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蛋站起来，吸了吸鼻子，唱了一首放牛歌：


    “小牛小牛，快快走，


    山上青草，吃个够。


    太阳下山，回家去，


    娘煮的粥，香又稠……”


    他唱得跑调，但很用力，仿佛要用歌声把肚子唱饱。


    唱完了，他舔舔嘴唇，好像真的闻到了粥香。


    接着是二娃，他唱了一首童谣：


    “扯大锯，拉大锯，


    姥姥家，唱大戏。


    接闺女，请女婿，


    小外孙，也要去……”


    唱到“小外孙，也要去”时，他笑了，露出缺了门牙的嘴。


    他没见过姥姥，没见过大戏，但听娘唱过，就记住了。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唱，唱的都是山歌，童谣，都是他们从爹娘那里学来的，从生活里听来的。


    没有伴奏，没有乐谱，但那是他们的歌，是他们苦难生活里，开出的花。


    常少莲听着，记着，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想起在北平，在音乐课上，她教孩子们唱舒伯特，唱莫扎特，唱那些优雅的、高贵的曲子。


    可那些曲子，离这些孩子太远了。他们需要的，是能唱出他们生活的歌，是能让他们在黑夜里看见光的歌。


    “先生，”铁柱最后一个唱，他唱的是《苏武牧羊》，是苏清墨前几天教的，“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


    他唱得不好，但很认真，很用力。


    唱完了，他看着常少莲：“先生，我唱得对吗？”


    “对，很对。”常少莲擦擦眼泪，走到孩子们中间，“你们唱得都很好。这些歌，是你们的歌，是北安河的歌。


    以后，你们要经常唱，唱给爹娘听，唱给弟弟妹妹听，唱给自己听。


    高兴的时候唱，难过的时候也唱。


    歌能让你们记住，生活再苦，也有甜的时候。”


    她从随身带的布袋里，掏出几个用竹片做的小乐器——是这半个月，她抽空做的。有竹笛，有口弦，有简单的响板。


    “这个，留给你们。”她把乐器分给铁柱、招弟几个学得快的孩子，“我教你们怎么吹，怎么弹。


    以后，你们可以给自己唱歌伴奏。”


    她手把手地教，教铁柱吹竹笛，教招弟弹口弦。孩子们学得很认真，很快，祠堂里响起了不成调的笛声，叮叮咚咚的弦声，和孩子们的歌声混在一起，虽然杂乱，但充满生气。


    “音乐是什么？”常少莲看着这些稚嫩的脸，这些认真的眼睛，轻声说，“音乐不是只有钢琴小提琴，不是只有贝多芬莫扎特。


    音乐是心里有话，说不出来，就唱出来。


    是高兴了想唱，难过了想唱，累了想唱，有力气了想唱。


    这些竹笛，这些口弦，就是你们的钢琴，你们的提琴。


    用它们，唱你们的歌，唱你们的生活。”


    孩子们似懂非懂，但他们都记住了先生的话：歌要经常唱，唱给自己听。


    常少莲知道，也许明天，这些竹笛就会丢在角落，这些口弦就会忘记怎么弹。


    但至少今天，他们唱了，他们笑了，他们用音乐，表达了他们想说却说不出的话。


    这就够了。


    祠堂的另一角，谢安平也在上他的最后一课。


    不过，他的学生不是孩子，而是几个经常在镇上做点小买卖的村民。


    “谢先生，你昨天说的那个‘记账’，我回家想了半宿，还是没想明白。”


    一个卖山货的老汉挠着头说，“我卖蘑菇，卖核桃，都是人家给多少，我收多少，记那玩意儿干啥？”


    “李大爷，记账不是为了麻烦，是为了清楚。”


    谢安平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开一页，“你看，这是你昨天的账。


    你早上背了五十斤蘑菇去镇上，对吧？”


    “对。”


    “卖了多少钱？”


    “嗯……三毛，五毛，一共……一块二？”


    “你看，你自己都不清楚。”


    谢安平指着本子，“我帮你记了：张掌柜，两斤，三毛；王寡妇，一斤，一毛五；赵铁匠，三斤，四毛五……一共卖了八个人，总收入一块二毛五。对不对？”


    老汉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一拍大腿：


    “对！是一块二毛五！你看我这脑子……”


    “这不是脑子不好，是没记。”


    谢安平说，“你不记，今天卖了，明天就忘。


    忘了，人家少给你钱，你不知道；你自己算错了，也不知道。时间长了，亏了赚了，都是一笔糊涂账。”


    “是这个理儿。”


    另一个卖鸡蛋的妇女点头，“我上次卖鸡蛋，明明带了三十个，回来数钱，少了一毛。想半天也想不起来，是哪个王八蛋少给了。”


    “所以得记账。”


    谢安平又翻开一页，“不光记卖了什么，卖了多少钱，还得记本钱。


    比如李大爷，你的蘑菇，是山上采的，没本钱，但花了工夫。


    你的工夫，也是本钱。


    王婶，你的鸡蛋，是鸡下的，但鸡要吃食，鸡食就是本钱。


    把这些都记下来，月底一算，才知道是赚是赔。”


    “赚了赔了，不都得过？”


    老汉苦笑，“赚了，多吃一口干的；赔了，就喝稀的。记不记，有啥区别？”


    “有区别。”


    谢安平认真地说，“记了账，你就知道，哪种货好卖，哪种价合适，哪天人多，哪天价高。


    知道了这些，你就能多赚钱，少赔钱。


    比如，你发现蘑菇在集上卖得比散卖好，你就等着集上再卖。


    你发现核桃在秋天便宜，在冬天贵，你就秋天多收点，存到冬天卖。这不就多赚钱了？”


    村民们听着，眼睛渐渐亮了。


    他们做小买卖，都是凭感觉，从来没想过还能这样“算计”。


    “还有，”


    谢安平拿出几个木片，上面刻着简单的符号，“这是我给你们做的‘账牌’。


    一个符号代表一种货，一个符号代表一块钱，一个符号代表一毛钱。


    你们不识字，就用这个。


    卖了什么，画个符号，收了多少钱，画个符号。


    晚上回家，找我，或者找铁柱，帮你们算。


    时间长了，你们自己就会了。”


    他把“账牌”分给大家，手把手地教。


    这个符号是蘑菇，那个符号是鸡蛋，这个是钱，那个是秤。


    村民们学得慢，但很认真，因为他们知道，这关系到他们的饭碗。


    “谢先生，你这一说，我好像开窍了。”


    卖鸡蛋的妇女兴奋地说，“我以前卖鸡蛋，都是一个价，五分一个。


    可有时候，鸡蛋大，有时候小，都一个价，亏了。


    以后我分大小，大的六分，小的四分，这不就赚了？”


    “对！”


    谢安平竖起大拇指，“王婶，你开窍了！做买卖，就得动脑子。


    不动脑子，永远被人坑，永远赚不到钱。”


    “那要是人家嫌贵，不买呢？”老汉问。


    “那就看你会不会说了。”


    谢安平笑了，“你要会说，说你的鸡蛋是散养的，吃虫子的，营养好。


    说你的蘑菇是山里的，没污染，味道鲜。


    说你的核桃是今年的新货，补脑子。


    说得好了，人家就愿意多花钱。”


    “这……这不是骗人吗？”


    妇女犹豫。


    “不是骗人，是说实话。”


    谢安平说，“你的鸡蛋是不是散养的？


    你的蘑菇是不是山里的？


    你的核桃是不是新的？


    是，就实话实说。


    不是，就别瞎说。


    做买卖，诚信是根本。


    骗一次，人家下次不来了，亏的是你自己。”


    村民们点头，若有所思。


    这些道理，他们从来没听过，但一听就懂，因为是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的事。


    “谢先生，”


    老汉忽然问，“你懂得这么多，以后……以后还能教我们吗？”


    谢安平心里一酸。


    他看看这些布满皱纹的脸，这些粗糙的手，这些渴求知识的眼睛，重重点头：


    “能。我给你们留个地址，你们有什么问题，写信给我。我不懂的，去问老师，问懂行的人，再告诉你们。”


    “可我们不识字啊。”


    “让铁柱写，让招弟写。”


    谢安平说，“他们识字，让他们帮你们。


    你们说，他们写，写完寄给我。


    我回了信，他们念给你们听。”


    同样的对话，同样的承诺。


    在这个祠堂里，在离开的前一天，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架起了一座桥。


    一座从山村通往城市，从无知通往知识的桥。


    虽然这桥很窄，很摇，但毕竟，有了桥。


    夕阳西下，祠堂里的最后一课，终于结束了。


    孩子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欢呼着跑出去，而是静静地坐着，看着先生们。


    先生们也看着孩子们，谁都没有说话。


    祠堂外，村民们又来了。


    这次人更多，几乎全村的老少都来了。


    他们提着篮子，挎着筐，里面是煮熟的鸡蛋，新蒸的窝头，晒干的山货，还有一双双新纳的鞋垫。


    “先生们，一点心意，路上吃。”


    刘长贵把篮子塞给林怀安。


    “这怎么行……”


    林怀安推辞。


    “拿着！”


    一个老汉把一包核桃塞进他怀里，“你们教孩子认字，教我们记账，这是天大的恩情。


    我们穷，没啥好东西，就这点山货，你们别嫌弃。”


    “先生，这双鞋垫，是我连夜纳的。”


    一个妇女把鞋垫塞给苏清墨，“你们走的路多，垫着，脚不疼。”


    “先生，这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


    招弟娘把一篮鸡蛋塞给常少莲，眼泪汪汪的，“招招这孩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麻烦，招弟很聪明，学得很快。”


    常少莲接过鸡蛋，也红了眼圈。


    “先生，这个给你。”


    铁柱跑过来，把一个木刻的小鸟塞给王伦，“我刻的，刻得不好……”


    “好，很好。”


    王伦接过，小心地放进怀里，“我会好好收着。”


    “先生……”


    “先生……”


    一声声“先生”，叫得人心头发烫。


    八个年轻人，接过的何止是鸡蛋、窝头、鞋垫，是沉甸甸的情谊，是滚烫的信任，是无法推辞的真心。


    “乡亲们，”


    苏清墨走到前面，声音哽咽，“这半个月，我们没做什么，只是尽了本分。


    可你们，给了我们太多。教我们知道了生活的苦，也知道了人心的善。


    我们会记住北安河，记住你们，记住这些孩子。”


    “我们也会再来的。”


    林怀安说，“也许明年，也许后年。


    到时候，我们希望看到，孩子们都识字了，夜校还在办，村里的日子，好过一点了。”


    “一定，一定！”


    刘长贵用力点头，“先生们放心，夜校，我们接着办。孩子们，我们督促他们学。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先生再见！”


    “先生一路平安！”


    “先生一定要回来啊！”


    在村民们的簇拥下，在孩子们的哭喊声中，八个人背着行囊，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祠堂，离开了北安河村。


    铁柱和招弟跟着跑出老远，直到大人们喊，才停下来，站在村口的土坡上，用力挥手。


    夕阳把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