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山庄的溪头，廖玉正在浣衣。刚刚回村的陈炽远远看到了，就朝她走去。廖玉看到陈炽归来，毫无喜色，反而把头埋得更低，竟有哽咽之声！陈炽以为是喜极而泣。他问，这洗的衣服怎么只有大人的？辛夷和木兰，十多岁的孩子，要学会做家务了，你不能再娇惯她们！


    谁知道廖玉听到娇惯两字，顿时豪哭了起来。陈炽有些惊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陈焘走到哥哥身边，扯扯陈炽的衣角说，辛夷和木兰去世了！陈炽听到噩耗，大吃一惊！陈焘说，母亲说等你回村后再提这事。


    爱女双双去世，显然是巨大的打击！这事在家书中没有提及。信中只说了母亲水肿病，这确有实事。母亲不想让儿子在外伤心过度。当然，请假条就算是提起女儿去世，在中堂、王爷、大人看来，未必重于母亲病了。


    陈炽看到廖玉痛哭，也跟着泪如泉涌。但他终究是个男人，只得控制情感，抚着廖玉说，我们回家去吧，母亲在等我！说罢，帮廖玉端起木盆，朝山坡上的家走去。


    三人从溪头上岸，走向巍峨屹立的天马山庄。陈炽发现，漆色的“天马山庄”有些淡了，墨色的爱日、歌风、克己、复礼，却依然鲜明。陈炽进了小院，直奔母亲的房间。母亲躺在床上休息，听到儿子回来，自是欣喜。她看到陈炽眼中的泪光，就明白已经知道孩子的事情了。


    母亲探身起来坐在床上，握住陈炽的手说，这妮子走了是命中注定，不要过于悲伤！你弟弟陈烈，也是十岁那年走的，这些陈家的孩子倒是永远成了一个孩子！我倒是担心你，身体大不如前，是不是也得病了？


    陈炽说，刚回京时偶染风湿，早就好了，母亲身体可好些？母亲说，你看我胖成这样，能有什么病呢！都是你弟弟喜欢听信医生的。我看你如此清瘦，才像是有病的样子。陈炽没想到母亲这么乐观，就说，我毕竟比你年轻，身体的底子更能扛得住，母亲人到晚年，身体健康就是我们儿孙的福气，哪能不听医生的呢！


    陈焘说，母亲就是怕花钱，什么营养的都不肯吃！


    陈炽埋怨母亲说，钱的事情母亲不必担忧，我们做儿女的自会划算，钱用了还会来，身体坏了就难恢复！母亲叹了一口气，说，我看到你好好回来了，我就不觉身体不舒服了，真的，放心忙你们的事情去吧！


    回到房中，陈炽看到廖玉在整理衣服。廖玉看到陈炽进来，又开始流泪。她拿出柜中的两件衣服对陈炽说，这辛夷和木兰，是女儿让我绣上去的图案，她们还来不及穿上就匆匆走了！


    陈炽拍着廖玉的肩膀说，这衣服怎么没有烧掉？廖玉扑到陈炽怀中痛哭起来，抽泣说，这是她们没穿过的，不是死人的衣服！你母亲让我烧，我说要留下做个纪念！陈炽拍着廖玉身子，说，那就留下吧！


    待廖玉情绪平稳，陈炽又问，两个孩子到底是怎么走的？廖玉说，她们是去梅江捉鱼被溺死的。


    那是十月的时候，天气来了个秋老虎。辛夷和木兰看到奶奶身体虚弱，就商量着去捕鱼捉虾为奶奶补补身子。先是去村子里的溪河，接着越走越远。廖玉做好午饭不见孩子回来，就去找她们，村子里转了一遍不见踪影。回到家里问侄女们，说去捞虾了。侄女不敢走远，怕爸爸会打骂。但辛夷和木兰不怕，因为爸爸不在家。


    廖玉一听，心中就有不祥的预感，就想叫陈焘去找找。但陈焘赶集去了。廖玉只好自己出村去找。走到村外的梅江边，岸上围着一群人。人们纷纷传说，有人溺水了。廖玉扒开人群，一看正是自己的女儿，顿时晕了过去。陈焘从小镇赶集回村正好路过，就找人帮着把廖玉扶回了家里，又张罗着把两个孩子葬到横背的山场上。


    原来，两个孩子在梅江看到一条翻着肚子的鱼，就丢了捞虾的鱼罩去捡。谁知那鱼半生半死，手刚触及又漂远了。辛夷掉入深水，木兰前往相救，最后两人没有上岸。被路人发现，救起来已是身亡。


    陈炽听了半晌无语。他拿起那两件新衣，愣愣地看着那两朵漂亮的花朵，想起在土屋种花栽草的往事，不禁悲从中来。廖玉说，都怪你，当初要是让她们缠了足，就不会乱走！你想给她们自由，她们就走得远远的，不再回来了！


    陈炽说，京城已经全面倡导禁缠足，我跟同人商量明年就要起草《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我也答应入会。章程规定，入会的人不缠足，不娶缠足的人，家有小孩缠足未久的要重新放开。这是大势所趋，女儿溺水，并不是缠足的坏处，而是这孩子自己的天命啊！


    廖玉哽咽着说，都怪我看管不严，你不在家，她们又没有怕惧！陈炽说，不要再抱怨了，要怪就怪到我头上来！这些年我一心著述，没有想钱的事情，想也没用，那俸禄只有那么多！建起新居之后，我在京城欠着旧债。为了省钱，我跟你说过的驾部新居早就转手了！


    廖玉说，转让了？那你去哪里？


    陈炽说，我住回了赣宁新馆。当家本是男人的事情，两个孩子没遇上好爸爸！我估计她们自己也嘴馋，才会冒险下河。我知道家里钱不够花，家里荤腥不多，母亲营养不良，孩子也跟不上营养。我听弟弟说，母亲常常晚上不吃米饭，说自己不饿，吃点红薯就算了，把米饭留给孩子们吃。


    廖玉说，她得病后，我们就劝她每天要吃米饭，每天吃鸡蛋，这阵子身体好转起来了。廖玉说完，就推开陈炽说，我得去做饭了！你回来好好陪母亲几天，劝她不要光让着小的，老人的康健是家中的财富。


    陈炽来到厅堂，提起小镇买来的红漆，走到小院的门楼边。他找来梯子，沾了红漆把石匾上“天马山庄”四个大字重新刷了一遍。


    吃完午饭，弟弟去忙地里的活了。陈炽至今没有学会农活。宗伯陈为理走后，后辈虽然和陈炽兄弟仍有走动，毕竟不如父辈亲热。陈焘得自己接过农耕的事情。这个赣南的耕读之家，虽说有个京官的俸禄撑着，但家口繁多，生活大不如前。这也是母亲和女儿得病和溺亡的根由。


    陈炽去看望母亲，母子两人聊了一会儿，就让母亲休息。陈炽回到房中，看到书桌摆着当初离家时留下的物品，一只是砚台，一只是酒杯。这两件东西，如今京城有了复制品。陈炽知道，迟早会落叶归根，这两个物件将是终身的陪伴。陈炽习惯地拿出纸笔，准备写点什么。


    那只洋酒的瓶子还摆在书架上，成为精致的装饰品。只是酒已经空了。陈炽没有带回洋酒，弟弟倒是为哥哥带来一些米酒和谷烧。弟弟知道陈炽写文章之前有喝酒的习惯。陈炽打开瓷瓶，将谷烧倒入秦香杯，独自喝了起来。陈炽对弟弟的细心极为是感激。


    写些什么呢？陈炽铺开纸笔，一片茫然。


    近两年在京，陈炽的砚台就像喷水的老龙，酣畅淋漓。它把陈炽的大部分时间按在书桌边。《上清帝万言书》，《茶务条陈》，还有替翁大人拟的《新政十二条》，替李提摩太写的《新政策》，替孙家鼐写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些都是军机章京的尽职之举。而《续富国策》和《重译富国策》，则是陈炽业余时间的学术研究。


    总之来说，这只晚清的砚台够对得住那稀薄的俸禄了！相反，朝中有些对不起这只多产的砚台。陈炽在《上清帝万言书》中讲到“下诏求言”，反复提起“优给薪水”。西人说，天下万国，最贪者中国之官；最坏者日本之民。陈炽认为，部分原因是官员廉俸中国最少。


    陈炽算过，京官最低一级年薪三百金，这还是明代定下的，清初还算不错，但晚清银价下跌，京城每年生活费至少需要五百金。为此，清吏治就必须提待遇。也就是说，陈炽这个国家部委的司级干部，领着相当于现在十五万元的年薪，因而只够维持生活。用陈炽的话说，尚能敷衍。


    但这加工资的建议，鬼才知道什么时候能兑现。反正陈炽习惯了在京中欠债过日子。一个人在京城倒好办，回到家乡就得面对全家老小十多口人。关键是，这紧巴巴的工薪阶层，还弄出几笔多余的开销。一项是支持办报。去年七月初一，梁启超和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这是维新运动的重要阵地，陈炽二话没说，捐了二百两银子。


    另一项，陈炽也是犹豫不决。这年夏天，陈炽升为福建司郎中。吏部通知他，他俸满截取，据由户部保送，堪胜烦缺知府，要是愿意捐免，就可以直接升为福建司郎中。捐免，是个奇怪的政策。古代官吏的仕途，要经历试俸、历俸、实授、保举、试用、离任引见、投供、验看、迴避等步骤，一步步走来，排队候补者众，但这些步骤，皆可捐免。


    陈炽捐了。捐得颇为心疼。眼看一个正五品官职就要到手！如果不捐免，还要经过三年的“试俸”。捐了，就可以省下三年时间，直接到“历俸”阶段。就是说，要更快授官，就要出点手续费。特别是“堪胜烦缺知府”，意味着下一步可以出京外任。到地方任何知府，那就是肥差了。


    捐多少呢？三年的工资。就是说，等于你试俸期间工资捐出来。正是这样，陈炽只能继续呆在赣宁会馆。如果轮上了知府，那就可以赎回瑶林馆或驾部新居。当然，这得看在哪任官。


    陈炽想，要是这砚台能够帮着挣钱多好啊！这就是陈炽稿费的之念的最初萌芽。陈炽翻开《续富国策》，看看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陈炽打开《续富国策》的目录，细看起来。


    卷一农书


    水利富国说种树富民说种果宜人说种桑育蚕说葡萄制酒说种竹造纸说


    种樟熬脑说种木成材说种橡制胶说种茶制茗说种棉轧花说种蔗制糖说种烟加非说讲求农学说畜牧养民说拓充渔务说


    卷二矿书


    维持矿政说精究地学说开山伐石说分塥采煤说石油石盐说披沙拣金说


    就银铸钱说开矿禁铜说大兴铁政说广采群金说炼石陶砖说取土制磁说


    卷三工书


    劝工强国说艺成于学说算学天学说化学重学说光学电学说攻金之工说


    攻木之工说织作之工说饮食之工说器用之工说军械之工说制机之工说治道之工说工艺养民说


    卷四商书


    创立商部说纠集公司说考察商途说急修铁路说遍驶轮舟说广通邮电说


    大兴商埠说仿设巡捕说修举火政说商改税则说博物开会说保险集资说酌增领事说多制兵船说创开银行说通用金镑说畅行日报说分建学堂说


    陈炽略修改几处，就搁笔呆坐。这部新著在京中已经完成，只是不知道何时能够出版。如果是郑观应这样的实业家就好了，自费付印也不在乎。今年郑观应出版了《盛世危言》增订本，托陈炽负责京中集散，十部送给盛宣怀转赠他人，一部送给孙家鼐。这书收入续集，分成八本铅印，据说花了六百元版费。纸工印刷另外算。


    六百元，就是陈炽两年的工资，陈炽不敢想自费出版。陈炽坐在桌前，为写写书人的命运悲哀。这呆笨的砚台啊，何时方能生财？不是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吗？黄金屋哪里去了？这一年来，陈炽为书的事情大费周章。呕心沥血写新书，却愁出版的钱。为强学书局采购新书，却愁书款。出书，买书，两头都要银子。写书者和买书者，本可流通和平衡，但陈炽居于其间，却无法打通！


    还是洋人知道经营，懂得版权。记得去年年底，京师的强学会被禁。次年初，强学书局改为官书局，陈炽仍在书局任事，负责采购图书。他寄给郑观应一部《地球各国新政考》，问有没有类似的西书。郑观应正好有部《泰西新史概要》想重印，但他知道西人讲究版权，就征询作者李提摩太。不能重印，只能买书，每部洋银两元，大本每部三元，可以打八折。上海强学会的藏书楼译报馆没筹到这笔钱，只好作罢。


    洋人就是洋人，连编著的书都能成为商品！这李提摩太，这英国传教士，就是会挣钱！就是活得滋润，这让陈炽很是不解，又很是羡慕！


    陈炽本想叫郑观应组织人马翻译新书，但郑观应说，这需要不少钱，而他已经无能为力！在晚清时代，郑观应是个“三观”非常正的难得之才。他经商办洋务，一辈子跟钱打交道。那时办洋务有三种模式，一是商办，一是官办，一是官督商办。郑观应经办洋务，就是第三种，等于替官办事，为国理财。开矿也好，轮船也好，铁路也好，郑观应接手的相当于后世的国有企业。


    郑观应每次接手官方企业，发誓洁己从公，还曾经上表朝廷：如有所获，除仰事俯畜外，当尽充善举。就是说，除了对外交际，养家糊口，之后就是从事慈善。这是他的金钱观，他的人生观。但令人苦恼的是，他发现这些年舍己施人，已招好名之诮。这就打击了他的积极性。


    陈炽本想叫郑观应组织人马译书。郑观应诉苦说，虽然邀请了两人，可惜皆系寒士，要人家做事得付薪水，加上铅印，翻译，抄录，每个月三四百金还不够。心有余而力不足！郑观应解释说，他多年从事公益，备尝艰辛，不敢再经手银钱事务。郑观应还劝陈炽守分安命，淡泊明志。并送上老子的话：“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修足誉之德，不求人之誉己。”


    不敢再经手银钱事务。不求可非之行。这些郑观应的共勉，算是正中陈炽毛病。陈炽当了做过强学书局的正董。他一心想把智乡启堂模式、瑞金宾兴会模式引进北京，要把书局办成公益事业。但是办书局经手银钱，自然引来别人猜疑。张孝谦一心想把书局办成挣钱的实业，就串通一帮人要把陈炽的正董之位拿下。后来，上海办起了《时务报》，陈炽又热心担当京城专职发行之事，自然也经手报款。


    金钱，区别着君子小人。郑观应坦荡的金钱观，并不能消除他做慈善中受到的猜疑。这一点，陈炽自然感同身受。郑观应的共勉真是体贴：“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修足誉之德，不求人之誉己。”正是公益事业，钱让他焦虑，钱让他烧手。


    但家中经济，同样让陈炽焦虑和烧心。如果这砚台能够生钱就好了。如果经手的报款有一部分是自己的润笔费就好了。这次路过上海，听汪康年和梁启超说，《时务报》发展得不错，迟早能热销开来，到时发表文章均可付稿费。那真是好，作家们可以通过投稿卖文为生。这是陈炽极感兴趣的事情。他算是《时务报》的重点作者了！


    这《时务报》，原是由陈炽的好友黄遵宪主持创办。汪康年任总经理，总管业务。这《时务报》出的是旬刊，书本的样式，每期三、四万字。内容分为论说、谕摺、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时务报》出版不久，就因其文体新颖，议论独到，见解精辟，很快风靡海内，最高发行量达17万份，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高的报刊。


    《时务报》发行量大，得益于社会各界的支持。初办时，像陈炽一样捐资的官员众多，湖广总督张之洞除提供办报经费外，还令全省订阅，并令善后局另订280份，分发各书院等处。1896年，梁启超受黄遵宪邀请，到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编，从此报纸成了维新派的主要喉舌，梁启超也由此名声大振。


    陈炽跟梁启超相识，还是1895年八月。梁启超惊叹陈炽的西学，又佩服陈炽的文采。这次经过上海，两人本想一见，可惜梁启超去广东接家眷了。梁启超多次写信给朋友，转知陈炽在上海时多呆些时日。当然，陈炽也知道关于《时务报》的议论越来越激烈，这次回京路过上海，得跟汪康年和梁启超聊聊。


    陈炽拿出一份带回天马山庄的《时务报》，翻阅读起来。他想，如今生财之事，真不可为了吗？家中面临贫穷困，总得有所努力，不如为《时务报》写点稿子，说不定能挣点稿费，反正自己不能像弟弟和廖玉他们那样下地劳作，在家里不能吃白饭！


    写什么呢？对了，当下时务，国人最喜欢热议的，莫过于中日之战。陈炽想了想，提笔写下一个标题：《俄人国势酷类强秦论》。其实，这是上一篇文章的续篇。在回乡之前，他就为《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在好友中引发热烈讨论。路过上海时，他就交给了《时务报》，安排在十月初一那期刊发。


    为报纸写稿，让砚台的墨水通向报纸，这是陈炽新的尝试。报纸真是好，能够最快地把想法推广开来。短小，精悍。不像《庸书》和《续富国策》，体量庞大，系统完整，读者需要有时间，有才识。写好之后，陈炽就想托人到小镇投稿寄去上海，但想想母亲的病好了，还是回京时交到上海去吧。


    吃过晚饭，陈炽就和家人在天马山庄的厅堂里聊天。天气转凉，陈炽为母亲准备了火笼，以抵御山中的寒气。陈炽知道，难得一家人相聚，母亲当然最喜欢听他讲京城里的事情。


    母亲说，在家靠亲戚，在外靠朋友，吾儿在京城这两年，可曾认识些新朋友？


    陈炽说，那就多了！这几年时局动荡，京城纷乱，各路英豪聚集京中，我能不认识他们？康有为呀，易顺鼎呀，都值得我学习，值得我敬佩！母亲说，那就讲讲这些英豪吧！


    赣南夜色中的母子夜谈，把天马山庄拉向了京城的江湖和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