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队在崎岖的县道上颠簸了近三个小时后，终于驶入了成子湖片区的地界。


    四月的水乡本该是生机盎然的，但眼前的景象却让车内原本轻松的谈话声渐渐平息。路两旁是连绵的水稻田，田埂歪斜，沟渠淤塞。更远处，成子湖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灰蒙蒙的光，湖岸边的村落房屋低矮，不少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砖瓦房，墙皮斑驳脱落。


    “前面车子进不去了。”司机回头说道。


    周瑾率先下车，严建明、孙连城和随行人员跟着下来。眼前是一条坑洼的土路，宽不过三米，雨后积着大大小小的水洼，一直延伸到湖边的一个村落。


    “就走进去。”周瑾说着，已经迈开步子。


    一行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孙连城注意到，路两边偶尔能看到几栋稍新的两层小楼，但更多的是老旧平房。一些院墙用湖边的芦苇秆扎成，已经东倒西歪。空气中弥漫着湖水特有的腥味，混杂着禽畜粪便的气息。


    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老人蹲着晒太阳，看到这一行人，眼神里透着好奇与戒备。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裤，脚上的解放鞋沾满泥浆。


    周瑾走上前，在一口老井边蹲下，看了看井沿上深深的绳痕，又探头望了望井里：“还在用这口井？”


    一个缺了门牙的老汉含糊地说：“自来水时有时无，还是这井靠得住。”


    严建明眉头紧锁，他走到一旁的电线杆下，抬头看着上面杂乱的电线。有几处绝缘胶布已经发黑开裂，在春风中微微晃动。


    “这电路该改造了。”他沉声道。


    村里的小学是唯一像样的建筑，但墙上的“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标语已经褪色。正是上课时间，教室里传来老师带着浓重口音的领读声。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听说省里领导来了，慌忙从办公室跑出来，手在衣襟上擦了又擦。


    “学校多少孩子？老师够吗？”周瑾问。


    “六个年级，一百二十三个学生，连我在内七个老师。”校长苦笑着，“英语和音乐课都是我兼的，我也不会，就照着磁带念。”


    孙连城走进一间教室。课桌破旧，不少是用长木板搭在砖头上做的。黑板裂了一道缝，用胶带粘着。后墙的学习园地里，孩子们的画用捡来的烟盒纸贴着，画的是湖、船和飞鸟。


    一个瘦小的男孩铅笔短得只剩指头长，还在认真地写着作业。孙连城蹲下身，轻声问：“你画的这是什么？”


    男孩怯生生地说：“我家的船。爸爸说，等卖了鱼，就给我买新书包。”


    从学校出来，周瑾提出要去看看村里的贫困户。村长领着他们来到村西头。低矮的土坯房，屋顶的茅草已经发黑，墙上裂着缝，用泥巴糊着。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一张旧木床，蚊帐打着补丁。灶台是土垒的，烧着柴火，满屋烟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躺在床上，盖着薄薄的被子，不住地咳嗽。


    老人的儿子，一个五十岁上下的汉子，局促地站在一旁，手指绞着衣角。他叫陈老四，以在成子湖打渔为生。


    “政府每个月给老母亲九十块钱低保。”陈老四低着头说，“我打渔，好时一天能挣三四十，天不好就出不去。前年想多挣点，跟人借钱买了张新网，结果那年发大水，鱼都跑了，网也破了。债到现在还没还清。”


    “孩子呢？”周瑾问。


    “大的在县里餐馆打工，一个月一千五，自己都不够花。小的上初中，住校，每周回来一次。”陈老四搓着手，“读书要钱，吃饭要钱，老母亲吃药要钱……湖里的鱼，一年比一年少。”


    严建明走到米缸前，掀开盖子看了看，又看了看墙角堆着的几袋化肥——那是去年剩下的，今年买不起新的了。他掏出笔记本，记了几笔，脸色更加凝重。


    离开陈老四家，他们又走访了几户。情况大同小异：因病致贫、因教致贫、因缺乏技术和资金致贫……有一户，夫妻俩都有残疾，却养着三个孩子，全靠几亩薄田和偶尔的救济过活。女主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最怕孩子问她为什么别人家能吃肉。


    走到湖边时，已是傍晚。夕阳把成子湖染成一片血色。十几条破旧的小渔船系在岸边，随波摇晃。几个渔民正在补网，看到来人，停下手里的活计。


    周瑾在一条倒扣的船边坐下，招呼一个老渔民过来聊天。老渔民姓胡，在成子湖打了一辈子鱼。


    “胡大爷，你这船用了多少年了？”


    “二十年喽。”老胡摸着船帮，“年年补，年年漏。想换条机动的，可哪有钱？一条船要上万块。”


    “鱼好卖吗？”


    老胡摇头：“拉到镇上，贩子压价。新鲜鱼，过半天就不值钱了。听说城里人爱吃我们成子湖的鱼，可我们运不出去啊——路不好走，也没有冷藏车。夏天的时候，眼睁睁看着鱼臭掉。”


    严建明问：“村里有没有因为扶贫资金分配闹过矛盾？”


    老胡和其他渔民交换了一下眼神，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一个中年渔民闷声说：“前年说要搞什么养殖合作社，每户出五百，政府补一千。钱收了，后来又说项目不合适，钱退了，可退的时候少了些，说是‘管理费’。大伙儿闹了一阵，也不了了之。”


    严建明的笔在纸上重重划了一道。他抬头看了老胡一眼，眼神锐利：“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具体什么情况？”


    老胡犹豫了一下，看周瑾也认真听着，便叹了口气：“前年秋天，镇里扶贫办来人说搞合作社，养蟹。每户交五百，上头补一千做启动资金。全村三十多户交了钱。后来不知怎的，项目黄了，钱倒是退了，可每户只退了四百五，说是扣了五十块‘管理费’。为这事，大家心里都憋着气呢。”


    周瑾和严建明对视一眼，两人都没说话，但眼神里的意思已经很明白。


    孙连城一直没怎么说话。他走到水边，看着浑浊的湖水，又回头看看破败的村落。他在光明区工作时，也见过贫困，但那是城市里的相对贫困——下岗工人、低收入家庭。而这里的贫困是另一种质地，它浸泡在湖水的腥味里，渗透在开裂的墙缝中，写在那些因常年劳作而过早苍老的脸上。


    他想起了周瑾在车上说的话：“不是用钱去送、去堆。”可面对此情此景，他第一次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这些盘根错节的问题，真的是靠精准施策就能解决的吗？这些被生活磨去了锐气的人们，真的能被重新点燃希望吗？


    天色渐暗，村支书老胡小心翼翼地凑过来：“几位领导，天晚了，要不……先到镇上歇歇？镇上条件虽然简陋，但总比村里强些。”


    周瑾看看天色，点点头：“也好。不过不要惊动太多人，我们就是看看情况。”


    “是是是。”老胡连忙应着，心里却已经打起了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