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晚上在江畔家小区里捧着一只盒子溜达，很难不显得有点鬼鬼祟祟。


    转了两圈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江畔看着赵见初的样子，“找个垃圾桶扔了吧”这种话怎么也说不出口，最后终于想起养猫的排屋。


    前一天下雷雨，排屋断了电，江畔打着手电筒去弄电箱。


    赵见初找了根粗树枝，借着车灯在树下挖了个浅浅的坑，正托着毛巾里的雏鸟放进坑里时，天台的灯复亮了。


    黄色的光晕从天台一圈圈散开，赵见初蹲在门口树下，深色剪影中浮动一片白皙，好像浮世绘中的人。


    江畔走过到他身旁：“这坑太浅了，过两天一下雨又得冲出来。”


    赵见初握着树枝慢慢把土拨回去。


    “算了”，他说，“这么热的天，就算放着不管，被虫子吃掉也就是几天的事。”


    他摇摇头。车开到半路时他已经意识到这些行为只是他的执念在作祟。


    “其实对它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他站起来又朝着填平的土坑多踩了几脚。


    把赵见初送回宿舍后，江畔打电话给黄显光，开门见山：“问你个事，我弟那时候为什么拉黑你？”


    黄显光提起这件事还觉得很憋屈，“哎我之前不是说过吗，那天打电话给他，聊了没两句他突然就挂了，第二天就发现我被删了。”


    江畔当时是听过这话，也并没有不信，毕竟他认识黄显光十来年，确实没见过这人有过太出格举动。


    只是那时他对于朋友追求赵见初这件事有些本能抵触，觉得删了也好，其余事情懒得细问。现在回过味来，明白了那时无缘无故的反感是怎么回事，再回头看这件事，下意识觉得和他自己十分有关系，很有必要弄清楚。


    “所以你到底说什么了？” 江畔追问。


    “你现在问我——非要说他哪里不高兴，可能是他急着睡觉？我当时还想跟他多聊两句，然后他就不高兴了？” 黄显光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不是我说，你弟以前这样吗？我就记得他不太爱说话，也不像现在脾气这么怪吧？”


    江畔听得不大高兴了：“你这话说得就招人嫌，难怪他要拉黑你。”


    黄显光平白挨一顿滋，莫名其妙：“哎，我又怎么你了？再说你怎么又想起这事了？”


    江畔那边已经把电话挂了。


    隔天赵见初要上法医门诊。


    他本来算好了时间，等下了门诊回法医中心，正好组织固定得差不多了。没想到临下门诊前来了一个下面派出所转过来的做伤情鉴定的案子。


    中年女人领着青春期年龄的女孩儿进门，递过来一沓厚厚的检查结果。派出所让她们来先出个伤情鉴定再立案。


    中年母亲还想找个女法医，听说最近一个月都没有女法医坐班，这才作罢。


    赵见初看完检查结果，基本都是在妇科门诊做的检查，除了引导瓣膜撕裂外，其它检查结果全是正常。


    “案发当时，你们没有去报案采集体/液吗？”


    赵见初不想表现出一丁点儿的苛责,他也不觉得受害者应该被苛责。但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就带着毒，无论用任何话术包装，以任何角度抛出，都很难不显露出责备。


    女孩儿和母亲显然也察觉到了这个问题里无法回避的意味。


    中年女人在女儿背上狠狠搡了一把，试图通过这个动作把某些东西从自己的身上甩出去：“谁知道她为什么瞒着，要不是我们发现她偷偷买验孕棒，知道的时候都过去好几天了。前天我们去派出所报案，人家就让过来验伤。”


    赵见初已经预感到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会让对方有什么反应，但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说出来。


    “目前从检查结果能看到的损伤只有瓣/膜/破/损这一项。如果没有生物证据，比如对方留下的毛发，题夜，是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损伤是他人外力强行造成的。我这边就算给你出鉴定结果，也只能证明损伤的存在，不能说明是如何造成的，也不能说明是谁造成的。派出所在你报案的时候应该也说了，性/侵/案缺了生物证据，很难有结果。”


    女人立刻大哭起来，扭过头去一个劲儿地拍打责骂身边的女孩儿。女孩儿被迫半举着胳膊护住头，麻木地招架着情绪崩溃地母亲。


    赵见初见这样子就明白了，约莫就是报案的时候在派出所已经谈过这件事，还不死心，想来法医门诊撞撞运气。


    他赶紧走过去，把女人拉开，拉到一边体检床上，安顿对方坐下：“孩子能有什么错，她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现在正是需要大人去安慰她的时候。”


    母亲嚎啕着反问法医，出了这种事，女孩子家怎么做人，她以后怎么谈对象结婚。


    赵见初松开扶着女人的手：“人活着又不是为了这些事活的。”


    他看看瑟缩在旁边一声不出的女孩儿，转身拿了桌上的纸巾递给母亲：“她以后还有很长的人生，眼下最重要的是帮她从这件事里走出来。”


    一番好劝，劝得赵见初口干舌燥，母亲最终情绪稳定下来，肯冷静下来好好说几句话。最后收拾起眼泪，带着孩子走了。


    赵见初送走人，回身坐在检查床上发了会呆。


    法医门诊办公室设在中心医院门诊楼的最顶层。这一层里另一个科室是精神科，就在法医门诊办公室对面，中间隔着一个门厅，时不时能听见那边崩溃痛哭大喊的声音。


    他早就觉得这种设计好似有意为之，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放在一起束之高阁，藏在这间病院深处。而他就好像那扇门，无情地向那对母女关闭，因为他所依从的规则在这种时刻不代表任何公正与希望。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矫饰他施加在这对母女身上的残酷。


    他呆坐了很久，直到想起自己还泡在固定液里的组织，一看时间早就过了，急忙打电话招呼同事先帮自己捞出来。


    回去的路上，他坐在公交车上看工作群，看到有人说江队和陈谶早上把那对夫妻弄来局里问话了。


    他关心结果，给江畔发了条信息，对方许久没有回。直到他回到单位，套上白大褂，江畔打电话过来。


    江畔在电话里说，这个案子现在有点复杂了，具体情况等明天去省城的人回来，开个会一起说。


    而这个电话专门打过来，是有另外的事情要和赵见初说。


    徐小娥的案子前面递到检/察/院，检察院有自己的法医，要找他们复核法医证据的细节。


    赵见初有些意外：“我们报告写得挺清楚了，还要复核什么？”


    江畔正在刑侦队的办公室，这会眼见办公室里人多起来，举着电话出去，找了个没人用的会议室，关上门，“他们究竟想复核什么，这个现在不好说，可能是觉得起诉罪名有些棘手。不一定是要推翻你们的结论。他们明天过去，我先跟你说一声，你跟老杨可以提前准备一下。”


    他听出赵见初那边的声音有些闷闷不乐，“你要是害怕，要不我让他们来队里来队里开复核会，到时候我过去陪着你们。”


    赵见初这会心思已经全跑到明天的复核会上了，盘算着今晚上这点时间怎么分配，完全没领会到江畔这点子温存：“这有什么可怕的。不说了我先挂了，今天还要加班，好忙的。”


    下班前老杨过来问他需不需要帮忙，赵见初说已经做完包埋了，后面没什么事了。


    他想了想，还是叫住了老杨：“明天检察院要过来复核徐小娥的案子，我们怎么打算？”


    他还是想提前探一下老杨的口风。


    检方专门找法医复核证据，他上班以来还是第一次。虽然江畔说得轻描淡写，但他心里不觉得是什么好兆头。


    老杨似乎没想到他会这么问，站在门边：“我们还能打算什么。只能明天看他们怎么说了。反正遗体都让家属领走了，补证据也不可能了。”


    赵见初点点头，没再说别的。


    晚上他自己留在办公室加班，想临时抱佛脚再过一遍徐小娥案子的证据。


    果然这点佛脚不是赵见初杞人忧天。。


    检方的人过来，直说觉得现在法医证据还不够强。虽然高辉的口供是承认了他对徐小娥的不作为责任，但是法医证据上不能直接关联到他能认知徐小娥濒死的事实。检方的人担心高辉的律师从这一点做突破口，而高辉本人也有可能在法庭上反水，最后法院很可能会把检方起诉的罪名驳回去。


    检方的意思是退回补侦，要么他们能提供更多的证据，把材料补齐了，要么不作为这部分就这么算了，只按虐待起诉。


    赵见初不同意：“他作为一个有思考能力的成年人，怎么会认知不了这个事实？他曾经在叫救护车之前伪装现场，把徐小娥从沙发上拖到床上，就这个过程里，也不可能没发现徐小娥不对劲。更何况正常人发现受害者没有生命体征，第一反应都是立即叫救护车，他如果不心虚，为什么要在现场大动干戈。”


    他最后几句话撂得有些不知轻重。


    “你们怕法院不认可起诉罪名，但总不可能做每一个案子都是奔着稳妥的目的去，就图个顺顺当当吧？明明我们的初衷应该是竭尽全力挖掘和证明犯罪事实。现在受害者已经死了，说什么还给她正义都是扯淡，死人要正义有什么用。我们之所以还要做这些事，都是在做给活人看。今天我们放过一个打死人的丈夫，明天就会站出来千千万万个男人有样学样，因为他们会从这个案子里看出法律的虚弱，看出我们的无能。”


    “哪怕有一丝可能严惩高辉，我们都不该放过这个机会。如果法律不是用来惩治已犯，警告未犯，那我们现在是在干什么，表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