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请假
作品:《天马歌——陈炽传》 第四章，天马之逝
45请假
1896年农历九月底，四十一岁的陈炽回到梅江边的瑞林寨小镇，不再像以往一样，直奔“老春酒楼”，或者在老街上转悠怀旧。这个离乡进京才两年的游子，又从京城回来了，但他没有心情享受乡愁，而是直奔小镇的医馆。
医国者，亦需医人。这一年，浙江绍兴有位叫周树人的青年，父亲重病后去世，从而觉到医人之术最为紧要。这一年，一位叫孙逸仙的广东医生，放弃了改良的药方，用革命的方式为中国手术，广州起义失败后逃亡，在英国被清廷诱捕。每个思想家，都试图在医人与医国之间比较分析，参透人世的奥秘。
是的，陈炽不得不放下京城的医国之术。他回到小镇，要去为母亲看病。他这一趟返乡，就是为病而回来的。当然，是母亲的病。今年九月上旬，他正在忙着京中的事情，突然接到家书：母亲病了。这家书劝归之意非常急切，陈炽觉得家中出了什么大事，不仅仅是母亲病了这么简单。
陈炽立即递上了一张请假条。这张请假条至今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呈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1896年10月24日）。
《呈为请假五个月回籍省亲事》。章京陈炽谨呈为请假省亲事：窃章京接到家信，亲母现患水肿之症，得信之下，心神不安，伏乞中堂、王爷、大人恩准，赏假五个月，回籍省视，一俟假满，即行回京销假当差，实为德便，谨呈。
相比于后世时常出现的网红请假条，这张请假条的新闻性毫不逊色。母亲患病，心神不安，请五个月假，放在晚清仍是需要博得主官同情方可。第二天，也就是农历九月十九日，陈炽就向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辞行。
两年前，陈炽接到父亲去世消息，这翁同龢就曾陪着陈炽到京城外祭悼。这种领导对部下的关心，其实既有个人的感情，也有工作的鞭策。那时，陈炽受到翁同龢的关注，正加倍努力撰写出洋使员的采访事宜，为一份244个“天问”消神耗力。这一次，翁大人会不会突然来个重要工作，让陈炽欲走难行呢？陈炽心中仍有忐忑。
陈炽一脸愁色来到军机处，对翁同龢说，这番请假离京，还望中堂大人应允批准，在下自当感激不尽。本想为我朝开新继续发力，无奈家母突然患病，不回去一趟，在下实在无心工作！
翁大人说，水肿病？严重不严重呢？这水肿病多是身体虚弱导致，多寄点银钱回去，让母亲增强营养护好身体也是尽孝，需要专门回乡探视吗？陈炽当然无法回答。他只知道得了水肿病，但不知道具体情形。是的，那请假条不是合格的请假条。心神不宁，能算是请假的理由吗？放到任何年代都说不过去。
这位翁同龢翁大人，是江苏常熟人，长陈炽25岁，自然是陈炽敬重的长官。翁大人满腹经纶，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关键是接纳西学，这才是让陈炽敬重的地方。光绪十一年（1885年）接替阎敬铭成为户部尚书。那时陈炽已回京上班一年，也听到个小道消息，传闻翁同龢闻命后说：“菲材当此剧任，可惧哉！”力辞不就，但未获准。
陈炽看不透翁大人的真正态度。翁大人高深莫测，就像皇宫深院。中日之战后，京中要求维新的呼声强烈，但身为帝师的翁大人未置可否，对于变法的事情，一直没个明确的表态。对于请假这种私事，陈炽更拿不准他会如何回复。
陈炽并不知道，这翁大人对自己既是喜欢，又是讨厌。喜欢的是陈炽有才干，讨厌的是他喜欢提意见，对长官也不留情面。翁同龢看着这位来自江西的部属，感情复杂。怎么说呢，为父亲丁忧时，陈炽能够忍着巨大的失父之悲，把调研文章及时完成，当然值得肯定！而在家丁忧期间，这小子身处赣南山村而不忘家国天下，硬是在偏远之地写出煌煌巨著！
陈炽埋头著述刮起头脑风暴的时候，中国北方已炮声隆隆。翁大人有些奇怪，这小子虽然身在赣南，但并非两耳不闻。他并不知道，陈炽一直跟两江总督刘坤一保持通信，为此对甲午之战一清二楚。
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行伍出身，靠打太平军发迹。他跟翁大人同样年纪。陈炽出生那年，此人在家乡率团练与太平军交战，得清廷嘉奖。太平军进击江西，曾国藩的湘军遭围困，刘坤一赶往解围。那时候基本上谁打下一个地方，这地方就归谁掌管，为此刘坤一升为江西巡抚。刚抵南昌上任，即奉命赶赴赣南围剿康王汪海洋。刘坤一坐镇赣州，固守南安、赣州、吉安、临江、袁州、瑞州等地，阻止太平军从广东进入江西。光绪二年（1876年），实授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陈炽作为江西人，对家乡的父母官自然颇多交往，回乡时少不了打扰一下。中日开战之后，刘坤一兼署江宁将军，成为名副其实的“岘帅”，积极筹划东南海防，防备日军窜入南洋。
陈炽在刘坤一信中得知战事，赶紧去信告诉砚帅，北洋水师守着北江，日军不易进攻，加上转眼严寒，进攻南海的可能性加大，需要增兵重防。但刘坤一回信讲述了增兵之难，只添了两营兵力。两人没料到的是，日军在北方加强攻势，辽东、辽南攻陷许多城池，清廷为挽救危局，派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北上关内外防剿，节制所有军队。但刘坤一没能挽救败局。
就在这北方的炮声中，慈禧迎来六十大寿，翁同龢作为户部尚书，被内务府屡屡索要款项所折磨，而此时清朝财政吃紧，翁同龢自然不好过日子。朝中主和派是西太后和李鸿章，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相继失败后，慈禧又把自己罢黜的恭亲王奕䜣重新请出来主持总理衙门，请求英、美、俄调停，但三国各有打算，调停无果。
日军侵入辽东，将战火烧入中国，清政府恐慌“龙兴之地”遭到兵燹之灾，又转请美国调停。这时，美国政府认为讹诈的时机已到，表示愿意居间“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恭亲王和李鸿章派遣代表去日本议和，但被赶了回来，说没有派去“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军机处的翁同龢当然知道这一切。但是西太后一心议和，直接绕开光绪帝。
就在这时，翁同龢接到一封陈炽从上海发来的电报。那是一月十三日，翁同龢在军机处正为甲午战败的事与焦急万分。陈炽说，日本虽然连战连捷，但毕竟只是小小岛国，国力有限，战争的消耗自然会拖住它，引起国内反对，加上英、美、俄等国家不会坐视不管，让日本任意侵吞中国，所以只要坚决抗日，他们自会撤兵！千万不能急于求和，那样会付出巨大代价！
翁同龢看完电报，不禁赞叹：这陈炽真是通才！他深为疑惑，这陈炽丁忧在家对战事却了如指掌。可惜，陈炽的热心，翁同龢的焦心，均无济于事。慈禧看到旅顺失守，害怕日军进犯京津，便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在陈炽发电报第二天，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日本再次借口“全权不足”，将求和代表侮辱一番驱逐回国。
把中国打得差不多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才傲慢地提出和谈，指定要李鸿章充当代表，而且必须以割地、赔款。《马关条约》就这样摆在清政府面前。李鸿章来到日本议和时被浪人刺伤。这日本浪人狂妄地说，在占领北京之前，坚决不能谈判！日本担心第三国干涉，宣布休战，但提出苛刻的条款。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博文回答：“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就像六十年后的朝鲜一样，东方小国的内战最终演变世界格局之变。朝鲜爆发内乱，开化党与闵妃集团的斗争，袁世凯还以为像上次内乱一样，凭他率领的几千清军可以搞定。但日本早就盼着这次机会，发兵拿下朝鲜，进而进攻侵略中国。袁世凯看到形势不对头，称病偷偷回国，中国军队一败再败，从朝鲜撤回中国。从此，日本开始紧咬中国不放。
1895年的春天，考试的“公车们”，爱国的官员们，都看到《马关条约》带来的巨大耻辱，发出强烈的抗议和自强的呼声。这年正月底，返乡多年的陈炽刚回到北京，就把新著的《庸书》送给了翁同龢。翁大人突然发现，写成《庸书》的陈炽，不是两年前离京的陈炽了！
陈炽把书送给上司，真是送对人了！作为帝师，翁同龢已有维新之心，正不断向光绪帝推荐各种新书，有魏源的《海国图志》、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政书》、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及其他出国使臣日记。甲午战争前后，又向光绪帝进呈了英国人李提摩太撰写的《普法战纪》、汤寿潜的《危言》、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希望找到医国之术。
就这样，翁同龢把《庸书》送到了皇帝面前。这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每一种著作，其实都是一种代言。跟陈炽一样博古通今、通融中外的学者大有人在。所谓思想家，就是能博观约取，站在前沿看清大势，替芸芸众生把前路看得更清楚一些，指点时代的走向。陈炽为时而著，自然如愿以偿！
但时局的变化，让陈炽颇为痛心！他更痛心的是朝中思想混乱，就像大病发作的俗人，不知道该找什么医生，该吃什么药。这朝中臣工虽然都是读书人，但对时事研究不深，所以倭寇构衅以来他们一片仓皇。开始，他们以为我朝强大，特别是主战者，以为对付日本小国轻而易举。大败之后，他们就像听戏的观众，一会儿说要战，一会儿要说和。议论纷纷，或痛骂北洋水师，或归咎于政府，或责备于主兵任事诸臣。
五月初的一天，翁同龢在军机处召集章京们议事，商议战争善后之事。一位同事得意地说，我当初就主和，我朝果然英明！议和了只是赔了钱银，但保了国体，破财消灾，银子我们还可以再挣回来的！
陈炽说，倭奴表面愿意讲和，但眼下讲和，不过是为了将来的再战！翁同龢听了陈炽的议论，颇为吃惊，说，何以见得？
陈炽说，倭奴亦有主战、主和两派，主战者，是外部陆奥宗光。主和者，是内阁伊藤博文。李鸿章当时既抵马关，陆奥仍持战议，谓倭兵必须径抵北京，乃可使中国心服口服，永无翻悔，这跟刺杀李鸿章的日本浪人一个腔调。
同僚说，还是这个伊藤博文好，给了我朝讲和的机会！陈炽说，他虽然主和，但更加阴险！同僚说，何以见得？
陈炽说，他是觉得此次倭兵所以处处得手，是由于中国军旅诸大员皆年老庸懦无能之辈。如果继续打下去，兵抵北京，则此辈非死即逃，否则撤换，换上了一班力强年富、熟悉时务者为政，反而恐怕会狡狯难制，不能为所欲为，不如姑留此辈，将就成和，则中国数十年间，断无报复之望。
翁同龢说，你意思是说，要打破伊藤博文的阴谋，就要换上了一班力强年富、熟悉时务者为政？
陈炽说，这日本之胜，说明西法之有大用，我们必须学习日本早日变法维新！你们要知道，中日之战后果极为严重，倭奴开了先路，败我水师，我朝陆兵也被挑了底牌，淮军和湘军都顶不住，今后中国虽大、人民虽众，水陆万里、备多力分，何以自立？东西两洋，五六强国，眈眈虎视，又何疑何畏，而不相率瓜分？想到这里，寒心酸鼻。但错在战前就有，关键在于善后。
翁同龢说，善后之事，正是今日所议，大家有什么好的见解，尽管上书，自从今年公车上书以来，京中已形成上书的热潮，我们军机处的章京们，也要拿出有份量建议来！
陈炽知道，这是翁大人在布置调研文章！他回到住处，拿出了砚台。有了写作《庸书》的积累，加上时时关注时务，陈炽很快打好了草稿，提出了七条建议：下诏求言，阜国隆财，分途育才，改制边防，教民习战，筑路通商，变法宜民，而且提出学部、矿政、农桑、商部、衢路、工艺、刑律、善堂、火政、议院等十条变法措施。陈炽觉得，要富国，才能强国，不能只把钱花在军工上，北洋水师就是个教训！民生改善，才能同仇敌忾。
转眼是1895年的端午。独在京城的陈炽，没有时间遥想赣南的母亲妻儿过节是否喜庆。他坐在赣宁会馆一只砚台边奋笔疾书。喳喳的磨墨之声，反复在深夜响起，像是创作《离骚》的屈原。西珠市口传来鞭炮的声响，民间的端午节仍然在国难中制造喜庆。直到第二天黎明，陈炽终于把文稿完成。
陈炽打开窗户，五月的清风朝他涌来。这是京城的最好时节，夏风轻暖，万木生绿。他伸了伸疲倦的双臂，突然看见昨天买来的粽子。灵感来时，它从嘴边移开，还没有吃完。他有些饿了，剥去绿色的粽叶，一团糯黄的饭粒展现眼前，让陈炽想起遥远的屈原。陈炽叹了气，暗自说，如果粽子真能换回屈大夫，我情愿从此不吃粽子！有了这个抗战派，扭转乾坤就有望了！关键是屈原跟楚王是好兄弟，不需上书。
粽子不需加热，正是夏天的美食。吃完粽子，陈炽看了看草稿，觉得还需要说明上书的初衷，吐露切身的感受。他又拿起了笔，写了起来：
臣备员枢直，奔走内廷，既已确有所知，诚不忍缄默不言，坐视倾覆危亡之惨。明知越职盲事，触犯忌讳，国有常刑，然朝廷养士二百余年，当此大利大害、间不容发之际，若竟无一人能知之、能言之，亦古今之深耻也。既已披肝沥胆，将积年所病，痛陈于君父之前，虽退就斧镢，更无所恨。伏乞据情代奏，无任悚惶迫切之至。章京陈炽谨呈，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
这份原名为《中倭苟且行成，后忧方大，敬陈管见呈》，全名为《中倭苟且行成，后忧方大，请一意振作，变法自强，以巩皇图而湔国耻，敬陈管见，仰恳据情代奏事》，至今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上清帝万言书》。
陈炽越职议事，将积年所病痛陈于君父之前，实在是情不自禁！当然，他敢于上书清帝，指陈国事之病，主要是由于那时康有为开了好头，上书成为热潮。陈炽的调研文章，先呈送给翁同龢。翁同龢阅读后，称赞说，“这八条，皆善后当办者，文亦雄！”陈炽得到肯定，非常高兴，
除了当面表扬，翁大人已暗自为陈炽布好棋位。他正物色一个中间人，向康有为传递消息。康有为是当红人物。公车上书之后，翁同龢觉得这个激进分子可以利用，推动朝中维新，对抗太后守旧势力，为皇帝争回权力。翁同龢与康有为见面之后，谈论了变法之事，翁同龢就让陈炽起草了十二条新政，但翁同龢深知太后的势力，疑虑重重，并没有交给皇帝推行，为此颇受康有为责怪。于是，翁同龢派陈炽去跟康有为解释。
后来，陈炽发起了强学会，康有为办起了报纸，陈炽越来越觉得需要赶紧变法，于是像康有为一样，频频给翁同龢写信，责怪他因循守旧，言辞激烈痛切。翁同龢收到陈炽的信，叹了一口气，说，此君有识力，只是还不成熟！当然，如果连他也老成世故，则会像自己一样顾虑重重，变成儒缓之人！
这年十一月中旬，陈炽连日给翁同龢写信，口气竟然没有一点改变！就这让翁同龢非常不高兴！二十五日那天，陈炽当所撰《茶务条陈》送给翁同龢，请他转呈圣上阅览。翁大人自然接下了，准备第二天面见圣上时代递。但居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封套，不禁叹了口气：真是折如其人，这陈炽的条陈款式太大，论调太高，不合时宜！最后，这《茶务条陈》还是交给户部代递的。
翁同龢当然知道，这个向他请假的江西老表确实是个人才。他屡次呈交上来的，都是《茶务条陈》这样的呕心沥血的调研文章。干部的积极性不能打击，特别是陈炽对金融和茶务比别人研究得透，也确实可行，这些变法的建议朝中是迟早会推行的。
但是，天下的变法，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术争鸣，包含极多的矛盾和斗争。看清这些斗争，找到合适时机，是陈炽这些书生的弱项。正好，陈炽要告假回乡，那就让他回老家走走，免得再上书责怪自己。
于是，翁同龢对辞行的陈炽虚意安慰了一番，说，你就安心回去吧，百事孝为先，再说这医国之事不急于一时，而医人之事，一天也不能耽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