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开完没几天，杨振华的案头就堆满了各地送来的急报。


    “总统，九江发大水，冲了三个乡的庄稼。”


    “南昌城里米价涨了三成，老百姓要吃不起了。”


    “赣南的瓷器窑，一半都停工了，工匠们没饭吃。”


    “还有，市面上钱太乱，清廷的铜钱、咱们的华元、还有银子，混着用。老百姓算不清账，商人趁机捣鬼。”


    杨振华揉着太阳穴，头疼。


    打仗难，治国更难。


    “把王省长、程部长他们都请来，开会。”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王夫之拿着账本：“田赋收不上来。今年先是旱，后是涝，收成只有往年的六成。按新政，咱们又减了三成赋税，实际能收的，不到往年三成。”


    程启山接着说：“军队要发饷，要买粮，要置办军械。光军费这一项，每月就要十万华元。”


    “钱从哪里来？”杨振华问。


    “印。”财政部长老周是个精瘦老头，以前在钱庄干过，“咱们有印钞局，缺钱就印。”


    “胡闹！”王夫之拍桌子，“钱印多了就不值钱！到时候物价飞涨，老百姓拿一麻袋钱买不了一斗米，咱们就完了！”


    老周缩了缩脖子：“那……那怎么办？”


    杨振华想了想：“不能光靠印钱。得想办法，让经济活起来。”


    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


    “问题有三个：一是生产破坏，二是商业停滞，三是货币混乱。”


    “解决的办法，也有三个。”


    “第一，发行‘复兴公债’。向老百姓借钱，一百万华元，年息五分。借来的钱，修水利、修道路。这样既能防灾，又能让老百姓有活干，有钱挣。”


    王夫之眼睛一亮：“以工代赈？”


    “对。第二，设立‘失业救济工坊’。把失业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政府提供原料，他们做工，政府收购成品。瓷器、纺织、造纸……什么都行。做出来的东西，咱们自己用，或者卖到外地。”


    “第三，货币统一。从下个月起，所有税收、军饷、官营买卖，一律只用华元。给商人一年时间，把手里的铜钱、银子换成华元。一年后，华元是唯一合法货币。”


    程启山皱眉：“老百姓要是不肯换呢？”


    “那就让他们吃亏。”杨振华说，“咱们规定，一两银子换一华元。但实际上，华元比银子值钱——因为华元能交税，银子不能。商人为了交税，自然会拿银子换华元。等大家都用华元了，铜钱、银子自然就没人要了。”


    老周算盘打得噼啪响：“妙啊！这一进一出，咱们还能赚个差价！”


    “不是赚差价，是稳定金融。”杨振华纠正，“还有，跟福建的郑成功联系。咱们缺盐、缺海货，他们缺粮、缺瓷器。签个协议，互通有无。”


    “郑成功能答应吗？”程启山问。


    “他比咱们还急。”杨振华说，“清廷封锁海岸，他的船出不去，货卖不掉。咱们是他最近、最大的市场。他巴不得跟咱们做生意。”


    “最后，编制国家预算。”杨振华坐下，“收入多少，支出多少，清清楚楚。让老百姓知道，钱花在哪了。”


    王夫之点头：“理是这么个理。可算下来，收入二百万，支出二百五十万，还差五十万。这赤字怎么办？”


    杨振华笑了：“打仗。”


    “打仗？”


    “清廷在江西的府库，咱们还没抄完。湖南、湖北，还有大把的银子等着咱们去拿。用敌人的钱，养咱们的兵，办咱们的事。”


    程启山哈哈大笑：“总统，您这是要当强盗啊！”


    “不是强盗，是革命。”杨振华正色道，“取之于敌，用之于民。”


    告示又贴出来了。


    这次的内容，老百姓看不太懂。


    “公债？啥意思？”


    “就是政府跟咱们借钱。借一百文，一年后还一百零五文。”


    “有这好事？政府不缺钱吗？”


    “说是修水利、修路，让咱们有活干。”


    茶馆里，人们议论纷纷。


    张老栓蹲在墙角，闷头抽烟。


    “老栓，你买不买公债？”邻居问。


    “买。”张老栓吐出烟圈，“政府给咱们分地，咱们得支持政府。我买五百文。”


    “五百文？你疯啦？万一政府垮了，这钱就打水漂了！”


    “政府垮不了。”张老栓站起来，“杨总统在，就垮不了。”


    他走到城隍庙前的公债发行点，掏出包了好几层的手帕，里面是全家省吃俭用攒下的五百文铜钱。


    “买公债。”


    工作人员清点铜钱，给他一张盖着红印的纸：“收好了，这是凭证。明年这时候，凭这个领五百二十五文。”


    张老栓小心翼翼地把凭证揣进怀里。


    这不是钱，是希望。


    政府肯跟老百姓借钱，说明把老百姓当自己人。


    自己人，就得互相帮衬。


    南昌城南，一片空地上，搭起了棚子。


    棚子上挂着牌子：“第一失业救济工坊”。


    王李氏带着豆腐坊的两个帮工，也来了。


    “王议员，您怎么也来了？”工坊管事认识她。


    “我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王李氏说，“听说这里收女工？”


    “收！纺织、缝纫、刺绣，都要女工。”


    棚子里，已经坐了几十个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个个面黄肌瘦。


    管事大声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工坊的工人了！政府提供棉花、布料，你们纺线、织布、做衣服。做出来的东西，政府按件给钱！一天包两顿饭！”


    工人们眼睛亮了。


    有活干，有饭吃，还有钱拿。


    这世道，还有这样的好事？


    一个老工匠颤巍巍地问：“管事，我……我会烧瓷器，收吗？”


    “收！第二工坊就是瓷器坊，在东门外！”


    “我会造纸！”


    “我会打铁！”


    “都会收！”管事喊，“共和国不养闲人，但也不饿死手艺人！有手艺的，都来报名！”


    人群沸腾了。


    王李氏看着这一幕，眼眶又湿了。


    她想起丈夫刚死的时候，自己带着三个孩子，差点饿死。


    要是那时候有这样的工坊，该多好。


    一个月后，第一批华元新钞印出来了。


    纸是特制的，上面印着杨振华的头像，还有“中华共和国中央银行”的字样。


    “这纸钱，能买东西？”老百姓拿着新钞，半信半疑。


    “能！”商人拍着胸脯，“从今天起，我的店只收华元！铜钱、银子，一概不要！”


    “为啥？”


    “政府说了，交税只能用华元。我收铜钱、银子，还得去换，麻烦！”


    渐渐地，华元流通起来了。


    开始只是在城里，后来传到乡下。


    开始只是买卖，后来连工钱、地租都用华元。


    老百姓发现，华元确实方便——轻便，好带，不怕假。


    更重要的是，拿着华元，就能感觉到：这是咱们共和国的钱。


    跟清廷的铜钱，不一样。


    十月，福建的船来了。


    十几艘大船，停靠在九江码头。


    船上卸下海盐、咸鱼、海带、干贝……


    江西的官员眼睛都直了——江西不靠海，盐价一直很贵。


    郑成功的使者是个精干的年轻人，姓陈。


    “杨总统，这是我们国公的一点心意。”陈使者指着船上的货物，“盐五千担，海货一千担。按协议，换江西大米一万石，瓷器五千件。”


    杨振华笑了：“陈先生，你们国公很会做生意啊。这一船盐，在福建不值钱，运到江西，价钱翻三倍。”


    陈使者也笑：“总统不也一样？江西的瓷器，在本地不值钱，运到福建、广东，甚至南洋，价钱翻十倍。”


    两人相视大笑。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协议签了，船来船往。


    江西的粮食、瓷器运出去，福建的盐、海货运进来。


    老百姓吃上了便宜盐，商人赚了钱，政府收了税。


    皆大欢喜。


    年底，第一份国家预算公布了。


    贴在省政府门口的墙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收入：田赋八十万，商税七十万，公债五十万，总计二百万。


    支出：军费一百五十万，行政费四十万，建设费三十万，救济费三十万，总计二百五十万。


    赤字：五十万。


    “赤字是啥意思？”有老百姓问。


    “就是亏空，钱不够花。”识字的解释。


    “啊？那怎么办？”


    “下面写着呢：赤字通过战争缴获弥补。”


    人群安静了。


    战争。


    这两个字，又出现了。


    但这次，没人害怕。


    因为他们知道，这战争不是为了皇帝，不是为了将军，是为了他们自己。


    为了有饭吃，有衣穿，有钱花。


    为了共和国。


    为了子孙后代。


    张老栓站在人群里，摸了摸怀里的公债凭证。


    然后举起手，喊了一声：


    “支持北伐！”


    “支持北伐！”


    “支持北伐！”


    喊声连成一片，响彻云霄。


    杨振华在办公室里，听见了这喊声。


    他走到窗前，看着楼下激动的人群。


    心中感慨。


    经济整合，刚刚开始。


    挑战，还有很多。


    但有了老百姓的支持，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他相信。


    所有人都相信。


    因为这是他们共同的选择。


    共同的道路。


    虽然艰难，但必须走下去。


    一直走到，天下太平，人人富足的那一天。


    那一天，一定会来。


    他望着北方，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虽然遥远，但真实存在。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