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黄门老公
作品:《春季到来绿满窗》 1.初到《小坛》
我妹妹怀二胎的时候,她自己很忐忑,害怕又是个女孩儿。
她打电话跟我说:“姐,你说我怎么又怀上了的?”
我说:“恁自己的事儿,你还问我的?恁怎么又怀上的?耶稣让恁怀上的?”
她说:“你说,我这回还是女孩儿吧?”
我说:“我也不知道。男孩儿女孩儿都好。”
我妹妹说:“可别又是个女孩儿吧。大响家基因不好。他爸爸三代单传,他妈妈就生了四个女孩儿,才生了大响。”
我说:“没事儿。你就算生四个女孩儿,恁老婆婆也不能说你什么。她家就这个基因,她又不是不知道。”
我妹妹说:“我怕又是个女孩,我都不想留的,我想流掉的,俺老婆婆叫留着的。”
我说:“那就留着呗。男孩儿女孩儿都是你的小孩儿,都一样疼。咱妈不是说过吗?不要流产,小孩儿都是投爷奔娘来的。来了就是跟你有缘分。你现在就是好好养胎,顺顺利利地把她生下来。现在是第二个,应该好生一点吧。”
她说:“嗯,我第一胎怀雪寒的时候不怎么能吃,生第一胎也没费什么劲儿。”
我说:“小妹,你生孩子的时候,谁陪着你的?咱妈没去啊?”
她说:“咱妈没去。俺老婆婆陪我去的。当时是夜里,我肚子疼,大响,俺老婆婆,陪着我去的。就去青羊山医院。那个医生,我给叫嫂子。她让我先等着。我疼地受不了了,我说,‘不行,我得去生去!’我就自己爬上那个架子,没过多大会儿,就生出来了。雪寒生出来就小,给抱到保温箱里了。俺老婆婆一直怪我,嫌我不能吃。生的小孩身体也弱。”
我说:“可多孕妇都这样。孕吐。你那时候实在吃不下,那也没办法。”
她说:“就是的。我那时候吃了就吐。喝点水都觉得恶心。”
我说:“先不说了小妹,我明天要去找工作了。我得准备准备。我想去青羊街上拉个头发去。”
小妹说:“你来青羊山啊,那你要我去陪着你说话吗?”
我说:“不用了。我随便找个店拉一下头发就回来了。你怀着孕到哪都不方便。你搁家好好休息吧。”
小妹说:“行,你去吧。头发还是拉直了好看。青羊山这里的女的,都把头发拉地梯直。可好看了。我怀着孕,不能拉。”
我去镇上花了五十块钱拉了头发。
妈妈从山上干活儿回来了,她看到了我变了样儿的头发,就问我说:“花了多少钱啊?”
我说:“五十。”
我妈妈说:“恁么贵。”
第二天,我带着自己的材料,坐上了汽车去徐县应聘。我妈妈见我去找工作,心情很好。
我到了那里,拿着资料排队,等人家审核。还没排到我的时候,就听到前面的人说:“要汉语言专业的”。我心里想,我不是汉语言专业的,那不是没有希望了。
等到了我,审核的人说:“对不起啊,你这个专业不对口,我们要汉语言专业的。你这个专业不符合啊。”我只好把自己的材料收起来,去公交站台,等车回家。
我到了家,心情有点不好,但我知道,找工作的事,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次不成功也很正常。我就去到压水井那里,打水洗衣服。
我到家不一会儿的功夫,我妈妈从山上回来了。
“怎么样了?”她用期待的语气说。
“没成,专业不对口。”我说。
我妈妈不言语了。显然,她的心情很不好。
“起来!”她说,“我要过去打水!你怎么天天洗衣裳的?天天洗!天天洗!”
我赶紧给她让路,她去压水井那里打了水去添锅。
“你去徐县,车票是多少啊?”我弟弟问我。
“十七。”我说。
“俺去都是十五。你怎么给的恁么多的?”他问我。
“不知道啊,一车子人,人家卖票的就是按照路程收费的。”
“同样是去徐县,俺去只要十五,你去就得十七。你有钱,你钱真多。”他说。
“哪事儿哎,人家要恁么多,我能不给啊?”我说。
“你给是的!人家要多少,你就给多少!人家要,你就给!”他说。
“你不存财儿,还是人家鸿雁存财儿。小时候就那样,人家鸿雁有点儿钱就攒着,你不知道攒钱,有点儿钱就去买糖疙瘩吃。”我妈妈说。
“小时候能有多少钱啊。一毛两毛的,值当的嘛。”我说。
“从小看大,三岁看老。人家鸿雁就是比你会存钱。”我妈妈说。
我这个人自尊心很强,也很敏感。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我妈妈的鄙视和不耐烦。那一刻,一口气,还有一包眼泪,一起憋在我的心里。那口气,是好事也是坏事。它让你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想要走出去。可是,冲动之下的选择,往往是仓促而草率的。那一刻,我特别想有个工作,好让我赶紧离开这个家。我是充分体会到了,一个人没本事的时候,是连亲人都会看不起你的。
我在网上浏览,无意中看到金河市青提区《小坛》杂志社的招聘信息,我就报了名。报名的那天,我到了青提区文化局人事科。一群人等着报名。乌泱泱的。人事科科长坐在那儿,她说不上是出于冷漠还是不耐烦,反正是表情严肃,一头短发,穿着绿裙衣。
“准备的怎么样?”一个女生问另一个女生。
“我也不知道。我就来试试。”那个女生说。
我想,妹子,你还嫩着呢。不能说“试”,你说“试”肯定过不了。我以前也“试”过。这次,老姐姐我,是来争的,来抢的。
“报名考试要钱吗?”人群里有人问。
“不知道啊。先准备好吧。”有人说。
于是,大家都从包里掏出来一张张红色的钱币。
“给!给!报名费!报名费!”大家把人事科科长给围了起来。她面前的桌子上瞬间落下了许多粉红色的纸片。
“不要吵!没人要你们的钱!”人事科科长不耐烦地说。她把那个“钱”字碾在舌头上踩了又踩。大家又纷纷把那张放下的粉红色的纸片捡起来。
到了面试的日子,我自己坐车到了青提区。大家先抓阄,选了自己的号。我是3号。我们被带到一间空的会议室里坐着等待。带着题目的一张纸发了下来,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天昏地暗地写着,写地眼前发黑。我一口气写完,看看我的手稿,我写地很快很潦草,我的字不好,如果是单单看字,或是把书写当作加分项的话,我肯定是不会过关的。
很快就到我了。“3号!”有人喊我说。我拿着自己的手稿走进了面试的会议室。面试的阵容很庞大,最后一排,面对着我坐着的,是好几位从外地请来的中年考官。坐在两旁的,是负责核算分数的一群年轻人。面试的环节很透明,面试的内容也很简单,先是说说自己的打算,这个我早有模版,背得很是熟练。
“尊敬的评委老师:上午好!我是3号选手,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红烛》。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需要,那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
接下来是朗读戴望舒的《雨巷》。我面前的桌子上,有一张白纸。我拿起来就读,我拉着长腔儿,尽可能婉转悠扬地去读: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彳亍”怎么读,我不知道,我迅速地扫了一下页面底端,那儿居然有注释,念chì chù。我嘴里立刻跟上:
“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整个过程,坐在我对面正中间的那个穿着蓝色汗衫的中年考官都在微笑着。他五十岁左右,瘦长的身材,瘦长的脸,他笑笑地看着我。我知道我大概能被《小坛》杂志社录用了。
其实,那时候的我,无论是回答问题的样子,还是回答问题的内容,一切都还很懵懂。可是,那时候,大家也都很懵懂。没有借助任何多媒体,没有什么花样儿。一切都是最朴素的样子。我喜欢那样的朴素。
那群考官,按照古代科举的说法,是我的恩师了,按照古代科举的做法,我是应该拜在他们的门下,自称门生的。但是,在那次面试之后,在各种学术交流的场合,我好像再也没有见过他们。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姓啥名谁。我一个外地人,孑然一身,他们把我连根带土地接过来了。是他们一手把我栽培在青提区的。此后,我在这里生活、成长,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伤,可是,我还记得他们微笑的模样。
面试过了就是体检。那天去体检的有好几个,我们几个的体检都顺利过关了。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医生问我们:“你们谁是欧阳杰啊?”
一个黑黑的小青年说:“是我,怎么了?”
那个女医生跟他说:“你的血压有点高,你明天再来吧,你来之前喝点醋。”
“好的,谢谢!”那个叫欧阳杰的说。
体检过关了,我们又去人事科科长那儿交材料。人事科科长这次微笑着,一一收齐了我们的材料。很简单,无非是毕业证、学位证,编辑资格证。
“这样,我就算是正式的编辑了?”我问。
“对!”她温和地笑着说。
“我可以告诉我妈妈我有正式的工作了?”我还是不敢相信。
“是的!”她还是温和地笑着说。
“太好了!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兴奋地说。我走在青提区的街道上。看着身旁的街道和楼房。这个地方,我以后就要在这儿工作了。我不知道这以后,他会给我多少欢乐多少惆怅。
报道的那天,我拖着自己的行李坐高铁去了《小坛》,到了《小坛》杂志社,我把行李放在门卫室,跟门卫说了一声儿,走进了《小坛》的大门。在我身后走来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她的父母陪伴在她身边,她的父亲高大挺拔,戴着眼镜,晒地黑黑的。她的母亲娇小怡人,披着波浪卷儿。她本人面容娇好,笑容可掬,长发及腰。而我,挺立在她的面前,粗粗壮壮,像个莽汉。
“你是来《小坛》报道的吧?”女孩温柔地问我。
“是的。你也是来报道的吧?”我问她。
“嗯。我叫米娜,你呢?”女孩子问我。她好像永远是温柔的,她的声音好像永远是低低地,她的声音只停留在唇齿间,连上颚都没有到。不像我,我的声音像樵夫扛木头的号子,是历经了喉头、嗓门儿,在丹田那儿被拽上来的。
“我叫宋大省。”我说。
“你是哪里的呀?”她的父母问我。
“我是余洲的。”我说。
“余洲?余洲在哪里啊?”她说。
“余洲在金河北面。你们是哪里的啊?”我问他们。
“我们就是本地的。”他们说。
“那你们可以住自己家了,真好。我还不知道住哪里呢。”我说。
“我们住地也不近。我家在金河市里。今天早上开车到这里开了四十分钟呢。”女孩儿说,“你结婚了吗?你是自己来的吗?”她问我说。
“我还没有对象呢。你呢?”我说。
“我结婚了。都在家里吃了半年的软饭了。”女孩子说。她的脸上泛起了幸福的潮红,把头低下去,好像结婚是什么说不出口的事情。
“不着急,总会找到的。还得是有车有房的。”她父亲说。
“你父母是干嘛的啊,怎么没来陪同你啊?”她妈妈问我。
“我妈妈没来。我家是农民。我什么都靠自己,习惯了。”我说。
“我们这个不行。什么都是我们陪着。”女孩儿的父母温柔地看着她说。女孩子微微一笑,露出了被众星捧月的鲜花一样的笑容。
“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啊?”女孩子问我。
“余洲大学。”我说。
“余洲大学在哪儿?”女孩儿问。
“在余洲。”我说,“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啊?”
“岚京师范大学。”女孩儿说。
“啊?岚京师范大学,好厉害啊!”我感慨着。
“也没有多厉害。”女孩儿说。
我们到了《小坛》杂志社人事部,那个黑黑的欧阳杰也到了。
“你们是今年新招聘的编辑是吗?我姓言。是专门负责接待你们的。”老言说。
“言编辑好!”我跟他打个招呼,就把我的材料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老言的手里,正拿着欧阳杰的材料。
“你是欧阳杰?”老言问他。
“是的。”
“你89年的?”
“对!”
“你研究生毕业,今年才24岁啊?”老言问他。
“是的。”
“青年才俊啊!”老言说,“今年来的都是研究生。你们都是人才啊!”
我们都交了自己的毕业证书和复印件给老言。我一看,人家的大学都是省城的,就我的大学很多人都没听说过。
我笑着跟老言说:“就我出身最低了。”
老言摆摆手说:“英雄不问出处!”
老言问我们:“你们都是外地的吧?你们的住宿问题要安排好。你们去后勤处找乌主任吧。让他带你们去。”
我们说:“乌主任办公室在哪儿呢?”
老言说:“就在一楼。”
我们找到了乌主任。乌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有着这个年纪特有的油光的面门儿,和微微发秃的头顶。他带着我们到了员工宿舍六楼,指给我们单间宿舍,把我们的住宿问题给就地解决了。
我自己去门卫室把行李扛到了六楼的宿舍。宿舍里很简单,也很粗糙。一张木板床,一个散发着霉味儿的门板已经开裂的大柜子。还有一张桌子。那个大木柜子有一人多高,直通屋顶。我的行李也很简单,一个大行李袋就装下了我所有的衣衫。这以后,我就在《小坛》住下来了。我被分到了中文组,做起了编辑。
老言通知新员工培训。我,米娜,欧阳杰,拿着会议记录的本子,都到了。培训的地方记不清是哪里了。那是一间不大的小格子间似的一个小型会议室。中间是窄窄的过道,左右各横着四五张桌子。我们坐南朝北地坐着。我习惯性地坐到了第一排,面对着主席台。台上有一男一女。女的四十多岁,短发绿罗裙,皮肤白皙,眼神犀利。我认得她是人事科科长梅宝蓝。我们这些人来青提区报名、考试,乃至于过关以后的体检,都是她一手操办的。现在,我们正式成为她手下的新员工了。我怀着无比的好感和温暖抬起下巴看着她。男的五十上下,高个子,身材瘦长,大背头油光闪亮,发际线像潮水一样退到了脑门儿上。两只双眼皮的大眼睛镶嵌在棕褐色的脸上,眼露精光,观之若鹜。对,像一只精精神神的老鹜。
梅科长简单做了发言:“今年夏天,青提区又引进了一批优秀的编辑,大家都是各自专业里的翘楚,无论是学历,还是综合素质,都是一流的。相信各位新编辑的加入,会为青提区的编辑事业增添无限的光彩。下面,有请青提区文化局郑局长为大家培训。”郑局长点了点头。
“好!我们开始培训了。”郑局长说,“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我是郑月白。欢迎大家加入青提区编辑系统这个大家庭。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希望大家能做到以下几点。”
局长的话铿锵有力,我低着头,顶着我的兵马俑似的发髻认真地记录着。
“第一,要有使命感、荣誉感。大家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编辑,要善始善终,忠诚于青提区的编辑事业。”郑局长说每句话每个字的时候都咬牙切齿,像是在便秘。我听地严肃认真,记地仔细。
“第二,要有责任有担当。大家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在事业上和人格上做群众的好榜样。”郑局长穿着白色的衬衣,他的牙齿也很白很密。只是他的嗓子不是太好,大概是长期吃酒吃烟的熏陶,尽管他努力地说话,尽管他的身份给了他极大的威严和自信,尽管他努力地提高了嗓门儿,他努力地像是在便秘,可是我依然能够听出来他嗓子不是很好。不知道是不是长期地酒色伤身的缘故,我感觉他中气不是很足。他说起话来,像是一只雄赳赳气昂昂的憨老鸭。
“第三,要清正廉洁,洁身自好。大家在做编辑的过程中要不接受别人请托,不收受他人财物。不贪恋烟酒女色。当然,最后一点主要是针对男同志来说的。”郑局长言之凿凿,言之有理,我对他肃然起敬,怀着崇高的敬意和膜拜之情。
开工会议的那天,郑局长也来了,他在热烈地掌声中登上了主席台。郑局长跟任社长一起面南坐着,他又像当初给我们培训的时候那样,给我们发布了一通恰似便秘的演讲。
“同志们,一个真正优秀的编辑应该是德才兼备的。在座的各位学历都很高,很多是本科学历,有的还是研究生,甚至是博士。请大家扪心自问一下,你们的德是否能配得上你们的才。《易经》有言,厚德载物。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一个编辑有才而无德,那他就是个文化流氓。我之所以能够到达今天的程度,那是我几十年如一日不断修养的结果。同志们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做一个不仅有才亦且有德的编辑。”
“同志们,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相逢智者胜,智者相逢狂者胜。让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疯起来!狂起来!动起来!”
那时候,我觉得这个郑局长真也是克己复礼,高高在上。郑局长嘶哑着嗓子说了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理论以后就翩然离去了。
接着,任社长在大会上隆重介绍了我们这些新来的:
“新的一年,《小坛》杂志社又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我们迎来了四位优秀的编辑,他们年轻有为,充满了工作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我相信,有了这几位新人的加盟,我们《小坛》杂志社的明天会更加辉煌!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新来的编辑。”
“宋大省!”
“哗哗哗”!会场里一片热烈的掌声!我站起身来,朝着大家点头致意。
“米娜!”会场里又是一片掌声!
阚部长把我们几个新来的叫到一起,跟我们说:“你们几个刚刚工作,可能业务上还不是很熟练。你们今年就负责稿一阶段的审核和校对。我给你们安排了师父来带你们。等会后你们就可以去找他们了。米娜是英文组的,就跟着我,由我来带。欧阳杰,你是美术组的,您就跟着余主任。宋编辑,你是中文组的,你就跟着聂编辑学习。你们的办公室也在一起。”
我的师父老聂是一个老员工,很爱抽烟。那时候,《小坛》还没开始明文禁烟,老聂每天在办公室吞云吐雾。他抽了烟,就把烟屁股扔在地上。每天早上,我扫地的时候,总能看到他座位前的一地烟头儿。
一次,老聂不在,马大姐在自己的位子上转过头去,跟吴编辑愤愤地说:“你说老聂也是的,每天在办公室里抽烟,我们每天都要吸他的二手烟!太不自觉了!”
“是的呢。”吴编辑附和着说。
“现在人家很多单位都开始禁烟了。就他,还是在办公室里抽。自己不要命,也不管别人死活了。像我们这个岁数的,都开始保养身体了,天天跟着他吸二手烟,谁吃得消呢!”马大姐说。
“是的呢。不为了别人,也为了自己想想啊。要是哪天挂了,还不是自己的老婆孩子跟着倒霉啊。别人谁管你啊。”吴编辑说。
“跟他说不要在办公室里抽吧,他还说什么?你们老公不都在家里抽吗?我老公是我老公啊?你是什么东西啊!真是的!不自觉!”马大姐又骂道。
那时,老聂不在办公室,马大姐尽情地骂着。我听着她的话暗暗发笑。
“你说他年龄也不大,才不到四十岁。怎么看着那么老的。”马大姐说。
“我师傅还不到四十吗?”我问她,“我以为他四十多了呢。”
“他哪有啊,他也就七九年的吧。比你们大不了几岁。”马大姐说。
“啊?我师傅才比我大五岁啊?”我惊叹道。
“他那都是抽烟抽的!”马大姐说,“他跟黄温勇他们一起抽烟喝酒打牌,号称《小坛》‘八匹马’,最后熬地连发型都一样。他,老黄,老王,老余,坐在一起打牌,电灯泡照着他们的头顶,一个比一个亮!人称‘四大名旦’!”
老聂是个光头,年龄也才三十六七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整日被尼古丁熏陶的缘故,他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地多。他的穿着也不怎么讲究,他有一件紫黑色的驴皮似的夹克服在他的身上挥洒着。
他的样子,让我想到列宁。
有一次,他穿了一件蓝白条纹的衣服,我又通过想象给他加了顶白色的□□帽子,这使他在我的印象里又像是个保加利亚人,或是斯洛伐克人。
但是大多数时候,他看起来还是很像列宁。只是身板像,脑袋像,胡子像,肤色并不像。列宁是俄罗斯人,白俄,很白。老聂不是。他的皮肤是黧黑的,有时候,我又觉得他像是大冬天的时候,腰里捆着根山芋秧子,蹲在墙根儿晒太阳的农村老头儿。
有一回,我师父跟我说:“小宋啊,来。这是我在网上档的论文,你全部用自己的语言来转换一下,变成一篇新的文章。”
我按我师父的说法照做了,把那篇论文全部用我自己的语言转换。
我师父出去倚着栏杆抽烟去了。
他抽完一根烟就进来看一下:“嗯!很好!不错!加油!早改完早结束!”
我在我师父的鼓励下更加干劲儿十足了,敲着键盘又是一番噼里啪啦地操作。
我师父又出去抽烟去了。等他抽完一根烟再进来,看了看,说:“嗯,非常好!好好改吧,改好了早点下班!”然后,他又出去抽烟了。
如是再三,等我全部改完以后,让我师父来验收。
我师父看了以后笑着说:“就是这样,你的语言比原文还要好。以后我们就这样合作,我负责档,你负责修改。反正是老黄要的。”
“啊?是黄副社长要的啊?”我惊讶地说。
“嗯。我们中文组的好多人都是黄副社长工作室的成员。吴悠悠她们也是。你想加入吗?你想加入的话,你就去。反正那边也缺人手。”
我说:“我不想加入。我怕加入以后有开不完的会,给黄社长干不完的活儿。我就想简简单单地做一个编辑。”
那时候的我,才三十出头,还不懂世事变更,一心想着奋发有为,想为《小坛》杂志社奋斗终生。
平时,我因为无处可去,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就经常泡在办公室里,晚上也去。那时候,我几乎没有出过《小坛》方圆五十米的距离。
老聂看到我经常泡在办公室,就跟我说:“小宋啊,别老是呆在办公室里,下班以后出去溜达溜达,跟男朋友一起玩去!”
我说:“我没男朋友,也不知道去哪里玩。只好来办公室了。我第一年工作,还怕自己弄不好呢。”
我师父笑着说:“你这样兢兢业业的,肯定没问题。”
我还是泡在办公室,星期天也去。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又在办公室里。任社长给我打电话说:“小宋,你在社里吗?”
我说:“在。”
他说:“你把你们办公室墙上贴着的银行账号发给我。”
我说:“好的。”
我立刻走到墙边儿上,很快就看到了墙上贴着的那张白纸,同时看到了一串银行的账号。我把那账号发给了任社长。
新来的总是要值班的,值班的时候总是要到晚上十点半才能下班。
晚上,值班结束,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六楼宿舍爬的时候,遇见了美术组的王编辑。他正在下楼。他听见我上楼的脚步声,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说:“才回来啊?”我说:“是的。”他说:“就会欺负新来的!”我说:“王编辑,谢谢你能替我们新来的说句话,我真地好感动啊。我不图别的,就想现在辛苦一点,等以后我生了孩子,不能再这样绑在社里的时候,社里能对我宽松一点。”
等我回到宿舍,洗洗刷刷,就快到十二点了。因此,那时候,最累的事就是值班了。
一天早晨,米娜打电话跟我说:“宋大省,你能帮我值一下班吗?我外婆去世了。我要去上海。”
我说:“好的。”
她说:“等我回来以后,我再还给你。”
我说:“不用了。你外婆去世了,你心情也不好。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我就帮你值个班儿吧。”
米娜说:“那好的,谢谢你了。”
我说:“不用谢。”
上班这几年,在大门口儿来来去去,进进出出,见到门卫,我总是客客气气地跟他们打招呼。
“早啊!”
“早!”
有那等面善的门卫师傅,我就问一下对方:“您贵姓啊?”
对方说:“我姓陈。”
陈师傅个子很高,年纪也就五十来岁,他穿着保安的服装,看起来真的像个警察。
陈师傅说:“人家都看不起门卫,就宋编辑对我们客客气气的。”
我说:“陈师傅,我也没钱,可是我们人穷志不短。谁有钱有势,咱也不去巴结谁。谁没钱没势。咱也不去排挤他。再说了,当门卫有什么不好啊?我妈妈说,在农村,想找个看大门儿的工作还不容易呢。”
陈师傅说:“宋编辑是个实在人儿。”
我问他:“陈师傅,您那么辛苦,每个月工资多少啊?”
“我工资不高,才一千多,所以我做兼职。”他眼神儿坚定地说。
“天呢,工资那么低啊。那必须做兼职啊,得养家糊口啊。陈师傅,您家几个孩子啊?”
“我家两个女儿。”他说。
“那蛮好的。”我说。
后来的一天,我走到门卫室门口儿,陈师傅喊住了我。
“小宋,我大女儿结婚了,这是喜糖!”
“哎呀,太感谢您了,陈师傅!谢谢您啊!恭喜啊!”
“谢谢宋编辑!”
那时候,周师傅也在。一次,我在门口寄快递,要付钱的时候,我的零钱不够了。
周师傅主动跟我说:“小宋,我这里有钱,你拿去用!”他说着捧出来一把硬币。周师傅的举动让我很是感动。周师傅也有五十上下,个子中等偏下一点,皮肤白白的,一脸的安顺和气。
我说:“太不好意思了周师傅,我回头马上还给你!”
“没事,就几块钱!”周师傅说。
一天早上,我路过门卫室的时候,周师傅也叫住了我,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跟我说:“小宋,我要走了。”
“啊,周师傅,你要去哪啊?”
“我去另一个公司了。”
“噢,那,周师傅,您保重啊。真舍不得您啊,周师傅!”
“哎!你也保重,小宋!”
周师傅要走了,我很失落,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职员,我没有什么能力,给他们安排一份好工作,给他们开高高的工资。哎!
又一天早上,我经过门卫室的时候,陈师傅又把我叫住了。
“小宋,我二女儿出嫁了,给你喜糖!”
“哎呀,恭喜您啊,陈师傅!”
“谢谢!”陈师傅说。
中午吃饭了,我打了饭,端到一个饭桌前。马大姐和米娜也跟我坐在同一张桌上。
“小宋今天忙吗?”马大姐问候我说。
“今天还好的。”我边吃边说,“今天的梅干菜扣肉蛮好吃的。”
“小宋爱吃肥肉?人家好多女孩子都不吃肥肉。”马大姐笑着说。米娜也跟着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小宋不小了,好找对象了。”马大姐笑着说。
“也不能急,看缘分吧。”我说,“天天忙工作,哪顾得上这个。”
“要找对象了。女的跟男的不同。男的越老越值钱,女的越老越不值钱。男到三十正当年,女到三十少半边。男到四十一枝花,女到四十豆腐渣。你看米娜早就结婚了。你也别把心思全都放在工作上,先成家后立业。”马大姐笑眯眯地说。米娜也开心地笑着。
我说:“我现在就想有个自己的房子。”
马大姐笑着说:“房子有什么好的。我家有好几套房子,我都不想住了,我卖给你!”
我说:“我刚工作,你卖给我,我也买不起啊!”
马大姐红光满面地笑着,米娜也灿烂地笑着。她们两个有房子的人都快乐地笑着。
“今天的青菜有点苦哈。”我说。
“还行吧。我们都吃惯了。你不是农村的啊?”马大姐问我说。
我说:“我是农村的啊,可是我小时候没吃过这种小青菜。我们北方都是萝卜白菜。”我放下筷子说。
马大姐扒拉着碗里的饭说:“你吃完了?你的饭没吃完嘛,要光盘行动啊。”
“噢,我打地有点多了,吃不完了。”我说。
“你要吃完,不要浪费。”马大姐说。
坐在我旁边的徐华说:“我也吃不完,食堂的大米饭,给地那么多,女同志吃不完很正常。”
马大姐鄙夷地说:“吃不完?你不是农村的啊?还是没饿着,要是饿上十天,连青菜叶子你也不会剩。”
饭后,我们走在回去的路上。
前面,走着一个人。是洪峰编辑,一个老员工。
“洪峰的心脏不好,他的心脏里头装了两个支架。他现在只能干些轻松的工作。他本来都要做部长了。”马大姐说。
“哦。”我应声儿道。可是我心里想,《小坛》人的八卦功夫真是太可怕了,他们的眼睛跟安检扫描仪似的,人家肚子里装了两个支架,她也得给人家拿出来八卦一下。
徐华骑上他的摩托车说:“我先走了,我中午要回家一趟。”
马大姐说:“你的摩托车,声音怎么那么大的?该报废了!”
“汽车给老婆开,我自己骑车!”徐华笑着说。
徐华的摩托车咆哮着从我们的耳边飞驰而过。
“徐华离过婚了。”马大姐说。
“啊?你不说我都不知道。”我说。
马大姐说:“他现在的老婆是他后来又找的,跟他又生了一个儿子。他前妻生的女儿也跟着他。”
“哦。他是怎么离婚的?”我问。
“他前妻嫌弃他呗,嫌他丑。他的皮肤不好,脸上疙疙瘩瘩的。”马大姐说。
我心里想,乖乖,《小坛》人八卦的本事太厉害了,真是想起来一阵子,连你祖宗八代都能给你扒出来说道说道。太可怕!实在是太可怕了!
行政楼的台阶下,开着一树玫红色的小花。
我好奇地说:“咦,那是什么花啊,真好看!”
马大姐说:“那是茶花!你不认得茶花啊?你不是农村的啊?”
我说:“我是农村的啊,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茶花,我们北方没有茶花。”
马大姐说:“你们这些八零后,什么都不知道,什么苦都没吃过。你们是蜜罐里泡大的,我们是苦水里长大的。”
我说:“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可能没吃过多少苦,我可是吃了很多苦。”
马大姐说:“你能吃苦?你能保证每天六点四十就到社里吧?”
我说:“社里上班时间不是七点五十吗?”
马大姐说:“你看,你不敢保证吧。我以前评职称的时候,每天第一个到单位,六点半不到,我就到了。”
我说:“社里没要求来那么早。否则,我也可以啊。”
马大姐说:“你别光嘴上说说。明天,我来找个签到本。放在南门门卫那里,你到了就去门卫那里签到。我看你能不能做到。”
我说:“我只要遵照社里的要求正常上班就行了。我没必要到门卫那里签到吧?”
马大姐说:“你看,你就是不能吃苦。”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想想马大姐的样子,真是憋了一肚子的气。可是又不敢跟她们发火。我一个新来的,敢跟她们顶嘴吗?算了,我惹不起躲得起。我决定,这以后,我中午都不去食堂吃饭了。我回我自己的宿舍去,哪怕是吃一碗泡面呢,我的内心也清清静静的,再也不受那个鸟气了。
第二天一大早,等我去门口儿买包子的时候,我看到门卫那儿站着两个新来的保安师傅。他们的个头比先前的周师傅、陈师傅的个头儿要小一些,皮肤要白一些。两个人,站在那儿,穿着衣带着帽,显得白净细小。
“早!”
“早!”
“你们是新来的吗?”我问。
“是的!”
“陈师傅他们走了?”
“是的!”
“他们都蛮好的。我还蛮想念他们的!”我说,“你贵姓啊?”
“我姓江!”
“哦,我以后就叫你江师傅。”
“好的!”他说,“你贵姓啊?”
“我姓宋!”我说。
“那我叫你宋编辑。”
2.老栾、老乌
我去领个表格、A4纸,或是复印一篇文稿的时候,必要去文印室,必要经过老栾的同意。老栾那时候年近五十了,有着发胖发肿的脸和脖子,还有发福发白的胖身躯和胖屁股。
“早啊!老栾!我来复印几篇文稿。”我跟老栾打招呼说。
“早!小宋!来《小坛》这段时间还适应吗?”老栾说。
“还好的。谢谢老栾关心!”我说。
“《小坛》工作很辛苦,你们刚来的小年轻的一定要注意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看,社里,有好几个同事,本来混地风生水起,结果一场大病,什么名利心都没有了。你的那些荣誉在疾病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身体健康是前面的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老栾说。
我说:“没办法,我们现在就是拿健康换工作。有时候也不是自己要如何如何,是工作逼着你往前跑。你看,我现在就要准备新员工入职汇报的材料。”
老栾说:“你们新员工要汇报工作了?你别紧张。我来跟你说说。来!宋编辑,请坐。”
老栾为人这么热心,这么热情奔放地要给我这个新人指点迷津,我真是万分感谢。我就搬个小板凳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像个小学生一样,听他给我讲新员工汇报工作的注意事项。在我的心里,他俨然是我这个职场小白最可信任的社会主义老大哥了。
“新员工入职汇报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己戴个手表,控制好时间,时间一般是四十五分钟。记住,可以拖几分钟,但是内容不能不够。不能出现空白。”老栾说。
我点头道:“好的。”
“我那时候喜欢找个小卡片,把重要的容易忘记的内容记在小卡片上。这样,一旦你因为紧张出现卡壳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小卡片上的提示。”老栾说。他语气温和,绘声绘色,真像一个慈祥的大婶子。
我说:“好的。实在不行,我就记在自己的手心儿里。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上讲台上默写单词,我就经常偷偷地把不会写的单词记在手心儿里。”
“这个不太好。宋编辑。我们现在是正式的编辑了。就光明正大地记在小卡片上。你看人家那些主持人,手里也有小卡片。”老栾说。
我说:“好的。”
“汇报工作的时候,要简明扼要,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那样什么也说不好。舍得,舍得。多则得,少则惑。哪怕你只说清楚一个问题。那你这次汇报也是成功的。你们新员工毕竟是刚入职,领导不会看你的内容有多大的容量。领导主要是看你的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临场发挥能力。他们看的是你的综合素质。所以,你用不着面面俱到。”老栾说。
“好的。谢谢老栾。”我坐在老栾桌子旁边,先把他说的注意事项一一记录了下来。
“多亏了您的指点。新员工入职汇报,我还有点紧张呢!”我说。
“你不用紧张。你们都是凭自己的本事考到《小坛》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你们能胜出,说明你们的综合素质是响当当的。我那时候一开始也紧张,后来,慢慢地就不紧张了。紧张是必然的,说明你重视。所以,即使紧张,你也不用害怕。”老栾说。
我说:“是的,即使是失眠,也不代表结果就不好。我那时候考英语四级前一天,紧张地没睡好觉。我考研的时候,三天,有两天,紧张地没睡好觉。结果,还不是考过了。”
老栾说:“我家你嫂子就是心理素质不好,她就是高考的时候太紧张了,结果没考好。没考上大学。我这个人跟你们不同,我好坏无所谓。我什么时候都能睡地很好。所以,我考大学就很顺利。”
我说:“你跟嫂子是高中同学啊?”
他说:“是的。你嫂子是我们班的班花。我一眼就认定了她,非她不可。结果,我考上大学以后,我父母坚决不同意我们俩的婚事。嫌她是农村户口,死活不同意。”
我说:“那你们后来怎么办的?”
他说:“我跟我父母说了,非她不娶。他们两个老的要是不同意,我就跑到你嫂子她们家当上门儿女婿。我这样一说,我父母就没办法了。不过,你嫂子也有上进心。她后来考到了我们镇里的广播站里。”
我说:“从校服到婚纱。你们的婚姻真是浪漫哈。”
老栾说:“你嫂子这个人就是个马大哈。她出门儿,围巾、手套,都是我提醒她戴。等她把它们戴出去,全都能给丢掉。你嫂子自从我们结婚到现在,不知道丢了多少副手套。”
我说:“人家都是女的细心,女的照顾男的。你们家是你比嫂子细心,你照顾嫂子,说明嫂子命好,过地幸福。”
老栾说:“谁说婚姻里一定是女的照顾男的的?好男人也是会照顾老婆孩子的。小宋,你还没结婚吧?你记住,以后结婚了,不能给男人花钱。有钱给你的父母花。”
我说:“好的,谢谢老栾大哥!您这么嘱咐我,真像我娘家的哥哥。”
他说:“小宋也不小了吧?我一个朋友的儿子,是个外科医生,他离婚了,有一个小男孩儿,跟着他。不过,这个小男孩儿主要是他爷爷奶奶带。你们要是结婚了,肯定是要再生一个的。”
我说:“我不会处理那么复杂的关系。我不能接受带小孩儿的。”
老栾说:“那好吧。既然你不同意,那也不能勉强。我前几天还跟那个小伙子一起吃饭,我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结果你不同意。看来,你们是没有这个缘分了。”
我说:“谢谢老栾大哥!您为我费心了。”
他说:“没事儿!我的确很喜欢那个小伙子,所以很想促成你们。”
我说:“我不想找个有孩子的。我什么事情都喜欢一心一意的。太复杂的关系,我受不了。我哪怕是找个要饭的,我们也是一心一意的。我们的孩子得到的父爱母爱也是完整的。”
老栾说:“好的!理解!”
新员工入职汇报,我鉴赏的是《念奴娇》。我师父聂编辑和组内的几个编辑,拉了把椅子坐在台下听。
“‘大江东去’,江,是什么样的江,是波澜壮阔的江,是烟波浩渺的江。可是词人用一个‘大’字,就让我们感受到了长江的雄壮,开阔。而且是那样不加雕饰、浑然天成。这一‘大’字看似毫不起眼,但是无比大气、朴拙。君不见刘邦《大风歌》,劈头一句‘大风起兮’,便让我们感受到风之大之雄之迅猛,它从过去刮到了现在,从都城刮到了故乡,把区区一个刘季刮成了帝王。苏轼的词,果然是要关东大汉执铁板铜牙来高唱的。”
“滚滚长江东逝水。江水奔流不息,时间亦不舍昼夜,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所以接下来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很自然了。英雄人物当然不可能真地被浪花淘洗,他们是消逝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当然,一同被淘尽的还有他们的是非成败以及他们执着一生的英雄梦。”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人生如梦,世事无常。这在多情者想来,会徒增多少感慨与悲凉。周瑜与曹操,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人生在世,不过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罢了。”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可是人毕竟是凡胎肉身,人不可能真地逍遥自在,人处于浮世当中,无法自拔,只能与世推移,随波逐流,哪怕是黄粱一梦,你也只能去厮杀或是被厮杀。如此说来,人,是多么可笑可悲又无奈啊。”
“君不见,周郎曹公皆尘土。‘千古’一词,既可以看做是词人对英雄人物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无奈感慨,也可以看做是词人对他们的崇敬与膜拜。毕竟,历经历史长河的冲刷,他们的肉身与时俱灭,可是他们的精神千古,浩气长存。这,是不是无能的人类,在无情的大自然面前的一种成功和胜利?”
我那天讲地很流畅也很平静。我自认为很不错。等我汇报完毕,我师父聂编辑跟那几个编辑说:“马上组内开会。我们一起来评评小宋的汇报吧。今天,林大师也莅临指导了,我们也听听林大师的想法。”
我们几个到了会议室,大家都落座了。
刘编辑先说了:“小宋的语速太快,《念奴娇》的鉴赏换作是我,我可能不会这么鉴赏。”刘编辑跟我年龄差不多,她生着长长的黄瘦的脸儿,和细长的眼睛。
聂编辑说:“小宋的语速快,是众所周知的。北方人,快人快语,蛮好的。以后开讲座的时候注意一点儿就行了。”
林大师说:“我马上还有事儿,我先说几句吧。”
聂编辑说:“大师你说。”
林编辑说:“小宋讲的《念奴娇》呢,我听了以后,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小宋的语言鉴赏能力还是很强的,文学功底很深厚。对词作的解读也精准到位,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至于语速快呢,恰恰说明她大脑运转地快,这个无可厚非。”
聂编辑微笑着点点头说:“她自己准备的,我都没管。小宋的这次汇报呢,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林大师说完,跟我师父聂编辑说:“小聂,我先走了。我那边还有一个讲座,要赶时间。”
聂编辑笑着说:“你去忙吧!”
林大师走了以后,乌编辑说:“林大师又要出去走穴了?”
聂编辑笑着说:“大师的活动多的。”
乌编辑说:“组里的活动都不参加,天天出去走穴。”
刘编辑说:“林大师是有出场费的人,跟我等不一样。”
乌编辑说:“他赚了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你问问他自己身上有几个钱?全被他老婆女儿管着,管地死死的,生怕他在外头招蜂引蝶。”
聂编辑笑着说:“大师也愿意接受老婆的管辖。我也是,发了工资都给老婆,家里的吃喝拉撒都是她管。”
乌编辑说:“林大师跟我们一起吃饭,也不行,人家都喝酒,他喝椰奶。最后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椰奶大师’。”
聂编辑笑着说:“大师不怎么喝酒,这是真的。”
徐编辑说:“他现在被他老婆女儿拿捏地死死的。不让喝酒就不喝酒。女儿生了孩子让他接送,他就接送。你说你一个姥爷你忙地什么啊,外孙,又不是你家的。后来他女儿生了二胎,让大孙女姓林,他这下跑地更勤快了。”
我心里想,人家愿意交钱给老婆,愿意疼闺女,这不好吗?关你甚事?你居然在背后当众说人家。
刘编辑说:“大师跟他夫人、女儿关系好呢。上次刷到他的视频,他跟他夫人还有女儿、外孙一起在家里拍的。”
乌编辑说:“那条视频我也看到了,大师在家里穿的秋裤,他有没有穿内裤还不知道呢。”
乌编辑的话,让大家都笑了。
聂编辑说:“大师还是很儒雅的,怎么到你嘴里成了这个样子了。”
乌编辑说:“他儒雅?你们是不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跟他一起出差住在酒店里。晚上,我们出去逛去了,他不去。等我们半夜逛了回来,到酒店一看,他跟他老婆正睡在被窝里呢。他现在到处走穴。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多么高尚。我们是知道的,这些人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我心里想,林编辑那时候年轻嘛,跟老婆感情好,去省会想带着老婆,这又有什么好说的。乌编辑平时很热心,怎么那么爱说别人的坏话呢。这些老家伙也真是的,跟个女人一样,平时到一起吃吃喝喝,背后一个个地都是恨不得贴对方的大字报,狠狠地揭发对方。这样的行为一时蔚然成风,我对编辑部的友谊更加怀疑了。既然是好友,那就应该荣辱与共,维护对方。像这样当面一团和气,背后互相攻击,那这所谓的友谊还有什么意思呢。
乌编辑的话,大家不敢搭茬儿。只好另找话题。
“李编辑,听说你买了辆豪车嘛!”刘编辑说。
“啊,我还不敢上路呢!自己不敢开。”李编辑说。李编辑工作多年,尚是单身。买了新车,也没有人陪她一起练习。
“新车买来,要练练手儿的。你呢,也是的,上班的时候上班,下了班大家都回家了,各忙各的去了。是吧?不行,我陪你练练吧。”乌编辑说。
“那谢谢你了,乌编辑。”李编辑说。
“不谢!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行,明天上午,你要是没事儿,我们就出去练练。我带着你练一上午,你下回就顺手儿了。”乌编辑说。
“那好吧,乌编辑。耽误你时间了。”李编辑说。
“乌编辑是咱们中文组的热心人。”刘编辑说。
“是的呢,乌编辑是热心呢。平时大家有什么棘手的事儿,都找他出谋划策。乌编辑还特别会生活呢。你看他朋友圈里发的那些莴苣,长得多好啊。都是乌编辑自己种的。”李编辑说。
“莴苣叶子也好吃的。”刘编辑说。
“哎。那个莴苣叶子,我们一茬茬地薅着吃,吃了不少茬儿了。”乌编辑说。
“老乌的莴苣长得旺盛,浇地都是你自己的尿吧。”徐编辑说,“你们家生活条件好啊,怪不得那些莴苣都长地油汪汪的。”
大家哈哈大笑。
“老乌这个人点子多的。点子不多能把那么漂亮的老婆哄到手嘛。”徐编辑笑着说。
“乌编辑的夫人是漂亮的。”刘编辑说。
“我嘛,年轻的时候也不赖。”乌编辑说。
“你们都没见过乌编辑年轻的时候的样子吧?”徐编辑说。
“没见过。”李编辑说。
“标准的大帅哥,奶油小生!”徐编辑说,“我把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发到群里,你们看看。”
“哎呀,是标准的!”大家看了以后说。
“那次是八五届的同学聚会,是吧。”乌编辑淡淡地说。
“你高中是八五年毕业的?乌编辑?”李编辑问。
“嗯。八五年,你们很多人那时候还没出生吧?你说时间过得多快。一转眼儿多少年过去了。现在都成小老头儿了。”乌编辑说。
“以前是小乌,现在成了老乌了。”徐编辑说。
“嗐!你还别说。现在我儿子都被叫作老乌了。人家打电话到我家,要找老乌,我不知道他要找谁,有的是找我儿子呢,有的是找我的。”乌编辑说。
3.新雨、李涛涛,老向、老姜
临近“十一”的时候,社里要举行一场秋季运动会,我们几个新来的被安排做了裁判。我们一群人,戴着帽子,拿着计时器,坐在铁架子搭成的看台上。
有一个斯斯文文的男生问道:“我是第几跑道啊?”
“你是第三跑道。”已经工作好几年的夏萍说。
“哦,我眼睛近视地厉害,幸好你提醒我。”那个斯斯文文的男生说。
那个男生看起来温柔和气,还有一团稚气。
我问他说:“你也是新来的吗?你叫什么名字啊?”
他说:“我叫新雨。我是去年来的。我在英文组。”
我说:“你说话这么斯文,是南方人吧?”
他说:“不是。我是东北的。”
我说:“啊?你的气质跟产地严重不符啊。”
他笑着说:“是的。你看李涛涛,高大威猛,他像不像东北的?”
我说:“嗯。他倒是像是个彪悍的东北人。”
李涛涛听了我们的话,转过身来说:“我才不是东北的呢,我可是土生土长的金河人。”
李涛涛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崭新的相机。
我说:“你这相机蛮贵的吧?”
他说:“万把块钱吧,大学里买的。”
我说:“啊?你大学里都买得起这么贵的相机了?”
他说:“我老爹给我买的。这年头,谁花自己的钱啊。”
夏萍说:“李涛涛的爸爸是金河市有名的土豪,你不知道吧?”
我说:“不知道。”
李涛涛说:“提他干嘛?我本来在海坝市呆地好好的,他非把我给调过来,好让我在他眼皮子底下。”
新雨说:“他让你在他眼皮子底下,他罩着你,还不好啊。”
李涛涛说:“好什么啊?什么事儿都被他安排地好好的,没意思。”
新雨说:“接下来,就是结婚生子,继承家族企业了。”
李涛涛说:“我爸房子都给我买好了,在苏格兰印象,顶楼,你们有空儿去我那里看星星去。”
李涛涛长得膘肥马壮,脸上胡子拉碴,黑沉沉的,一双小眯缝眼,戴着个黑框眼镜,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看起来像是个老成的中年干部。
我说:“你哪年来的啊?”
他说:“我也是今年才来的。”
我说:“我没见过你。”
他说:“我们不在一个部门。我在财务部。”
新雨说:“你是不是觉得他像个老干部啊?”
我说:“有点儿。我一点看不出他是才毕业的。倒是你,像是刚毕业的。”
李涛涛说:“你们都被他的外表给欺骗了。他82的,比我们都大。”
我问李涛涛:“你是八几的啊?”
他说:“我八五的。”
我说:“那你比我们都小呢。”
李涛涛说:“是的啊,我是败给了气质。我气质比较成熟。”
新雨说:“没办法,基因里自带的,土豪气质。这泼天的富贵气,想挡都挡不住。”
半年过去了,年终考核的结果出来了。
一大早,我刚进办公室,聂编辑就跟我说:“小宋,你的业绩不错啊。在中文组,除了老姜,就是你了。”聂编辑说这话的时候,正站在办公室里,低头看着他手里的一份文件。
我说:“啊?考核结果出来了呀?都是师父指导的好。我跟姜编辑还差着一大截呢。”
我师父说:“你的业绩是实打实的。老姜的那些文章都是搞私活儿搞出来的。这么大年纪了,还那么想不开。自己搞私活儿,还不拿出来跟组里的同事分享。”
戴眼镜的丁编辑说:“老姜现在怎么这样了?他都快退休了,还搞这鬼名堂,这不是让人瞧不上吗?”
我师父说:“老姜以前不是这样的。这几年不知道为什么,紧张成这个样子了。”
丁编辑说:“是的啊。老姜以前多潇洒啊,他天天下棋,下棋下地都入了迷了。孩子跌倒了都不扶,他老婆一生气,把他的棋盘跟棋子一起扔到下水沟里去。他心疼地要命,自己再去一颗一颗地摸上来。”
我说:“老姜想搞私活儿,也是人家有本事。换做是我,我想搞私活儿还没那个胆子呢。”
丁编辑说:“小宋这次业绩搞得好,老聂脸上也有光了。你看你们师徒二人,多豪迈!”
老聂说:“都是她自己搞的,我忙,我也没怎么指导。”
丁编辑说:“这次考核,业绩最差的是老向。他被调到后勤了。”
老聂说:“嗯。”
我说:“分给他负责的版面本来就是那些冷门的版面啊。分给他的资源是最差的,他的业绩当然也是最差的了。”
老聂说:“领导管你这些呢。他们只看结果。”
我说: “这也太不讲理了。”
吴悠悠说:“刚才在食堂门口儿,看到老向了。他站在那儿,给那些来开会的编辑发饭票,我看到他,心里可不是滋味儿了。老向以前也是个编辑,一介书生,被折辱成这个样子了。”
我说:“是的。唇亡齿寒。我们曾经是同一个战壕里的。看到老向被调到后勤,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我师父聂编辑说:“你们瞎操什么心啊?人家老向还不想在编辑部呢。人家在后勤,工作轻松,没有压力,有什么不好。就是钱少拿一点吧。”
丁编辑说:“说是这样说。这几年,《小坛》对老向的打击蛮大的。先是把他爱人调走,好好地夫妻俩儿,非得给人家拆开。谁讲情都没用。自从老向的爱人被调走以后,老向就没有工作劲头儿了。今年再把他搞到后勤。你说正常人哪吃得消啊。”
老聂说:“他们当领导的,管你这些呢。”
吴悠悠说:“上次开会,任社长还说,老向的老婆到了《且戒》以后,发展地蛮好的。他还觉得自己功德无量,干了件天大的好事呢。”
我师父说:“那是。他们还不是拖着屁股爬楼梯,自己抬自己。”
一天,我在社里正走着,看到老向了。老向的个子高高壮壮,得有一米九的样子。老向跟他爱人都是东北人。老向大概是中年发福了,他长得胖乎乎的,面皮白白净净,干净的小平头,头发一根一根地向上竖立着。他的性格是温吞吞的,不急不躁,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我走到他跟前的时候,喊他一声:“向编辑!”他立马停下脚步,站定,弯下腰来,他的厚重高大的身躯像是天幕一样垂下来,他的腰弯成九十度,向跟他打招呼的人深深地鞠一躬,才站直身子走开。
快要过年了,我跟我妈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妈问我说:“你在编辑部成绩怎么样啊?”
我不高兴地说:“我成绩还好,你以后不要再问我的成绩了。从小到大,天天问我的成绩,成绩成了你对付我的杀手锏了。现在我工作了,你还来问我的成绩。你还想控制我一辈子啊。”
呵呵!这以后,我妈妈再也没有问过我的成绩。也许这就是她说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吧。
过年的时候,我去我妹妹家找她玩。她家人都去青羊山卖菜去了,我妹妹自己在家。
我问她:“两个小孩儿呢?”
我妹妹说:“都在睡觉呢,还没起。”
我说:“我去看看子涵去。”
我妹妹跟我一起到了她的房间里,小宝宝醒了。我妹妹从被窝里抱起那个小宝贝,像是晃布娃娃一样晃了晃说:“你看,这是什么玩意儿!”那个小宝贝实在是太小了,她像一条小鱼一样拢着嘴。她的眼睛很大,估计那时候,她还看不清楚吧。她的眼睛痴痴地张着,像是在看什么,又不像在看什么。
我说:“小宝宝好小啊,我都不敢抱了。我不会抱!”
我妹妹说:“别抱!我都不想抱!”
我说:“雪寒呢?”
我妹妹说:“雪寒,她奶奶夜里搂着睡的。这会儿还没醒呢。我一个人夜里照应不过来。”
正说着,东屋的房间里,响起来小女孩儿的声音:“妈!妈!”
“雪寒醒了!”我妹妹说。我们一起到了东屋。东屋里,对门儿放着一张床。床底下,是一包包的给小孩儿换下来的尿不湿。有的里头还包着屎。
我妹妹看了我一眼说:“她奶奶一大早就起来去卖菜了,根本来不及拾掇。”
我说:“雪寒呢?怎么看不到雪寒。”
我妹妹说:“这不是!小孩儿小。在被窝里看不出来。”
我定睛看了看,一个小猫儿似的小女孩儿在被窝里抬着头。她是趴着睡的。才一岁多的孩子已经很独立很懂事了。她老老实实地呆在被窝里,顶着被子,等着妈妈来给她穿衣服。
“雪寒醒了?来!妈妈给你穿衣服。没办法,照顾不过来。”我妹妹说。
“我来帮你抱着老二吧。”我说。
“没事儿,放小车里就行。这不有小车嘛。还是生雪寒的时候,咱家给买的。”
我说:“那我帮你把地上的垃圾收拾收拾吧。”
我妹妹无所谓地说:“没事儿。”我去把地上的那些尿不湿给捡起来。
“这些尿不湿扔到哪啊?”我说。
“你扔到西边天井里吧,那里有个白色的垃圾箱,看到了吧?是个泡沫箱子,专门儿装菜的。”
“看到了。里头都是尿不湿,还有屎。”我说。
“先放那,都是小孩儿拉的。等大响赶集回来再去倒垃圾。大响每天赶集回来都去给小孩儿倒垃圾。”
夏天到了,又到了考核的时候,这次,我的业绩是中文组第一。米娜也很好,她是英文组第三。开会的时候,我们几个业绩优秀的走到前面,任社长亲自给我们发了奖状,那奖状就是社里内部的,没什么含金量。此外,任社长还奖励了我们每人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二百块钱。
散会了,米娜笑着跟我说:“小宋,你今年的考核业绩蛮厉害的。”
我说:“刚来嘛,总得冒个泡吧。”
她说:“你这次冒了个彩色的泡泡!”
她说:“我们英文组的新雨走了。”
我说:“我不知道。他不是好好的吗?怎么走了?”
米娜说:“听说,他跟领导拍桌子了。说领导看不起他,不肯用他。”
我说:“他被发配到哪里去了?”
米娜说:“他被直接调到区外的编辑部了。”
我说:“那他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米娜说:“他老婆跟他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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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了。”
我说:“天哪,太惨了。因为一份工作,最后落地妻离子散。”
米娜说:“我们新来的三个一起,请我们的师父吃顿饭吧?”
我说:“行啊。你跟欧阳杰说了吗?”
她说:“还没有呢!要不回头你见了他问问他吧。”
我说:“好的。”
等我见了欧阳杰,我说:“欧阳,米娜说,我们三个一起出份子请我们的师父吃饭。”
欧阳杰说:“我不想请。要请你们请吧。我跟你们的师父都不是一个组的,我跟他们没话说,怎么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好尴尬。”
我说:“你说的也对。你要是不去,我也不去了。我私下里对我师父恭敬点,给他送点小礼物就行了。你们的师父我也不认识,我也觉得跟他们一起吃饭,蛮尴尬的。”
欧阳杰说:“有什么好请的。我不想请。”
我说:“米娜说,感谢师父对我们的栽培。”
欧阳杰说:“我自己上过大学,我不需要谁来栽培我。再说了,他们的水平还没我强呢!写得什么东西啊?还拿出来讲!真想把他们给干下来,我自己讲!”
我笑着说:“你太敢说了。我都不敢说。我吃个饭,她们的嘴还不闲着,还得对我阴阳怪气,冷嘲热讽的。”
欧阳杰说:“那些老妇女,庸俗至极,跟街头巷尾的八婆毫无区别,还文化人呢!”
我说:“何止是毫无区别,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怼回去吧,惹她不高兴,她会变本加厉,到处八卦你。她是老员工,在《小坛》早就盘根错节了,不要说那些大叔大姨,就是领导,也是听她的信她的。你惹了她,一堆人都对你有看法。你不怼回去,忍着憋着吧,只能白白地受气。”
欧阳杰说:“所以,我不去食堂吃饭,我自己去把饭打回来去宿舍吃。省的看到他们!”
我说:“我也是的,我以后也不想去食堂吃饭了,我一上午累地要命,我吃个饭还得跑到她们跟前装孙子。她们嚼着鸡骨头说些鬼话,我还得毕恭毕敬地听着。真是心累。我宁可自己回宿舍吃个泡面,都比跟他们一起吃饭强。我精神上是自由的。”
欧阳杰说:“上次,一个女的要给我介绍对象。给我介绍了一个脑子有问题的,说她们家里有别墅。哼!我稀罕她们家的别墅吗?我自己以后不会买吗?”欧阳杰说着说着,他黑黑的眉毛竖了起来,透过他有些黑黑的皮肤,我看到他的脸腾地红了。我知道他这是激愤了,生气了。
我说:“你们男编辑吃香的。这儿的小姑娘都是独生子。又年轻。”
欧阳杰说:“年龄倒不是问题。要是自己谈的,大我五岁都没关系。关键是她们给我介绍个脑子有问题的。”
我说:“介绍个傻子谁高兴啊。怪不得你会生气。”
欧阳杰说:“我当时就生气了。我气地面红耳赤的。差点跟她发火!”
我看看欧阳杰有些黑黑的脸,笑着跟他说:“你居然敢跟她们生气。我可不敢。不过,你皮肤黑,你生气了也看不出来!”
“你怎么这样说我!我黑碍你什么事!”欧阳杰虎着脸说。
乖乖!生气了。我不敢说话了。我打窗户看看大门口儿。远远地,李涛涛骑着摩托车,载着社里的领导飞驰而过。
我说:“欧阳,那不是李涛涛吗?他刚才骑着摩托车带着吴主任过去了。他们这是去哪儿赴宴回来了?”
欧阳杰硕:“李涛涛现在是编辑部副部长了。混地风生水起地。他天天跟那些主任一起喝酒打牌,称兄道弟的。”
我说:“他本来就长得像个老干部,现在有了头衔,终于形神兼备,形神合一,形神一体了。”
新雨走了。杀鸡儆猴,唇亡齿寒。从工作的第一年开始,我就对《小坛》不再有安全感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些因为跟领导说了几句实话真话大话而“表现不好”,被悄悄弄走的,我不知道都经历了什么。我以前以社为家,现在做不到了。杂志社不是我的家。我不知道哪天,领导看我不爽,就会把我弄走。把我弄走,我也不会赖着不走,我后面办公室里还有一堆书,我要去把它们清理了。我就来到后面的办公室,我推开那几扇柜子门儿,把我的一堆书,用我的自行车一趟趟地拖走。放到宿舍里。这样,一旦被《小坛》发配,我就可以迅速撤离,绝不磨磨唧唧,也不留下任何痕迹。
我把我的书清完以后,看到旁边办公室的门开着,是老姜在里头。他在摆弄他的打印机,弄地两手都是油墨。
我说:“老姜,你在忙吗?”
他说:“是啊。你来干什么的?”
我说:“我来清理我的书。你还会摆弄打印机呢?”
他说:“我这是连供的。可以彩色打印。”
我说:“听说新雨走了,你知道吗?”
他说:“我不知道。他是新来的吗?”
我说:“比我早一年。”
他说:“他还没等到混个脸熟就被弄走了啊?”
我说:“是的。”
他说:“《小坛》就这样,之前也有几个被弄走的。老向不是被搞到后勤了吗?他们现在开始搞我了。”
我说:“你都快五十了,老员工了。怎么还会搞你呢。人家老王,上班时间睡觉打呼噜,不是也没事儿吗?”
他说:“我们跟老王不一样。谁能跟他比。他跟老黄是同学,他们从草根的时候就一起混的。”
我说:“你不是本地的吗?你在《小坛》也不少年了吧?你还害怕吗?”
他说:“我是安徽的。我家儿子上初中了,我才应聘过来。我以前在安徽蛮好的。我家在桐城,桐城派你知道吧?”
我说:“嗯,听说过。”
他说:“我以前的杂志社也是四星级的。里面的员工很多学历也很高,也培养了很多人才。”
我说:“那你怎么还要来这里呢?”
他说:“那时候就想出来看看嘛。就跟我爱人一起出来了。我到了《小坛》,为《小坛》做了那么多事,社里30周年社庆的时候,图书室里那些文案都是我搞的。《小坛》一块块石头上的文字都是我写的。到最后,领导给我什么了?”
我说:“啊?石头上的那些诗情画意的文字都是你写的啊?我还以为是请了外头的人写的呢!”
他说:“全是我写的。”
我说:“嗯,仔细想想,还真是你的字体。老姜,你真有才!你还会写诗呢!我也喜欢写诗!”
老姜说:“在《小坛》,会写诗有什么用。领导不懂得欣赏,还不是对牛弹琴。”
我说:“是的啊。那个乌主任还特别喜欢写诗。天天炫耀,发朋友圈,人人夸赞。他写得什么东西啊!顶多就是顺口溜儿!也没有韵味儿,也不押韵,臭死了!比你写地假远了!”
4.黄林军
任社长开会说:“新员工要有危机感。一个单位,让员工没有安全感就是给员工最大的安全感。你不要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人家都在奔跑了,你还在原地踏步。老员工,也不要只想拿工资,不想做事。把事情全推给小年轻的。一到做事的时候,你就年纪大了,做不动了。要是比赛搬金砖,你保证比小年轻的搬地快!大家都是《小坛》的一员。单位可以没有你,但你不能没有单位。单位是你跟社会交流的桥梁,没有单位你什么也不是!”
我为单位兢兢业业,可是我真地不喜欢这样。我们要以社为家,可是家不是可以随便发配人的地方。如果一个人在单位里觉得朝不保夕,天天处在危机之中,那他在单位也只是为了生存,他不会真地爱这个单位。因为单位不爱他,对他不够包容,对他太残酷。那些被发配走的人,对现存的人来说,也起到很好的杀鸡儆猴的作用。杀鸡儆猴固然是让猴子知道了尖刀的厉害,可是也让猴子知道,如果他不老实,或是不小心犯了什么错,那把尖刀也会同样的来杀它。那这猴子还会爱它身处的所在吗?
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我也有学问人的清高和热血。我也想真正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去爱我所属的单位,爱他的一砖一瓦。真心地热爱他,维护他。可是,如果,我知道了,他把我身边的兄弟姐妹悄悄地扔了出去,我一个不小心,下一个被扔出去的就是我,我还会那样爱他吗?我想爱也不敢爱了,因为我怕了。爱,应该是自私的,永恒的。彼此对彼此都是这样。如果我知道,我脚下的一砖一瓦有一天将会不再是我的,你告诉我,你让我还怎么爱他?
也许,我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太傻了。或许,我本来就应该知道,我们跟单位之间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爱吧。
任社长把我叫到走廊里跟我谈话。
他说:“小宋,目前看来,你的工作能力很强,性格也很好。社里很看重你,决定把你当储备干部来培养。”
我懵懵懂懂地说:“谢谢任社长。”
任社长语重心长地说:“好好努力吧!”
我说:“其实,我只想努力工作。我只会审稿子,写稿子,其他的事,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做储备干部可能要应付很多社会上的事儿。我是个农村人,我的城市化进程要比米娜他们晚二三十年呢。其实,我觉得米娜她们更合适。她们的年龄也比我小。”
任社长说:“农村人有农村人的好。农村人更朴实。目前来看,你的各方面能力是最强的。你性格急,这是好事。性子急了,才能干成事儿。上次,我看到你们宿舍楼下停着一辆车,是你男朋友的吗?”
我说:“不是,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他说:“我听说《且戒》杂志社有一个编辑,姓黄,叫黄林军,蛮老实的一个人,还没有结婚。我回头给你介绍介绍吧。”
我说:“谢谢任社长。”
他说:“不用谢。你一个女孩子在外地,人生地不熟的,要不是有人帮着你一点,你的人生大事就被耽误了。女孩子耽误不起的。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我今年三十岁了。”
任社长说:“你看,人家米娜才二十五岁,人家早就结婚了。”
我说:“米娜是本地人,还是独生子,我是农村出身的,没办法跟人家比。”
任社长说:“没事儿的,人都是一步一步熬过来的。你看我们那一代,不都是穷苦农民出身嘛。老言,家里穷地只剩下一张稻草铺的床了。你再看他现在的吃穿打扮,跟以前比,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
我说:“知道了。任社长。我就是担心工作过不了关,其他的不怎么担心。”
任社长说:“别怕。等你熬过来,到我们这个年纪,你也可以游刃有余。”
我似懂非懂地说:“嗯。”
任社长说:“马上,社里准备去团建,你去吗?”
我说:“我晕车,不想去。”
任社长说:“这样吧,我给你找个活儿。你就在社里待着,如果有人来,你负责接待一下。算你加班,回头到老言那里领一百块钱。”
我说:“好吧。”我想,还是因为我是农村人,还是因为我家穷,所以,领导也还是把我当一个穷人来打发的。
这以后,我在本职工作之外,又多出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行走。今天,社里通知我去培训,我立马放下工作,像是一个流浪的女人,跑到陌生的大街上,坐上城际公交车,莫名其妙地跑到一个叫尔康尔泰的酒店去培训。明天,不知道哪个单位要举行一个什么活动,我又要一个人问着路,穿大街,过小巷,好容易摸到那里,莫名其妙地跟几个其他单位派来滥竽充数的人站在一起,莫名其妙地听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讲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大家一起拍个照,原路返回。过了一些时候,我又举着一根枯黄的竹竿挑着一个大红的横幅,打上车,穿过一群农民伯伯在忙碌的田间小路,来到一个有铜像的坟墓前头,去祭奠一个我根本就不知道是谁的爱心老华侨。
我是农村出来的,我不想抛头露面,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想静静地写文章,跟文字打交道。我都三十岁了,是个中年妇女了,我拿着个竹竿挑起来的横幅,东跑西颠的,回到办公室,还得挥舞着那个竹竿到处找地方放置,我觉得很尴尬,我又没有对交际、对仕途的渴求,我不想当什么储备干部了,可是我又不好意思跟任社长讲。
第一次跟黄林军一起吃饭,我们约在一个叫“兄弟鱼馆”的小饭馆儿里,距离《小坛》很近。
他第一次跟我通话时,我听到他那比娘还要娘的声音里,就有些要揍他的冲动,因为那真的很娘:“大——省——”。在这种娇滴滴的声音下,我变地更加斩钉截铁、雷厉风行了。
我有点恼火地问他:“你到哪儿了?”
他听到我这个女汉子的声音,显然有些惊讶。
他顿了顿,说:“我在饭馆儿门口啊!”
我有些不耐烦地朝小饭馆儿门口走去。
可是他的外貌还不错,整体观感很好,他一米七五,白白胖胖,三十七八,事业单位,看起来是一个标准的可以选做男人的男人。我就以为我这个三十岁的大龄剩女捡到了宝了。
他跟我一起走着,有一些女孩儿的羞涩,我以为学文科的男人大抵是这样。
我们坐下以后,他点完了菜,表情有些正式地跟我说:“我还有件事儿没跟你说。”
“什么事儿啊?”我说。
“你先吃饭!”他又不说了。
我越发好奇:“到底是什么事儿,你说呗!”
他在饭前这样故弄玄虚,我着急了。
我跟他开玩笑说:“你不是有个儿子吧?”
“那倒没有!”
“那你是欠了钱?”
“也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儿,有什么不好说的!”
他眼睛看着饭桌,一脸正经地说:“我那方面不太好。”
“噢!”我笑了笑。我那时候还不知道那方面对男女感情、对一个家庭的重要。
我说:“没事儿,能生个小孩儿就行了。”
他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
“吃饭吧!”他说。
不是我不要那方面,是我看上他了。我掂量掂量我自己,年纪也大了,外地人,没人给我张罗婚姻大事,我不可能再找一个这样工作不错、外表齐整的人了。人无完人。我不能追求完美。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一个阳痿男人对夫妻感情的杀伤力有多大,还天真地认为那方面不好的男人,应该比那方面正常的男人老实一点吧。他看起来也确实老实。他不太爱言语。说起话儿来,有时还翘起他的小拇指。总之,我就这样认定了他。
这以后的晚上,我们经常一起吃饭,一起散步。
有一天,我们一起散步的时候,他问我说:“你们单位有个叫郝跃的,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啊。她比我早来一年。”
他说:“我之前跟她谈了一阵子。没成。”
我说:“你们怎么认识的?”
他说:“人家介绍的。”
“那后来怎么没谈成呢?”我问。
“她看不上我呗。她嫌我家是农村的,没钱,父母也没有养老保险,还嫌我年纪大,嫌我学历不如她。”他说。
我说:“我就喜欢农村的。农村的怎么了。”
他说:“她跟你想法不一样,她家是郊区的,她家有钱,见的世面也多。”
我说:“什么有钱没钱的,大家都在同样的单位上班,不都是一样的吗?是她拒绝你的吗?”
他说:“准确地说,是我拒绝她的。那时候,要过年了。我妈催我结婚。我年纪大了,想定下来,她不想。我就不再跟她纠缠了。我等不起。”
我们走到了广场边上,他说:“前面就是我们小区,我就住这儿。我带你去看看我的房子吧。”
我们走到了他的房子跟前,他指着他家的房子对我说:“这就是我家。”他是七七年的,但有时候说话还跟个单纯的小男孩儿一样。我有点被他打动了。
我跟郝跃一起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问郝跃:“郝跃,你以前跟黄林军谈过吗?”
她说:“谈过。你怎么知道他?有人给你们介绍?”
我说:“嗯。”
她说:“你跟他谈了?”
我说:“没有。你那时候怎么跟他没谈成的呢?”
郝跃说:“我看不上他的条件。我是研究生,他学历是专科。他还是七七年的,年龄也太大了。他父母都是农民,没有退休金。”
我说:“他不是买房子了嘛?”
郝跃说:“他那房子是自己贷款买的,还欠着一屁股贷款呢。他到现在连车都买不起。他跟我见面,都是骑摩托车。他到咱们单位门口等我,我都觉得丢脸。我都是让他到大门儿旁边等我。”
我说:“你眼光真高。我就没你眼光高。”
郝跃说:“这不是眼光高不高的问题。以后过起日子来,你就知道了。过日子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的。你要是觉得他行,你就跟他谈谈试试。”
我说:“郝跃,你那时候对他一点好感都没有吗?”
她说:“我那时候心情不好。我奶奶病了。他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觉得很烦。其实,我那阵子就是心情不好。如果给我时间长一点,我可能也就接受他了。”
一天,我在办公室里。他发来信息说:“郝跃问我,我是不是给跟你谈了?我怎么回答她?”
我那时候,还是很紧张他,我把郝跃当成了情敌。
我说:“你们不是没有谈成吗?你们怎么还联系的?”
他说:“是她跟我联系的。我又没跟她联系。”
我说:“你们两个藕断丝连,不干不净的,我最讨厌这样了。你们要是互相还有好感,你们继续好了,我退出,我不阻碍你们。”
他说:“你怎么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对她有好感了?我是好心好意跟你说一下。你非说我对她有好感。”
我说:“她是富婆,她有房子,我又没有房子。你当然对她有好感了。”
他说:“你以为我那么在乎她有房子吗?”
我说:“那你们还联系干什么?你们既然没有谈成,就应该断地干干净净。你们这样纠缠不清,我看了恶心!你们好好谈吧。我们不要再联系了。”
他说:“你怎么这样?我跟你说了,是她联系我的。下班以后再说,我在你们单位大门口等你。”
等我下了班,到了大门口一看,他正在大门口等我。他看到了我,一脸失而复得的样子。
“你怎么这样。我是跟你说了,我要是不跟你说,你还不是根本不知道。”他说。
我说:“我不喜欢不清不楚,藕断丝连。我觉得这样很恶心。你要是觉得她好,你就跟她谈。我不掺和。”
他说:“她也就是问问。她也不是要跟我谈。再说了,她就是要跟我谈,我还不跟她谈呢。”
我说:“你巴不得跟她谈呢。她有房子。我又没房子。”
他说:“你没有房子,可是你也不比她差啊。你比她还小两岁呢。”
我说:“那是当然啊。我跟你我还亏了呢。”
他说:“是的。我跟你一起是我赚大发了。你看,年龄又小,学历又高。工作又好。人还不丑。”
没多久,我就到了他家里,我们开始了同居生活。
晚上,按规矩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他实在行不起来。像一个实心的无花果儿上生了一个烂了的大辣椒。那大辣椒里面的果肉都烂成稀汁了,馕轰了,只剩下一层辣椒皮,萎缩在那里。我本能地失望,想当然地以为他会跟我说说好话,安慰我一下。
谁知道,我还没来得及伤感一下,他就沮丧地把身体翻过去,唉声叹气,好像他只是对不起他自己。
我赶紧安慰他:“没事儿!”
“你也可以再选择!”他侧转着身子,有些愤愤地说。天呢!明明是他阳痿,他还委屈了!还得我去安慰他。
我那时候太傻了,我天真地想,我怎么能去再选择呢,我都跟他“睡”了,《小坛》的保安都看到了,我要是再找别人,我的脸往哪搁啊?而且,接连多少天的相处,让我对他也有了感情。是的,我这样穷苦人家出身的女孩子,尤其是在年少的时候,是很容易跟一个我愚蠢地认为对我还不错的男人产生感情的。而且,我那个时候,包括到现在,我的不够聪明足够愚蠢的脑子,还是被所谓的英雄情结和圣母心所笼罩,我以为一个人越是处境不好,我越是不能放弃,我越是得对他好。这或许就是来自一个纯粹的不够精明的农村人的愚蠢的厚道。
我们就继续好好生活。我来大姨妈了,把他的凉席弄脏了。
他拿到洗手间边洗边说:“你看看你,要是以后我带你去人家做客,你把人家的东西弄脏了怎么办。”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外交礼仪的人。
“你要带我去谁家做客啊?”我问他。
“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就在谷梁镇上。周末没事儿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他们家玩。”
“哦。”
“过几天,我父母要来看看你。你要表现好一点。”他说。
“哦。你父母来了,我怎么称呼他们啊?”我问他。
“叫大伯、大妈吧。”
“人家不是都叫叔叔阿姨嘛,叫‘大妈’,我怎么觉得那么别扭啊。”
“就叫‘大妈’。”他说。
他的父母亲来了,很干净利落、又忠厚朴实的一对老人。他妈妈个子矮矮的,不到一米五吧,脸蛋儿圆圆的。因为常年在田里劳作,她的脸被晒地有些黑黄。她剪着一头短发,慈祥之中又有些可爱。他的父亲比他要清瘦、俊朗,个子高高的,走起路来,背着手,说话慢条斯理,不急不躁,很是沉稳大气,像个退休的老干部。
他父母来,用竹杠子挑了不少东西,有她妈妈包的馄饨,还有他们在镇上买的熟菜。他妈妈有些晕车,但还是积极地烧菜、做饭。我们一起吃饭,说话。大多数时候是他妈妈跟他爸爸说话,他不怎么说话。
“吃啊,小宋。这个青菜是自家田埂上挑的。好吃的。我还给你们包了馄饨。”他妈妈招呼我说。
“知道了,大妈。你们也吃。”我说。
“下了霜以后的青菜最好吃,发甜。”他爸爸说。
“小宋,这个烤鸭好吃。你尝尝,我和你大大在我们镇上买的。”他妈妈说。
“哦。我们这儿的菜场也有烤鸭。就是跟你们买的不一样。那是片皮烤鸭。”我说。
“一样。都是一样的。”他爸爸说。
“不一样。这儿的是北京烤鸭。你们这个不是。”我说。
“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他爸爸笑着说。他看看我,觉得我很幼稚。
整个过程他不怎么说话,都是我跟他父母一起说话。
饭后,他父母说要一起出去走走。
出小区后门儿的时候,我问他妈妈:“大妈,你们来的时候,走的是哪个门儿啊?”
他妈妈没反应过来:“我们没走门儿。”
“啊?没走门儿,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我说,“老两口儿挑着担子,跟去西天取经似的,从天上降落下来了。”大家哈哈大笑。他爸爸笑地最灿烂最开心。
“我是晕车了,一时没反应过来。”他妈妈笑着说。
“我也晕车。”我说,“晕车要吃晕车药。我给你买吧?”
“不用,我自己带了。我今天来的时候,忘了吃药了。上车的时候才想起来,我就自己把那几个药丸子给吞下去了。”他妈妈说。
“哎哟!你吃药不喝水。能行啊。”我说。
“能行。没事儿。”他妈妈说。
秋天,银杏树的叶子落了一地,地上还有很多落下的银杏。
“这个果子可以捡回家剥剥吃的。”他妈妈说。我和他妈妈一起去捡那些小果子,他和他爸爸一起走着。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和谐。
“起风了。小军,你晚上去接小宋的时候给她带件衣服啊。”他妈妈关照他说。
他父母大概知道我跟他同居了。他父母大概不知道,我们同居了一个月,还是清白的。
“哦。”他居然很应景儿地红了脸说。
不久,他父母又来了,挑了两筐子盘子和碗,他们的儿子要成家了,老两口给张罗着买的新碗。她爸爸到了家,把担子放下,她妈妈忙着把碗放到橱柜里。多么热心肠的老人。
一个几乎从来就没有一个温暖的家的人,太渴望有一个家了。我对这一切都很满足,初识的欢欣,让人忽略了我们这对男女该有却从来都没有的温存。
我们还像是刚恋爱的样子,下了班一起买菜。每次下班,他都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菜场,他就骑着摩托车赶过去,我们一起挑选,一起付钱。
后来,我跟他说:“每次下班,你等我、我等你的,太麻烦了,付钱的时候,两个人谁付谁不付的,也尴尬,你就不要去菜场等我了,我比较顺路,我来买菜吧。”我就把买菜的事揽了下来。我自己买菜。我也不知道问他要钱,他也没给过我钱。过一段时间,他想起来了,也会取五百块钱给我,算是对我这段时间买菜的补贴。
“你看,我对你好吧。”他说。
我那时候也知道他对我真地不算有多好。
我说:“我还没问你要工资卡呢。人家很多男人结婚以后都上交工资卡呢。”
他愤愤地说:“哼!你还不知足。我对你算是好的了,有的人还问他老婆要房钱呢。”
我那时刚刚从农业社会步入现代化,根本不会使用一切家用电器,不会做饭,不会炒菜。他系上围裙,像模像样地教我炒菜。
“你炒菜的样子还蛮好看的,你比我娴熟多了。”我夸赞他说。
“那是。我二十三岁上班,现在都工作十五年了。”他说。
“我妈妈说过,我不会炒菜,因为我什么都没吃过,没见过。”我说。
那会儿,我们感情还不错,我晚上值班到十点多,他就骑着摩托车在《小坛》大门口等我。
我跟一群值班的同事在值班室门前站着,清灵也在。他有着一米八的个子和斯文白皙的脸。在一众发福发油发腻的成功中年男士里,清灵还是比较清新清灵的。清灵比我晚来一年,他小我一岁,85年的,属牛。我知道他,但是我跟他不熟,没跟他搭话。
“老任怎么还没来。他来了,我们好走了!都十点多了!”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的中年男人抱怨道。他是王编辑,是编辑部的科研高手,听说笔杆子很硬,很会写论文。
“老任哪希望你走啊?他巴不得你在这儿呆一夜!”郭浩说,“马上你们都走了,我就得在值班室里住一夜!”
“谁能跟郭主任比!郭主任是任社长跟前的红人。我们这些草民想去守夜还没这个机会呢!”
“你想守夜?我把这个机会给你?”郭浩说。
“算了吧。我没你那毅力,天天跟着他鞍前马后的。我要回家睡觉去了。你在这儿好好干吧,以社为家。前途大大的。”王编辑笑着说。
“不行喽。这几年,头发掉地多喽。肚子也大了。”郭浩说。
王编辑笑着说:“跟着任社长混,不会喝酒是不行的。你的胃吃得消吧?”
“吃不消啊。上次十二指肠出血,直接休克了。我老婆打的120。她现在都不让我喝酒了。肾也不好了。”郭浩说。
“啊?肾也有问题了。那杨薇可得好好管管你。”王编辑说,“你说人家任社长怎么就那么能喝的?千杯不醉。”
“谁能跟他比。能喝酒的人,他们胃里有一种酶,能把酒给分解掉。所以他们比常人能喝。”郭浩说。
“那任社长胃里的酶天生就比别人的多?”王编辑说。
“那当然。所以他能当领导嘛。领导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你没那么多酶!”郭浩笑着说。
“光这点你就不能不佩服!能喝!”王编辑说。
“那是!”郭浩说着,探出头去,往楼上看了一眼。任社长就在楼上,靠着栏杆打电话。任社长还没走,我们谁也不敢走。
“妈了个巴子的!” 郭浩冷不丁地着着实实地骂了一句。
他居然敢骂任社长!我们全都笑了,郭浩也笑了。
“小宋穿地那么少,不冷啊?”郭浩看看我说。
“不冷!”我说,“我是懒得洗衣服,我宁愿挨冻都不想穿多。”那时候,我穿着一身粉色的小香风的衣裙,面有喜色。
“她应该是不冷。”清灵说,“她看起来蛮有活力的。”
值班结束了,我跑到《小坛》大门口儿,坐上黄林军的摩托车,像是一个小朋友坐上自家大人的摩托车的后座儿。清灵也骑上他的电动车,跟在我们后头。
“回家了!”我跟他打招呼说。
“回家了!”清灵说。
黄林军看出来清灵是我的同事,也应景地礼貌地笑笑。
夜色里,黄林军载着我飞了起来。清灵也骑着他的电动车飞了起来。
我对于清灵,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但并不陌生,我仿佛在哪里见过他一样。这或许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些共同的气息,又或许,他的样子跟我记忆里的某个人有些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