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比哈尔滨温和，但风更利。


    伊万裹紧羊绒大衣，站在对外经贸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长安街上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流。他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里面装着中苏贸易公司的全套注册材料，还有陈望亲笔写给经贸部几位专家的引荐信。


    这是他从莫斯科回来后接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打通官方渠道，把北极光的产品正式推向苏联和东欧市场。


    “伊万同志？”门卫从传达室探出头，“您找谁？”


    “我约了欧洲司的李处长，”伊万递上介绍信，“上午十点。”


    门卫仔细看了介绍信上的公章，又打量了伊万几眼——这个高鼻梁、深眼窝的中国人，俄语口音很重，但证件齐全，手续合规。他点点头：“登记一下，三楼最里面那间。”


    伊万填好会客单，走进这座建于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楼道宽敞但光线昏暗，墙壁是淡绿色的，墙角有细密的裂纹。两侧办公室的门都关着，隐约能听见打字机的噼啪声和电话铃声。


    他在305办公室门前停下，敲门。


    “请进。”


    推门进去，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正伏案写材料。办公室不大，靠墙堆满了文件柜和资料箱，唯一一张办公桌上放着三部电话，一部红色，两部黑色。


    “李处长您好，”伊万用尽量标准的中文说，“我是北极光集团的伊万，陈望陈总介绍我来的。”


    李处长抬起头，打量了伊万一会，站起身握手：“坐。陈总昨天打电话跟我说了，你们要在北京设点，做对苏贸易。”


    伊万坐下，从文件袋里取出材料：“这是公司的注册证明、经营范围、首期业务计划。我们计划先从轻工业品入手，用罐头、羽绒服、日用品换苏联的石油沥青、木材、有色金属。”


    李处长接过材料，快速翻阅。他的手指在纸页上滑动，偶尔停顿，眉头微蹙。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和远处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材料很全，”李处长终于开口，摘下眼镜擦了擦，“但问题不在于材料，在于时机。”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长安街：“苏联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们比我清楚。卢布贬值，物资短缺，政局动荡。这个节骨眼上做对苏贸易，风险很大。”


    “风险大，机会也大。”伊万平静地说，“现在苏联的轻工业品缺口达到历史峰值，老百姓排队买不到东西。我们的产品只要能进去，就是硬通货。而且，”他顿了顿，“我们不是空手去，我们有渠道——莫斯科的地皮，列宁格勒的关系网，还有已经运回国内的实物资产。”


    李处长转过身，重新打量伊万。这个看起来像外国人的中国商人，说话条理清晰，对局势的判断精准得不像个私营企业家。


    “你们在莫斯科有地皮？”他问。


    “三处，十二公顷。”伊万从文件袋底层抽出地契复印件，“虽然现在价值不高，但产权清晰。可以作为贸易公司的仓库、中转站，甚至未来建厂的基础。”


    李处长接过地契，仔细查看上面的俄文印章和签名。他的表情从怀疑逐渐转为认真。


    “你们这步棋，”他缓缓说，“走得很深啊。”


    “不深不行。”伊万实话实说，“现在做外贸的国营公司，还在等政策、等批文、等配额。我们等不起，只能先下手。”


    办公室里又陷入沉默。李处长坐回椅子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他在经贸部干了十五年，见过太多企业——国营的、集体的、私营的。大部分都是跟着政策走，政策松一点，他们往前挪一点；政策紧一点，他们就缩回来。


    但眼前这个北极光集团，不一样。他们不是等政策，而是在政策还没明确之前，就先蹚出一条路。这种打法，要么死得很惨，要么活得很好。


    “办事处的手续，我可以帮你们协调。”李处长终于开口，“但有个条件。”


    “您说。”


    “你们的对苏贸易，要做成样板。”李处长目光锐利，“现在部里对私营企业搞外贸还有争议，有人认为‘乱了套’，有人认为‘放活了’。你们如果做成了，就是正面典型；如果做砸了，就是反面教材。这个责任，你们担得起吗？”


    伊万沉默了几秒。窗外传来鸽哨声，一群鸽子从楼顶飞过，翅膀划过冬日的天空。


    “李处长，”他抬起头，“1949年建国的时候，担得起的人，接过了这个国家。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担得起的人，打开了国门。现在1991年，苏联要倒，世界要变，总得有人担起‘变’的责任。我们北极光不敢说担得起，但至少，我们愿意试试。”


    这番话，出乎李处长的意料。他盯着伊万看了很久，突然笑了——那是种夹杂着感慨和钦佩的笑。


    “好，”他说，“材料放我这，三天内给你们答复。另外，下周三部里有个苏联东欧市场研讨会，我给你们留两个名额。来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认识认识同行。”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伊万起身，用力握手：“谢谢李处长。”


    “别谢我，”李处长送他到门口，“要谢，就谢这个时代——给了你们这样的人，一个试试的机会。”


    走出经贸部大楼，北京的天空阴沉沉的，像要下雪。伊万站在台阶上，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煤烟味，有自行车轮胎的橡胶味，还有远处飘来的烤红薯的甜香。


    这就是1991年底的北京。古老，庞大，正在缓慢而坚定地苏醒。


    他想起莫斯科的严寒，想起列宁格勒火车站那些往车上搬货的工人，想起弗拉基米尔熬夜写报告时专注的侧脸。两个国家，两种命运，但都在寻找出路。


    而他们北极光，要做的就是在两条路之间，架一座桥。


    同一时间，哈尔滨往南五百公里，吉林省一个叫靠山镇的地方。


    沈墨裹着羽绒服，站在镇供销社门口，看着工人们安装“北极光特约经销点”的招牌。招牌是蓝底白字，左上角印着北极光的logo——一座发光的冰山，下面是“天然健康，放心之选”八个字。


    这是“千县万乡”计划的第五十七个销售点。


    镇供销社的王主任叼着烟，眯眼看着招牌：“沈总，你说这玩意儿真能多卖货？”


    “能不能多卖货，看三样。”沈墨伸出三根手指，“第一，货好不好。我们的汽水用真果汁，方便面非油炸，奶粉没添加剂。第二，服务到不到位。冰柜我们提供，坏了我们修；货卖不完我们可以调换；每个月有人来培训怎么卖得更好。第三，”


    他指向正在安装的招牌，“牌子亮不亮。老百姓认牌子，牌子越亮，买的人越多。”


    王主任吐了口烟圈：“理是这么个理。但镇上人穷，一块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你们这汽水卖五毛，人家国营厂的三毛，差着两毛呢。”


    “差两毛，差的是质量。”沈墨从随身带的保温箱里取出两瓶汽水，一瓶北极光，一瓶不知名的本地品牌，“王主任，您尝尝。”


    王主任拧开瓶盖，各喝了一口。北极光的汽水果味浓郁，气泡细腻；本地品牌的味道寡淡，气泡粗大，还有股香精味。


    “是不一样，”他承认，“但老百姓喝不出来。”


    “一次喝不出来，两次三次就喝出来了。”沈墨收起瓶子，“而且我们不光卖汽水。您看这个——”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价目表：“这是我们的全系列产品。汽水五毛，但方便面比市面便宜一毛，奶粉比国营厂便宜两毛。老百姓来您这，买汽水可能贵点，但买方便面、奶粉省钱了，总体还是划算。更重要的是，”


    他顿了顿，“我们会帮您做活动。比如这个月，买三瓶汽水送一包纸巾；下个月，买五袋方便面送一个搪瓷缸子。这些赠品，我们出。”


    王主任的眼睛亮了。做小生意的人，最懂算账。赠品成本不高，但能吸引人，能让人记住这个店。


    “还有，”沈墨趁热打铁，“我们会定期派技术员来，教您怎么陈列产品最显眼，怎么搭配销售最赚钱，怎么记账最清楚。您这供销社开了二十年，经验丰富，加上我们的方法，生意至少能涨三成。”


    这话说到了王主任心坎里。他掐灭烟头，用力点头：“成！那就试试！”


    招牌安装完毕。工人们接上电源，蓝底白字的招牌在冬日的阳光下亮起来，那枚冰山logo微微反光，像真的在发光。


    沈墨站在招牌下，拍了一张照片。这是他的习惯——每建一个点，拍一张照，记录地址、合作方、开业日期。回到哈尔滨后，这些照片会贴到总部会议室的地图上，一个小红点代表一个销售点。


    现在，那张地图上已经有五十七个小红点了。


    散落在东北三省的乡镇里，像星星点点播下的种子。


    远处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几个小学生放学路过，看见新招牌，好奇地围过来。


    “叔叔，这是什么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问。


    “这是北极光，”沈墨蹲下身，从保温箱里取出几瓶小包装的汽水，“来，请你喝。”


    孩子们接过汽水，迫不及待地拧开。气泡涌出的滋滋声，伴随着他们惊喜的欢呼。


    “好喝！”小女孩眼睛亮晶晶的，“像真的橘子味！”


    沈墨笑了。他想起陈望说的话：“我们的产品不是冷冰冰的商品，是能给人带来一点点快乐、一点点安心的东西。”


    这也许就是“生态”最朴素的意义——从一瓶汽水开始，连接起工厂和乡镇，连接起商人和孩子，连接起这个时代无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王主任，”他站起身，“第一批货明天送到。冰柜今天通电测试，没问题的话我们就签正式合同。”


    “签！”王主任爽快地说，“就冲你们这份实在劲，我信你们。”


    离开靠山镇时，天开始飘雪。细碎的雪粒打在车窗上，很快融化成水痕。沈墨看了眼后视镜，供销社门口那块蓝色招牌在雪幕中依然清晰可见。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它像一个灯塔，在这个偏远的乡镇，亮起了一点不一样的光。


    而这，只是开始。


    草原的雪下得比东北早。


    其木格骑马赶到兽医站建设工地时，工人们正在往屋顶铺最后一批油毡。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平房，三间屋子：一间诊疗室，一间药房，一间培训室。虽然简陋，但墙体厚实，窗户宽大，屋里已经通了电，装了灯泡。


    “进度怎么样？”她下马问工程负责人——一个从乌兰巴托请来的蒙古族包工头。


    “明天就能完工，”包工头搓着冻红的手，“就是取暖设备还没到。这大冬天的，没暖气可不行。”


    “取暖设备下周运到，”其木格说，“哈尔滨那边发来的，烧煤的暖气片，带烟囱。”


    她走进屋里。地面已经铺了水泥，墙面刷了白灰，虽然空荡荡的，但整洁明亮。窗台上，不知谁放了一盆仙人掌——草原上少有的绿色植物，在寒冬里顽强地挺立着。


    “其木格主任，”朝鲁从外面进来，手里提着热水壶，“我给工人们烧了奶茶。”


    这个曾经差点把草场卖给钢巴图的牧民，现在是合作社最积极的骨干之一。他家的羊第一批进了集体牧场，他妻子在夜校学认字，他本人则主动申请负责兽医站的后勤工作。


    “朝鲁大哥，辛苦你了。”其木格接过一碗热奶茶。


    “辛苦啥，”朝鲁憨厚地笑，“这是咱们自己的兽医站，建好了，牛羊少死几只，比啥都强。”


    正说着，外面传来马蹄声。巴特尔和尼古拉教授骑马过来，马背上驮着两个大木箱。


    “设备到了！”尼古拉教授用生硬的蒙语说，他这几个月一直在学蒙语，进步很快，“从乌克兰运来的，显微镜、消毒器、手术器械，都是二手的，但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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