让大商人们帮着想想，怎么收税更合理，省得他们老想着偷漏。”


    这话说得实在，几个原本反对的官员，神色松动了几分。


    是啊，商人交税，朝廷有钱办事，似乎……也没什么不好？


    “陛下，”


    苏惟瑾转向龙椅上的小皇帝，“商税升正课，利国利民。”


    “请陛下圣裁。”


    朱载重虽然才九岁，可这两年跟着苏惟瑾听课，也懂了点道理。


    他眨眨眼，问:“皇叔，商人交税多了，朝廷是不是就能多造火铳、多办学堂了？”


    “是。”


    苏惟瑾微笑，“至少能多造一千门新式火炮，多建一百所蒙学。”


    孩子眼睛一亮，小手一拍:“那就准了！”


    “陛下圣明！”


    苏惟瑾躬身。


    “陛下圣明！”


    王邦瑞赶紧跟上。


    武将队列里，英国公张溶等人也齐声附和——他们才不管商人地位高低，只要朝廷有钱发饷、有钱造军械，那就是好事！


    文官那边，李默还想再说，可看看形势，又咽了回去。


    大势已去。


    三月初五，诏令颁行。


    《商税则例》和《优商三策》通过驿站快马发往全国。


    消息传出，商人圈先是一愣，随即炸了锅。


    北京，前门外大栅栏。


    这里商号云集，光是绸缎庄就有二十多家。


    最大的“瑞蚨祥”东家孟洛川，此刻正和几个同行在茶楼雅间里，对着那份抄来的诏令反复研读。


    “孟爷，您给掌掌眼，”


    一个做药材生意的胖子搓着手，“这‘门摊税’……咱们‘瑞蚨祥’得算一等吧？”


    “一年百两？”


    孟洛川今年五十出头，精瘦，山羊胡，眼睛细长，透着商人的精明。


    他眯眼看了半天，缓缓道:“百两不多。”


    “咱们去年净利多少？”


    “两万八千两！”


    “交百两税，**毛雨。”


    “可这‘过路税’……”


    另一个贩运皮货的商人皱眉，“以往走一趟宣府，沿途四五个关卡，每个都得打点，加起来也得二三十两。”


    “如今一税通行，说是按货值十税一，可咱这皮货，值多少钱还不是税课司说了算？”


    “所以要推代表，参与税政评议。”


    孟洛川指着诏令上那条，“看到了吗？”


    “商会可推举代表，对税目、税率有建议权——这就是让咱们说话！”


    他越说越兴奋:“还有这‘义商’匾额！”


    “年纳千两就授！”


    “咱们‘瑞蚨祥’去年交了多少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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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


    “三百两！”


    “今年多交七百两，换个‘义商’匾额挂门口——值不值？”


    胖子眼睛亮了:“值！”


    “太值了！”


    “见了官不用跪，这可是实打实的好处！”


    “还有捐监！”


    孟洛川压低声音，“我那小儿子，读书不成器，可要是能捐个国子监监生……哪怕中不了举，说出去也是‘太学生’！”


    “将来结亲、做生意，都不一样！”


    几个商人面面相觑，忽然都笑了。


    是啊，以往交税，那是被盘剥，钱花了还憋屈。


    如今交税，换地位、换前程、换话语权——这买卖，划算！


    “那咱们……”


    胖子试探道。


    “交！”


    孟洛川一拍桌子，“不但要交，还要带头交！”


    “赶明儿我就去户部，先把今年的税预交了！”


    “争这北京城第一个‘义商’！”


    三月底，户部衙门热闹非凡。


    各地商会代表陆续进京，参与“税政评议”。


    孟洛川果然第一个预交千两税银，户部当天就送来“义商”匾额——黑底金字，落款是户部大印，还盖了**公的私章。


    孟洛川让人敲锣打鼓把匾额挂上店门，引来半条街的人围观。


    “瞧瞧！义商！见官不跪！”


    “孟爷这回可露脸了！”


    “听说还能捐监呢！”


    议论声里，羡慕的多，眼红的少。


    毕竟门槛摆在那儿——年纳千两，有几个商人能做到？


    有了榜样，后面就好办了。


    四月，户部统计:当月商税入库八十五万两，比去年同期增四成！


    预计全年可突破八百万两！


    消息传到文渊阁，王邦瑞捧着账本，手又抖了——这次是乐的。


    “**公，神了！”


    “真是神了！”


    老头儿红光满面，“那些商人，非但不躲税，还抢着交！”


    “浙江有个丝绸商，一口气预交了三年税，就为抢个‘义商’匾额！”


    苏惟瑾正在书房里算账，闻言笑道:“人性如此。”


    “给个名分，比给点实惠还管用。”


    他面前摊着三本账册:田赋、商税、海关。


    田赋稳在一千二百万两，这是根基，不能动。


    商税今年预计八百万两，已成第二支柱。


    海关更惊人——月港、泉州、广州三关，去年收税一百五十万两，今年才过一季度，就已收八十万两！


    全年破三百万两有望！


    三本账加起来，岁入可达两千三百万两以上。


    而支出呢？


    军费八百万两，官俸四百万两，工程教育等四百万两——还能结余七百万两！


    苏惟瑾提笔，在纸上写下几个字:


    财政基础已固。


    下面该推动什么了？


    他想了想，又写下:


    吏治、科举、土地。


    可就在此时，陆松匆匆进来，脸色凝重。


    “国公，南京急报。”


    苏惟瑾接过密信，展开一看，眉头渐渐皱起。


    信是南京户部侍郎发来的，说江南一些士绅联合上书，反对商税新政，理由是“与民争利，祸乱纲常”。


    领头的，竟是致仕的前南京礼部尚书顾可学——这老头儿今年七十六了，门生故旧遍江南，影响力不小。


    更麻烦的是，这些人背后，似乎有扬州盐商的影子。


    “盐商？”


    苏惟瑾冷笑，“盐票制断了他们的财路，商税新政又动了他们的蛋糕——这是要反扑啊。”


    陆松低声道:“还有一事。”


    “咱们在南京的人发现，那些反对的士绅，最近常在一处叫‘瞻园’的别业聚会。”


    “而瞻园的主人……姓严。”


    “严？”


    “严世蕃的堂弟，严绍庭。”


    陆松道，“此人三年前外放南京工部主事，去年丁忧回乡，一直没起复。”


    苏惟瑾放下密信，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严嵩倒台两年了，可严家的势力，果然还没清理干净。


    “盯着他们。”


    他淡淡道，“看看他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商税新政推行顺利，财政根基日益稳固。


    然而江南士绅与严家余孽的勾结，却预示着新的风波。


    四月十五，南京突发“**”——以绸缎、茶叶行为首，数百家商铺同时关门歇业，声称“税重难负，唯有**自保”！


    更蹊跷的是，**当日，南京国子监数百生员集体上街，散发揭帖，痛斥商税新政“苛政猛于虎”，要求朝廷收回成命！


    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动。


    都察院御史纷纷上疏，要求严惩“煽动**者”。


    可苏惟瑾却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组织严密，生员响应迅速，这绝不只是商人**那么简单！


    而更令人不安的是，锦衣卫在排查**骨干时发现，几个带头**的绸缎商，竟都与扬州盐商有姻亲关系。


    与此同时，月港海关截获一批走私生丝，货主供认，这批货是“南京一位姓顾的老大人”托运的，要卖往日本！


    江南士绅、严家余孽、扬州盐商、走私日本——这几条线，似乎正织成一张大网。


    而那张网的中央，隐约指向一个更可怕的目的:动摇新政根基，甚至……颠覆朝局！


    苏惟瑾站在书房窗前，望着南方的夜空。


    他知道，商税这场仗，才刚打到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