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外是无尽倒退的荒漠戈壁，黄沙碎石在车轮下翻滚，扬起漫天烟尘。贾胡子的车队像一条沉默的钢铁蜈蚣，穿行在苍茫天地间，除了引擎的低吼，再无其他声响。


    我和大良、涛子、张源挤在一辆越野车的后座，对面坐着两个面无表情、手持微冲的迷彩服汉子。枪口有意无意地对着我们，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沈泽被单独押在另一辆车上，从偶尔瞥见的车窗缝隙里，只能看到他一个模糊而颓丧的侧影，被捆得像粽子一样，想必滋味不好受。


    没人说话。疲惫像渗进骨髓里的寒气，让每个人都昏昏沉沉，却又被绷紧的神经死死拽着，不敢真的睡去。我靠着冰冷的车窗，手臂上的毒素蔓延带来的麻痒和刺痛一阵阵袭来，像无数细小的蚂蚁在皮肉下钻咬，额头的冷汗干了又湿。怀里那张薄薄的、带着体温的牛皮地图，此刻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心慌。贾胡子的话在耳边回响——“李瑶炸掉的，只是一个用来迷惑闯入者的假象。真正的核心，藏在更深的地方。”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李瑶的牺牲算什么？我们九死一生，又算什么？


    车队日夜兼程，中途只在几个隐秘的补给点短暂停留，加油，换人驾驶。贾胡子的人训练有素，行动迅捷而沉默，除了必要的指令，几乎没有多余的交谈。看得出，这是一支目的明确、背景深厚的队伍，远非沈泽那种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可比。


    第三天傍晚，车队终于驶出了塔克拉玛干那令人绝望的黄色疆界。当第一抹绿色稀疏地出现在地平线上时，车里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挺直了脊背，贪婪地望着窗外。又开了大半天，一座灰扑扑的、被风沙侵蚀得看不出原本颜色的小城轮廓，出现在视野里。


    “到了。”前排的司机，一个脸上有刀疤的汉子，头也不回地吐出一句。


    小城名叫“沙湾”，是进出沙漠边缘的一个重要补给点，规模不大，建筑低矮破旧，街上行人寥寥，风一吹就扬起呛人的沙尘。车队熟门熟路地拐进一条僻静的街道，停在一家挂着“平安旅社”褪色招牌的小旅馆后院。这里显然也是贾胡子的据点之一。


    我们被带下车，推搡着进了旅馆。旅馆内部比外面看起来更破败，空气里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和骆驼粪的味道。贾胡子站在狭窄的、铺着劣质地毯的走廊里，摘下墨镜，揉了揉眉心，看起来也有些疲惫。


    “给他们安排两个房间，看好了。”他对旁边一个精瘦、眼神像鹰一样的手下吩咐，然后又转向我们，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在这里休整两天。医生马上过来给你们处理伤口。别动歪脑筋，这方圆百里，都是我的人。”


    很快，一个穿着白大褂、提着药箱的中年男人被带了进来，面无表情地给我们检查伤口、清洗、上药、包扎。轮到我的手臂时，他仔细查看了那已经蔓延到肩头的青黑色，眉头皱了皱，拿出针剂给我打了一针。“神经毒素，蔓延得很快。这针能暂时压制，但不能根除。需要专门的特效血清，这里没有。”他言简意赅，声音里没什么感情。


    处理完伤势，我们被分开关在两个相邻的房间里。我和涛子、张源一间，大良和李泗一间。门口二十四小时有人把守，窗户外面焊着铁栏杆。贾胡子说到做到，我们确实成了笼中鸟。


    头两天，贾胡子和那个被称作“船老大”（后来才知道，他是贾胡子在水路上的头号心腹，这次沙漠行动也由他协助调度）的精瘦男人，每天会过来看我们一次。每次都是匆匆而来，待不了两分钟，问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比如“伤口好些没”、“睡得怎么样”，然后就借口有事，急匆匆地离开。他们的神色总是很凝重，眉头紧锁，似乎在为什么事情焦虑，偶尔还能听到他们在门外压低声音的快速交谈，隐隐约约传来“联系不上”、“信号断了”、“时间不多了”之类的只言片语。


    我们起初并没太在意，只当是他们内部事务繁忙。能暂时摆脱地宫里那些要命的怪物和机关，有相对安全的地方养伤，已经算是劫后余生的喘息之机。大良的伤势最重，内伤加失血，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李泗胳膊上的贯穿伤发炎了，有些低烧；涛子和张源年轻，恢复得快些，但也疲惫不堪；我自己则被那毒素折磨得够呛，注射的药物只能缓解一时，手臂的麻痹感越来越重，半边身子都开始使不上劲，心里清楚，如果不能尽快得到有效治疗，这条胳膊甚至性命都可能不保。


    第三天早上，情况发生了变化。


    往常准时响起的敲门声没有出现。早饭是一个陌生面孔送进来的，放下东西就走，一言不发。一直等到中午，贾胡子和船老大都没露面。下午，依旧如此。


    我们开始觉得不对劲。


    “怎么回事？贾胡子今天不来了？”涛子扒在门缝边往外看，只看到守门的汉子像木桩一样杵在那里。


    “可能有事耽搁了吧。”张源靠坐在床边，有气无力地说。


    李泗的烧退了些，他坐起身，仔细听了听外面的动静，脸色慢慢沉了下来：“太安静了。不对劲。”


    到了傍晚，送饭的人又换了一个，放下饭盒时，我试着问他：“贾老板呢？我们有点事想找他。”


    那人瞥了我一眼，眼神冷漠，摇摇头，用生硬的汉语说：“不知道。老板有事。”说完就转身出去了，门“哐当”一声被关上。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冰冷的蛇，悄悄缠上了我的心脏。


    第四天，依旧没有贾胡子和船老大的任何消息。门口的守卫也换了人，新来的两个更加沉默，问什么都只是摇头。旅馆里的气氛变得诡异起来，那些原本随处可见的、贾胡子的手下，似乎一夜之间少了很多，剩下的也都行色匆匆，脸上带着一种压抑的焦躁。


    我们被彻底遗忘了，或者说，被刻意搁置了。


    “他们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大良靠在床头，虚弱地问。他的脸色依然苍白，但眼神恢复了一些清明。


    “或者是……他们找到更重要的线索，顾不上我们了？”张源猜测。


    “不可能。”李泗断然否定，“贾胡子费这么大劲把我们弄出来，绝不会轻易放手。地图还在李阳身上，那是他找到‘核心’的关键。除非……”他顿了顿，声音压低，“除非他们遇到了大麻烦，自顾不暇，甚至……”


    “甚至什么？”涛子追问。


    “甚至已经死了，或者逃了。”我接过话头，说出了大家心里都在想的那个可能。


    房间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如果贾胡子真的出了事，我们怎么办？被困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沙漠边缘小镇，身上带伤，身无分文，外面可能还有未知的敌人或危险，而唯一可能知道如何解读地图、甚至可能掌握部分解毒线索的贾胡子，却消失了。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挣扎着坐直身体，手臂的麻木让我动作有些僵硬，“得想办法离开这里，至少，得先弄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打探消息，甚至尝试与守卫沟通，但都失败了。守卫像是聋子和哑巴，对我们的任何问题都毫无反应。涛子试图从窗户的铁栏杆缝隙观察外面的街道，发现原本就冷清的街道，这几天几乎看不到行人，偶尔有车辆经过，也是飞快驶离，仿佛这里正在酝酿着什么风暴。


    一种无形的、令人窒息的恐慌，开始在我们中间蔓延。比在地宫里面对尸蟞蛇藤时更甚。地宫里的危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现在的危险，隐藏在寂静和未知背后，更加让人毛骨悚然。


    第七天早上，事情出现了转机，却并非我们期待的那种。


    送早饭的人没有来。一直到日上三竿，门外都没有动静。李泗贴着门听了很久，忽然低声说：“外面……好像没人。”


    我们心头一跳。涛子试着推了推门，门竟然没锁！他小心翼翼地拉开一条缝，走廊里空荡荡的，原本站岗的两个守卫不见了踪影。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疑和决绝。不能再等了。


    我们迅速收拾了房间里仅剩的一点东西——几件破衣服、一点干粮、水壶，还有那个已经空了的急救包。我的手臂越来越不听使唤，只能用布条把它吊在胸前。大良还需要人搀扶，李泗的胳膊也还缠着绷带。我们这支残兵败将，就这样相互支撑着，走出了囚禁我们多日的房间。


    旅馆里一片死寂。前台没人，厨房没人，后院停着的几辆越野车也不见了，只剩下我们那两辆被毁坏的车还停在角落，蒙着厚厚的灰尘。贾胡子的人，连同沈泽，就像凭空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真的走了……”张源喃喃道，语气里说不清是庆幸还是茫然。


    我们没有时间细想，当务之急是离开这里。在旅馆里搜寻了一圈，只在一个看似是贾胡子手下住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些零散的现金、几包压缩饼干和几瓶水，还有一把被遗弃的、锈迹斑斑的匕首。


    靠着这点东西，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出了“平安旅社”，走进了沙湾镇空旷的街道。阳光刺眼，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小镇寂静得可怕，只有几家店铺还半开着门，店主用一种警惕而疏离的眼神打量着我们这几个衣衫褴褛、满身伤痕的外来者。


    我们试图找车离开，但镇上的交通工具要么被贾胡子的人提前控制或破坏了，要么车主一听我们要去远处，就摇头拒绝，眼神里充满了畏惧。最后，还是一个在街角晒太阳、缺了门牙的维族老人，看我们实在可怜，用生硬的汉语告诉我们，镇子西头有个跑长途货运的停车场，有时候能找到去附近大点的县城的顺风车，给钱就行。


    我们谢过老人，朝着他指的方向走去。一路上，能感觉到暗处有不少目光在窥视我们，但没人上前搭话，也没人阻拦。沙湾镇，就像一个被吓坏了的孩子，蜷缩在沙漠边缘，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充满了惊惧。


    在货运停车场，我们运气不算太坏。遇到一个正要拉一车哈密瓜去库尔勒的汉族司机，姓王，是个面相憨厚的中年人。看到我们的惨状，他起初有些犹豫，但听我们说是进沙漠探险遇了险，又看到我们确实拿得出一些钱（贾胡子手下房间里找到的），最终还是心软答应了。条件是只能把我们捎到库尔勒，而且我们必须待在货厢里，不能进驾驶室。


    货厢里堆满了散发着清香的哈密瓜，我们蜷缩在瓜堆的缝隙里，颠簸、闷热，但终于离开了沙湾镇。车子驶上公路，将那片笼罩在诡异寂静中的小镇远远抛在身后时，所有人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在库尔勒，我们找了一家小医院处理了伤口。我的毒素经过简单处理，暂时稳定下来，但医生警告必须尽快去大医院找专科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大良需要住院观察，李泗的伤口也需要进一步清创。我们身上那点钱远远不够。


    无奈之下，涛子用医院的电话，尝试联系了他在乌鲁木齐的一个远房表亲。对方听说我们的遭遇（当然隐瞒了黄金宫的具体细节），答应借我们一笔钱，并帮我们买了回内地的火车票。钱汇过来需要时间，我们又在库尔勒耽搁了几天。


    期间，我们试着打听过贾胡子和沙湾镇的异状，但当地人要么讳莫如深，要么根本不知道。只有医院里一个喜欢闲聊的老护工，无意中说起，大概一周前，沙湾镇附近好像出了大事，有军队模样的人进去过，后来又悄无声息地撤走了，镇上的几个“外来大户”（估计指贾胡子他们）也一夜之间全不见了。再多的，他也说不清楚。


    拿到钱，处理完最紧急的伤势，我们不敢再多停留，买了最早一班离开新疆的火车票。大良的情况稳定了些，但远未康复，需要人照顾。李泗在杭州有固定的住处和营生，他的两个伙计（之前留守营地，幸运躲过一劫，后来在库尔勒与我们汇合了）也赶了过来接应。大良没有明确说自己家乡在哪里，只含糊说在南方，想先找个清净地方养伤。最后商量下来，李泗带着他的两个伙计护送大良回杭州，先安顿下来再说。我和涛子、张源，以及后来在库尔勒与我们会合的小四（他是我们这支队伍里年纪最小的，之前留守营地，沈泽的人袭击时他机警躲了起来，后来一路辗转打听才找到我们），则决定先回南京。我在南京夫子庙附近有个小小的古玩铺子，虽然不大，也算是个落脚之处。


    漫长的旅途，身体的伤痛和精神的疲惫交织，我们都很少说话，各自望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发呆。地宫里的恐怖经历，沙湾镇的诡异消失，像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李瑶最后的背影，沈泽疯狂的咆哮，贾胡子意味深长的笑容，还有那张紧紧贴在我胸口的、仿佛带着灼热温度的牛皮地图……一切的一切，都远未结束。


    回到南京，已是半个月后。


    熟悉的潮湿空气，嘈杂的市井声响，夫子庙周边永远弥漫的香火和油炸食物的混合气味……这一切曾经让我觉得平常甚至厌倦的景象，此刻却让我有种恍如隔世的不真实感。我们还活着，从那个黄沙下的地狱里爬了出来，但有些东西，已经永远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