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帮忙卸货。木箱打开，里面是用油纸包裹的器械，虽然旧，但擦得锃亮。尼古拉教授一件件拿出来，小心地摆在临时搭起的木架上。


    “这个，”他举起一个铜制的听诊器，“是我老师传给我的，用了三十年。现在，传给草原了。”


    其木格接过听诊器，冰凉的铜质触感让她心里一颤。这件跨越了国界、跨越了时代的老器械，现在要在这片草原上，继续它的使命。


    “教授，”她轻声问，“您真的愿意留下来吗？乌克兰那边……”


    尼古拉教授沉默了。这个六十二岁的乌克兰老人，三个月前来到草原时，只是为了赚一笔顾问费。但现在，他看着正在建设的兽医站，看着围观的牧民们期待的眼神，看着这片正在恢复生机的草场，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改变。


    “乌克兰，”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我的家人在基辅，我的学生在哈尔科夫。但现在那里……很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人们在抢购面包和黄油。”


    他顿了顿，望向远方的草原：“而这里，虽然穷，虽然苦，但人们在建设，在学习，在往好的方向走。我老了，但眼睛没花。我看得出来，你们在做一件对的事。”


    他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其木格：“这是我昨天收到的，我儿子写来的。他说，基辅的大学可能要关门了，他也许……会来中国。”


    其木格接过信。乌克兰文她看不懂，但信封上的邮票是基辅的街景，美丽的建筑，安静祥和——那是过去的景象了。


    “如果您儿子来，”她郑重地说，“合作社欢迎他。我们建学校，建医院，建一切需要的东西。只要有人愿意来，愿意一起建设，草原就有他们的位置。”


    尼古拉教授的眼眶红了。这个经历过二战、经历过苏联建设、现在又经历国家解体的老人，用力点了点头。


    “那，”他说，“我就先不走了。等兽医站建好，等第一批学员毕业，等草原上有了自己的兽医。那时候，我再考虑回不回去。”


    暮色降临，工人们点起了马灯。兽医站里灯火通明，人们还在忙碌——安装器械，布置药柜，调试设备。朝鲁的妻子和几个妇女送来了晚饭：手把肉、奶豆腐、热腾腾的羊肉汤。


    其木格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


    三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三个月后，一栋房子立起来了，设备运来了，专家留下了，牧民们有了盼头。


    这就是陈望说的“生态”吧。不是施舍，不是援助，而是一起建设，一起成长。你出一份力，我出一份力，慢慢地把荒芜变成家园，把绝望变成希望。


    远处传来狼嚎。草原的夜晚，危机四伏。但兽医站的灯光，像一个小小的堡垒，在这片广袤而古老的土地上，守护着新生的可能。


    其木格想起宝音临终前说的话：“草原要活，人得先活出个样来。”


    现在，他们正在活出个样来。


    虽然艰难，虽然缓慢。


    但每一步，都踏在实地上。


    哈尔滨，北极光研究院。


    钱富贵站在实验室门口，有些局促。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手里拿着笔记本，像个刚入学的小学生。


    “钱主任，进来吧。”周师傅从显微镜前抬起头，招招手。


    实验室里摆满了各种仪器：光谱仪、离心机、培养箱，还有一台刚运回来的苏联产食品检测设备。几个年轻的技术员正在忙碌，看见钱富贵，都礼貌地点头。


    “周师傅，我想请教个问题。”钱富贵走到工作台前，摊开笔记本，“我在学《财务管理》，看到固定资产折旧这块。咱们厂里的设备，折旧年限是怎么定的？”


    周师傅摘下老花镜，擦了擦：“这个啊，得看设备类型。比如灌装线，一般按十年折旧；运输车辆，按五年；厂房建筑，按二十年。但实际使用中，还得看维护情况、技术更新速度。”


    他指着那台苏联设备：“像这个，虽然是二手货，但保养得好，再用五年没问题。可如果新的无菌冷灌装线到了，它可能就要淘汰了。所以财务上的折旧，和技术上的寿命，不是一回事。”


    钱富贵认真记笔记。这是他会计课程的最后一个难点——如何把实际的生产经营，转化为准确的财务数据。


    “那，”他又问，“如果我们要建新的生产线，投资决策怎么做？光看利润行吗？”


    “不行。”周师傅摇头，“得算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率、净现值，还得考虑机会成本、资金成本、风险因素。这些，沈总最懂，你可以去问他。”


    正说着，实验室的门开了。陈望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钱主任也在？”陈望有些意外，“找周师傅请教技术问题？”


    “不是技术，”钱富贵不好意思地说，“是财务。我想弄明白，咱们厂的投资决策是怎么做的。”


    陈望笑了。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这个问题问得好。周师傅，你也听听，这对技术研发也有帮助。”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他从周师傅桌上拿起一支笔，在废纸上画起来：“假设我们要建一条新的无菌冷灌装线，投资八十万。财务上怎么决策？第一步，预测这条线能带来多少新增收入——比如每小时多灌装一千瓶，每瓶利润一毛，一天生产八小时，一年三百天，新增利润就是二十四万。”


    钱富贵飞快地计算：“八十万投资，二十四万年利润，静态回收期三点三年。”


    “对，”陈望点头，“但这是理想情况。实际上，新生产线要调试，工人要培训，市场要消化，第一年可能只有十万利润，第二年十五万，第三年才到二十四万。所以动态回收期可能要四年。”


    他在纸上继续写：“第二步，考虑资金成本。这八十万如果存银行，年息百分之十，一年利息八万。投资生产线，就损失了这八万的利息收入，这是机会成本。”


    “第三步，考虑风险。技术可能不成熟，市场可能不接受，竞争对手可能降价。这些风险，都要折算成成本，加到投资决策里。”


    钱富贵听得入神。这些在课本上冷冰冰的概念，在陈望的讲解下，变成了活生生的、关乎工厂生死存亡的决策。


    “那最后怎么决定投不投？”他问。


    “看底线。”陈望放下笔，“我们的底线是：投资回收期不超过五年，内部收益率不低于百分之十五，而且必须符合公司的长期战略——比如提升技术壁垒，比如抢占高端市场，比如完善产品线。如果这些都符合，就投；不符合，再赚钱也不投。”


    周师傅若有所思：“所以当年咱们买苏联灌装线，买日本生产线，都是这么算的？”


    “对，”陈望说，“但当时算得粗糙，更多是靠直觉、靠胆识。现在不一样了，厂子大了，责任重了，每一分钱都要算清楚。钱主任，你学会计，学的就是这套算账的本事。算清楚了，才能知道钱花得值不值，厂子走得稳不稳。”


    钱富贵用力点头。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陈望一定要老员工学新东西——不是要淘汰他们，而是要让他们从“干活的”变成“管事的”，从“听令的”变成“决策的”。


    “陈总，”他站起来，郑重地说，“我一定学好。不光是为自己，是为咱们厂，为这几千号人。”


    陈望拍拍他的肩：“去吧，有问题随时来问。周师傅，沈总，我，都会教你。”


    钱富贵离开实验室时，脚步格外坚定。走廊的灯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这个四十六岁的老工人，背挺得笔直。


    实验室里，周师傅感慨：“老钱这人，实在。”


    “是啊，”陈望望向窗外，厂区的灯火在夜色中连成一片，“咱们厂里，这样的实在人很多。他们可能不会说漂亮话，但做事踏实，学东西认真。有这样的员工，是咱们的福气。”


    他走到窗前，看着楼下。运输车正在装货，车灯在雪地上划出明亮的光带。更远处，职工宿舍的窗户里透出温暖的灯光，那是几千个家庭，几千份生计。


    这就是他要守护的东西。


    不是商业帝国，不是个人财富，而是这些普通人安安稳稳的日子，是他们通过学习、通过努力能看到的更好的未来。


    手机响了。是李秀兰发来的短信：“孕检一切正常，医生说可能提前两周。你晚上早点回来，我炖了汤。”


    陈望回复：“好。等我。”


    他收起手机，对周师傅说：“无菌冷灌装的技术攻关，抓紧。资金不是问题，设备我来解决。但技术，必须突破。”


    “明白，”周师傅点头，“三个月内，一定给你个交代。”


    离开研究院时，雪下大了。雪花在路灯的光柱中飞舞，像无数细小的光点。


    陈望站在雪中，仰头看着天空。漆黑的夜幕上，看不见星星，但北极光厂区的灯火，照亮了一小片天地。


    这点光，是从北大荒的知青点开始亮的，走过草原，走过莫斯科，走到今天。


    它可能不够亮，不够耀眼。


    但它真实，温暖，踏踏实实地照亮着每一个靠近它的人。


    这就够了。


    在这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有一点光，就有一份希望。


    而希望，是会传染的。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到一个时代。


    晨光，终将破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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