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袭后的第三天，延安开始了全面重建。


    被炸毁的窑洞旁，人们用最原始的工具——镐头、铁锹、柳条筐——清理废墟，然后重新挖土、夯墙、安门窗。印刷厂的机器从瓦砾下挖出来，擦干净，居然还能用；图书馆的书籍一页页摊开晾晒，珍贵的文献用油纸重新包裹；医院的伤员得到精心救治，牺牲者的遗体被安葬在清凉山下的烈士陵园。


    生活继续，但节奏变了。


    按照紧急会议的决定，重要单位和设施开始实行“随机作息”。抗大的上课时间不再固定，有时清晨六点开课，有时傍晚五点；印刷厂的工作改为三班倒，但换班时间每天随机变动；甚至机关食堂的开饭时间，也变成了一个“秘密”——每天早晨才通知当天的用餐时间表。


    起初很不适应。有人抱怨，有人记错时间，但没有人反对。因为每个人都记得那天的轰炸，记得那些在睡梦中被炸死的人。打破规律，是为了活下去。


    特别班的课程也调整了。林晏增加了“反侦察与反渗透”的专题，结合空袭案例，讲解如何识别和防范敌人的情报搜集。


    “时间战法不是单向的。”他在课堂上强调，“当我们研究敌人的规律时，敌人也在研究我们。所以，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打破敌人的规律，也要保护自己的规律不被敌人掌握。”


    他举了个例子：“假设你们连队每天早晨六点出操，这是规律。敌人知道这个规律后，可能会选择在出操时偷袭。怎么办？不是取消出操，是让出操时间随机化——今天五点，明天六点半，后天干脆不出操改为夜间训练。这样，敌人就无法预测。”


    “但这样会不会影响训练效果？”一个学员问。


    “会，短期内会。”林晏承认，“但比起被敌人偷袭造成的伤亡，这点影响值得。而且，随机化本身也是一种训练——训练部队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适应能力。”


    这个观点引发了热烈讨论。前线干部们从实战角度提出了各种问题：随机化后怎么保证命令传达？怎么协调友邻部队？怎么保证后勤补给？


    林晏一一解答，但他知道，这些问题没有完美答案。战争永远是两难选择，是指挥员在有限信息和巨大压力下的艰难取舍。


    课堂外，另一种“课程”也在进行。


    刘振国被列入了重点观察名单。秦科长安排了两名隐蔽战线的人员，轮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同时，对特别班其他学员的背景也进行了更深入的核查。


    林晏的任务是“正常接触，观察异常”。这意味着他必须像对待其他学员一样对待刘振国，不能表现出任何怀疑，但又要留意每一个细节。


    这很难。每次和刘振国交谈时，林晏都感觉自己在走钢丝——既要获取信息，又不能引起警觉。


    周三下午，课后自习时间。林晏在窑洞里批改作业，刘振国敲门进来。


    “林□□，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进来吧。”林晏放下笔，尽量表现得自然。


    刘振国在对面坐下，拿出一本笔记：“关于您昨天讲的‘多层次随机’，我有个想法。”


    他展开笔记，上面画着一个复杂的图表，用箭头连接着各种时间节点和行动选项。思路很清晰，甚至有些过于“专业”了。


    “如果我们在不同的层级设置不同的随机规则，”刘振国指着图表，“比如连级随机选择作战日期，排级随机选择具体时间，班级随机选择攻击方向……这样即使某一层级的情报泄露，敌人也无法掌握全貌。”


    林晏仔细看着图表。这个构想很精妙，但需要极高的组织协调能力。更重要的是——这不像是刚接触时间战法半个月的学员能想出来的。


    “思路很好。”林晏不动声色地说，“但实施起来难度很大。你有具体推演过吗？”


    “推演过一些。”刘振国又拿出一页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计算，“我用概率模型模拟了三种不同随机规则组合下的作战效果。结果显示，虽然协同难度增加，但敌人的预测准确率会下降百分之六十以上。”


    概率模型。这在1938年的中国，是极其前沿的数学工具。连林晏自己，在编写教材时也只是用了简单的统计概念，没有引入复杂的数学模型。


    “你……学过数学？”林晏问。


    “在北平读书时，选修过一些。”刘振国说，“我父亲是中学数学老师，从小教过我一些。”


    解释合理，但林晏心里的疑团更重了。


    “这些推演很有价值。”他最终说，“你可以整理成一份报告，如果经过实战检验可行，可能会在全军推广。”


    刘振国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谢谢□□。我会继续完善的。”


    他离开后，林晏盯着那几张图表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图表小心地折好，放进教材稿的夹层里——这是要交给秦科长的证据。


    当天晚上，秦科长秘密来到林晏的窑洞。


    “图表我看过了。”秦科长表情凝重，“这不是普通学员能画出来的。我们查了刘振国在北平的档案——他确实在数学系旁听过，但成绩平平，没有显示出这种水平。”


    “所以他在隐瞒什么？”


    “可能他在来延安前，接受过特殊训练。”秦科长推测，“或者……他在为某个懂得这些理论的人工作。”


    两人同时想到了那个名字：大卫·史密斯。


    “史密斯在北平的研究，就是数学和认知心理学的交叉。”秦科长说，“如果他在训练情报人员，很可能会传授这些分析方法。”


    林晏感到一阵寒意。如果刘振国是大卫·史密斯的人，那他进入特别班就不是偶然，是精心策划的渗透。目的很明确：获取时间战法的核心内容，甚至可能刺探教材编写者的思维方式。


    “那我该怎么办？”


    “继续观察，但要更加小心。”秦科长说，“我们正在调查他和外界的联络渠道。延安虽然相对封闭，但还有信件往来，还有偶尔进来的商队。如果他真是内奸，一定有联络方式。”


    他顿了顿：“另外，总参决定，提前启动教材的全军试点。下个月，第一批油印本将发往三个主力师。我们要抢在敌人摸透这套理论之前，让它成为我军的普遍共识。”


    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内部可能还有内奸的情况下，大规模推广教材，等于把核心战术思想公开。


    “这样安全吗？”


    “没有绝对的安全。”秦科长苦笑，“但战争不等人。前线每天都在死人，如果这套理论能救哪怕百分之一的战士，就值得冒险。而且，大规模推广本身也是一种保护——当所有人都知道这套理论时，它就不再是秘密，敌人的针对性反制就会失效。”


    林晏明白了。这是用“阳光化”来对抗“窃密”。


    “那我需要做什么？”


    “加快教材的最终定稿。”秦科长说，“另外，教育委员会希望你在完成特别班教学后，去几个主力师巡回讲课，亲自指导教材的使用。”


    这意味着他要离开延安，去前线。


    林晏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一方面，他渴望回到前线，回到沈擎苍和战士们身边；另一方面，他担心延安的调查，担心那个潜伏在暗处的内奸。


    “刘振国怎么办？”


    “我们会继续监控。如果他真是内奸，在你离开后，可能会放松警惕，更容易露出马脚。”秦科长说，“而且你离开延安，也减少了被他直接刺探的风险。”


    这安排很周全。林晏点点头。


    “什么时候出发？”


    “特别班还有一周结业。结业后，给你三天准备时间，然后出发。”秦科长看着他，“第一站是贺龙师，然后是刘伯承师。每个师停留半个月左右。整个巡回大概需要两个月。”


    两个月。回来时，可能就是初夏了。


    林晏想起了离开山西时的那场雪。现在，雪应该开始化了，山路上会出现最早的新绿。而等他回来时，延河的水应该已经解冻，黄土坡上会有野花开放。


    时间在流逝，战争在继续，他也要继续移动。


    “我明白了。我会做好准备。”


    秦科长离开后，林晏没有睡。他点起油灯，开始整理教材的最终稿。


    五册，三百多页，每一页都浸透着这半年来的汗水、鲜血和思考。从最初的《侦察兵三要三不要》，到现在的完整体系；从一个人的摸索，到一群人的实践；从被怀疑的“可疑分子”，到被认可的“林□□”。


    这不仅仅是教材，是他在这时代留下的最深印记。


    他翻开第一册，从序言开始修改：


    “这本教材的编写，不是为了创造什么高深理论，而是为了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如何能活下去，战斗下去，直到胜利？”


    “答案不在书本里，在千千万万战士的实践中，在老百姓的智慧里，在我们每一次失败后的反思里。本书所做的，只是把这些血换来的经验，稍加整理，使之系统。”


    “使用本书时，请记住：理论是死的，战场是活的。任何教条都可能致命。请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并不断补充新的经验。”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战友。他们的生命，是本书最沉重的底色。”


    写完这段话，林晏停了很久。


    他想起了王家岭战斗中牺牲的战士，想起了空袭中遇难的人们，想起了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生命。


    他们的牺牲，不应该被遗忘。


    教材的油印本可能会被战火损毁，可能会在行军途中丢失，可能会被敌人的炮火化为灰烬。但只要有一个战士因为读过它而活下来，只要有一次战斗因为运用了其中的思路而获胜，这些文字就有了意义。


    这就够了。


    林晏继续工作。他修订了“时间随机化”的具体方法，增加了“反侦察”的案例，完善了“群众工作”的实操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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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才趴在桌上睡着了。


    第二天，特别班的课程进入了最后的综合演练阶段。


    林晏设计了一个复杂的想定：蓝军（日军）一个加强中队驻守某据点，拥有完备的防御体系和侦察网络；红军（八路军）一个连，要在三天内完成对该据点的“袭扰-侦察-破袭”全过程。


    学员们被分成三组：一组扮演红军指挥组，制定总体方案；二组扮演红军执行分队，负责具体行动；三组扮演蓝军，负责反制。


    演练持续了整整两天。指挥组要面对林晏随机给出的各种“突发情况”——天气变化、情报误差、队员“负伤”、群众求助等等；执行分队要在模拟地形中实际机动，完成指定任务；蓝军则要竭尽所能地发现和破坏红军的行动。


    林晏全程观察，记录每一个决策的得失。


    刘振国在演练中表现突出。他所在的红军指挥组，设计了一套极其复杂的“多层次随机”行动方案，成功迷惑了蓝军，完成了三次有效袭扰。但方案本身过于复杂，导致执行分队在两次关键行动中出现协同失误。


    演练结束后复盘，学员们争论激烈。


    “方案太复杂了，我们根本执行不过来！”执行分队的王大山抱怨，“一会儿要向东佯动，一会儿要向西迂回，命令变来变去，我们都晕了。”


    “但效果很好啊。”刘振国反驳，“蓝军被我们完全调动了，根本摸不清我们的真实意图。”


    “那是蓝军配合得好！”张连长冷声说，“真到了战场上，鬼子不会这么‘文明’。他们可能根本不理你的佯动，直接找你主力打。到时候你那套复杂的方案，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


    “但理论和实践需要结合……”刘振国还想争辩。


    “停。”林晏打断争论，“你们都说得对，也都不完全对。”


    他走到黑板前，画了一个简单的坐标轴：“横轴是方案的复杂性，纵轴是执行的成功率。理论上，方案越复杂，越能迷惑敌人，成功率应该越高。但实际上——”他在坐标上画了一条抛物线，“当复杂性超过某个临界点，成功率反而会下降，因为执行难度太大，容易出错。”


    他指着抛物线顶点：“这个点，就是最优的‘复杂度’。它在哪里？没有固定答案。取决于你的部队训练水平、指挥通讯能力、战场环境……需要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学员们安静下来，认真听着。


    “刘振国的方案，理论上是先进的。”林晏继续说，“但它超出了我们目前部队的执行能力。王大山的意见很对——再好的方案，如果执行不了，就是废纸。”


    他看向所有人：“这就是我想让你们记住的最后一课：战术理论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打胜仗。在‘先进’和‘可行’之间，永远选择可行。在‘复杂’和‘简单’之间，尽可能简单——但简单不等于简陋，是在深刻理解基础上的简洁。”


    这番话，林晏其实也是对自己说的。他来自未来，见过更“先进”的理论，但那些理论在这个时代、这个条件下，可能根本不适用。他必须扎根于1938年的中国，扎根于这支用小米加步枪打仗的军队，找到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智慧。


    演练结束后的晚宴上，气氛热烈。学员们轮流向林晏敬酒——以茶代酒，但情谊真挚。


    “林□□，谢谢您这一个月。”王大山说，“我回去后，一定把学到的东西用到连队里。等您来我们师巡回讲课，我请您吃我们那儿的莜面栲栳栳！”


    “林□□，”陈望眼圈有些红，“我决定申请去前线了。在后方学了这么多，该去实践了。”


    “林□□，”张连长只是用力握了握他的手，“保重。前线见。”


    轮到刘振国时，他端着茶杯，表情有些复杂：“林□□，您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我会永远记得您教的东西。”


    “好好用。”林晏和他碰杯，意味深长地说，“用在正道上。”


    刘振国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平静：“一定。”


    晚宴结束后，林晏独自走上山坡。夜色中的延安，灯火稀疏——空袭后，为了防空，很多单位减少了夜间照明。但那些稀疏的光，在黑暗中显得格外珍贵。


    明天，特别班就正式结业了。学员们将返回各自的部队，带着这一个月学到的知识，投入更残酷的战斗。


    而他，也将踏上新的旅程。


    林晏从怀里掏出沈擎苍的那本小册子。借着微弱的月光，他能看到封面上“保重”两个字。


    “快见面了，连长。”他轻声说。


    风吹过山坡，带着早春的寒意，也带着泥土解冻的气息。


    冬天即将过去。


    而战争，还在继续。


    林晏收起册子，转身下山。


    黑暗中，他感到有一双眼睛在某个角落注视着他。可能是刘振国，可能是其他潜伏者，也可能只是他的错觉。


    但他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