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啊，别给我扣大帽子奥兄弟们，希儿完全不是人，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法西斯铁蹄入侵的国家，希儿就是那个罪魁祸首，他用虚假的承诺，饮鸩止渴的经济政策给予了德国人虚假的希望，客观的他的确让德意志重拾希望，最终却将整个德意志带向战争深渊，这是不可原谅的罪行，我没有任何洗他的意思）


    （本文的希塔菈呢只是他的某个平行世界娘化版本，还没干那些畜牲事呢，后续慢慢纠正还有机会，而且克拉拉了解的都知道，的确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好母亲，超越咱99％中国家长，让她善终吧，起码让她可以见到自己出息的女儿，而不是几年前就死在奥地利，命运总是戏弄这些苦命的人，在书里就让她不要这么惨了吧…毕竟她只是个好母亲）


    帝国的铁路线如同钢铁血管，在波西米亚与巴伐利亚的山地间穿行。


    希塔菈坐在车厢靠窗的位置，深灰色的“总署”制式风衣整齐叠放在身旁的行李架上。她穿着便装——一件朴素的墨绿色羊毛连衣裙，外面罩着深色外套，这是用她第一个月薪水买的。


    列车行驶的节奏稳定而催眠，窗外的风景从普鲁士平原的整齐农田，逐渐变为多瑙河沿岸起伏的丘陵。


    但她无心欣赏风景。


    她的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收紧又松开，掌心有些潮湿。五年了。距离她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已经整整五年了。


    不是不想回。是不敢。


    那一年，她揣着母亲从微薄寡妇抚恤金中硬挤出来的钱，还有卖掉最后几件像样首饰换来的路费，踏上了前往维也纳的列车。


    母亲站在林茨车站的月台上，身形在秋日的寒风中显得格外瘦小，却努力挺直脊背，脸上带着那种希塔菈熟悉又心疼的、强装出来的笑容。


    “去吧，阿道芙。去学你想学的。妈妈没事。”


    克拉拉·希塔菈总是这么说。在父亲去世后，在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时，在不得不一次次低头向亲戚借贷时，她总是这么说。


    维也纳。希塔菈闭上眼睛，那些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不是艺术学院明亮的画室，不是多瑙河畔的咖啡馆，不是她梦想中充满艺术与思想的都市。而是寒冷漏风的阁楼，是永远不够吃的黑面包，是颜料用尽后的绝望，是画廊老板鄙夷的眼神，是房东粗暴的敲门声，是当掉最后一件像样外套的寒冷早晨。


    她给母亲写信，总是报喜不报忧。“教授很欣赏我的素描。”“今天卖出了一张小画。”“维也纳的秋天很美，我在咖啡馆里画画，能赚到一点小费。”


    谎言。全是谎言。


    真正的现实是：她在施粥所外排队，在公园长椅上过夜，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搬运砖块，手指被粗糙的砖块和灰浆磨得破皮流血，在洗衣房内面对永远洗不完的衣物，大冬天在街道上铲雪。


    她看着维也纳街头衣着光鲜的绅士淑女，看着那些在画廊里一掷千金的犹太画商，看着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谈论着她听不懂也不关心的“艺术理论”的知识分子。


    她恨。恨这座城市的虚伪，恨那些人的冷漠，恨自己无能，最恨的是，她辜负了母亲的期望。


    她不敢回家。没脸回家。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口袋里连一张回程车票钱都凑不齐，怎么回去？告诉母亲，您牺牲了一切供我追求的梦想，在维也纳一文不值？告诉她，您的女儿不仅没能成为艺术家，甚至快要活不下去？


    于是她不回信的时间越来越长。从两周，到一个月，到几个月。母亲的来信从一开始的频繁，到后来的小心翼翼，最后只剩下一封封简短的信，里面只絮叨着林茨的天气，邻居的琐事，反复叮嘱她注意身体，钱不够一定要说。


    希塔菈知道，母亲猜到了。那个总是能看透她所有小心思的女人，怎么可能猜不到女儿的窘迫？但她从未在信里说破，从未催促，从未抱怨。只是默默地把家里能省下的每一个铜板寄往维也纳那个永远不够确切的地址。


    前往德国。那个决定是仓促而绝望的。维也纳已经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除了饥饿和耻辱


    她决定了，离开维也纳，离开奥匈帝国…前往那个欧陆的工业中心，德意志帝国，她一路从南向北，从巴伐利亚到普鲁士，最终辗转来到帝国心脏柏林


    然后，她遇到了顾问阁下。


    列车驶过一座铁桥，桥下是多瑙河的支流，河水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希塔菈下意识地摸了摸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面除了几份需要在路上审阅的、关于在波美拉尼亚地区开展宣传工作的计划草案，还有一个厚厚的信封。


    那是她过去薪水的大部分。帝国资源总署高级文员的薪酬，远超她的预期。更不用说作为宣传科实际负责人的特殊津贴。她数出足够在柏林租下一套体面公寓、雇用一个女仆、并让母亲过上舒适生活的钱，剩下的全部塞进了这个信封。沉甸甸的。


    她想象着母亲看到这些钱时的表情。不是欣喜，一定是先担忧地问她钱从哪里来，是不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她得好好解释，慢慢说，关于总署，关于顾问阁下，关于她正在参与的、伟大的事业。


    她会告诉母亲，她不再是那个在维也纳街头挨饿受冻、看不到未来的落魄艺术生。她现在有体面的工作，有明确的理想，有愿意追随的领袖。她正在绘制比任何油画都更宏大的蓝图——一个崭新德意志的蓝图。


    列车减速，售票员有些慵懒的喊道：“林茨。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


    希塔菈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她深吸一口气，站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下风衣和一个小小的行李箱。


    风衣是总署的制式服装，她本不打算在林茨穿，太显眼，但此刻，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将它仔细地穿好，扣上每一颗铜纽扣，抚平每一处褶皱。深灰色的羊毛呢料，挺括的剪裁，左胸上方用金线绣着的、环绕着齿轮与剑戟的帝国鹰徽，在车厢昏暗的光线下隐隐反光。


    这是她的盔甲，她的勋章，她与过去那个卑微、失败、无力的阿道芙·希塔菈告别的宣言。


    列车缓缓驶入林茨车站。比起柏林宏伟的中央车站，这里的站台显得低矮陈旧。空气中弥漫着煤烟、蒸汽和熟悉的多瑙河畔潮湿的气息。


    希塔菈提着箱子走下火车，靴跟敲击在水泥月台上。几个同样下车的旅客好奇地瞥了她一眼——深灰色的制服在朴素的乡间车站里显得格外醒目。


    她没有叫马车。沿着记忆中的街道，穿过熟悉的广扬，走过那座有着巴洛克式喷泉的小广扬。


    林茨几乎没变。面包房还飘着刚出炉的黑麦面包的香气，五金店的老板还是那个秃顶的胖子，只是更苍老了些。街角那家她小时候常去买糖果的杂货铺关着门，橱窗上贴着招租的告示。


    越是靠近家，她的脚步越是沉重。那条通往她家所在街区的上坡路，曾经觉得那么漫长，如今走起来，却觉得短得令人心慌。


    街边的房屋似乎比记忆中更破败了些，墙皮剥落，有些窗户用木板钉着。战争虽然尚未降临，但战争的阴云早已蔓延到奥匈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是这座多瑙河畔的小城也无法幸免。


    她在那栋熟悉的、有着暗黄色外墙的三层公寓楼前停下了脚步。楼门还是那扇漆皮斑驳的绿色木门。三楼的窗户，属于她们家的那两扇，窗帘拉着，看不清里面。


    希塔菈在门口站了很久，直到一个提着菜篮的老妇人从旁边经过，疑惑地打量她。


    “请问……你找谁？”老妇人问，眯着眼睛看她身上的制服


    “不，我……”希塔菈清了清有些干涩的喉咙，“我回家。我住这里。三楼的希塔菈家。”


    老妇人——是住在二楼的施密特太太，希塔菈认出来了，她老了很多——“阿道芙？天哪，是阿道芙吗？”施密特太太惊呼起来，菜篮子都差点掉在地上，“你回来了？你这身打扮……我都认不出来了！你妈妈知道吗？”


    “我……我想给她个惊喜。”希塔菈勉强笑了笑，“施密特太太，我妈妈她……还好吗？”


    施密特太太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些，叹了口气：“唉，克拉拉她……去年冬天就一直不太好。咳嗽，总是没精神。但她很坚强，从不去看医生，说躺躺就好。最近这几个月，好像更瘦了。我劝她去瞧瞧，她总说没事，老毛病了。”她顿了顿，压低声音，“阿道芙，你在外面……是出息了吗？这身衣服……”


    “我离开了奥地利，去柏林找了份工作，给政府做事。”希塔菈简单地说，心脏却因为施密特太太的话而揪紧了。咳嗽？没精神？更瘦了？“谢谢您，施密特太太，我先上去了。”


    “哎，好，好。快上去吧，你妈妈看见你，不知道要多高兴！”施密特太太说着，摇着头走开了，嘴里还念叨着，“出息了，真是出息了……”


    希塔菈推开绿色的楼门，踏上熟悉的、吱呀作响的木楼梯。每上一级台阶，记忆就翻涌一次。小时候抱着画板跑上跑下，母亲在身后叮嘱“慢点，别摔着”；父亲去世后，她帮着母亲把沉重的洗衣篮搬上搬下；离家去维也纳那天，她提着小小的行李箱走下这些台阶，不敢回头，怕看到母亲流泪的样子。


    三楼。左边那扇深色的木门。门上的黄铜门牌，字迹有些模糊了。


    希塔菈放下箱子，抬手想敲门，手却在空中停顿了。近乡情怯。这几个字此刻有了千钧重量。


    她想起维也纳那些饥饿寒冷的夜晚，想起自己躲在桥洞下画画，想起母亲寄来的、带着林茨潮湿气息的信，想起自己无数次想回来却最终没有勇气……


    她咬紧下唇，用力敲了敲门。


    没有回应。


    她的心沉了一下。又敲了敲，更用力些。


    “谁呀？”里面传来一个声音，虚弱，沙哑，但那语调，那属于克拉拉·希塔菈的语调，希塔菈绝不会听错。


    “妈妈，是我。”希塔菈的声音有些发颤，“阿道芙。我回来了。”


    门内静默了几秒钟。然后是一阵急促的、带着碰撞声响的动静，像是有人匆忙起身碰倒了什么东西。接着是跌跌撞撞的脚步声靠近门边。


    门锁转动的声音。老旧的合页发出呻吟。


    门开了。


    一个瘦小得让希塔菈心惊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克拉拉·希塔菈，她记忆里那个虽然清瘦但总是挺直腰板、把稀疏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母亲，此刻像一片秋风中摇摇欲坠的枯叶。


    她似乎比以前矮了一截，背微微佝偻着，身上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羊毛披肩，脸色灰白，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只有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在看清门外人的瞬间，骤然亮起的光芒，让希塔菈瞬间湿了眼眶。


    “阿道芙？我的天……真是你？”克拉拉的声音抖得厉害，她伸出手，似乎想碰碰女儿的脸，又不敢置信地停在半空，“我不是在做梦吧？你……你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妈妈……” 希塔菈所有准备好的话，所有关于柏林、关于工作、关于未来的描述，全都堵在喉咙里。她上前一步，张开手臂，用力地、紧紧地拥抱住母亲。好瘦。隔着厚厚的披肩和衣服，她都能感觉到母亲身体的单薄。


    克拉拉也紧紧回抱着她，枯瘦的手在她背上轻轻拍着，像小时候哄她睡觉那样。“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让妈妈好好看看……” 她松开希塔菈，后退半步，仰起脸，仔仔细细地端详着女儿，目光掠过她的眉眼、脸颊、头发，最后落在她身上那件笔挺的深灰色制服上，愣了一下。


    “阿道芙，你这身衣服是……？”


    “妈妈，我们进去说。” 希塔菈扶住母亲的胳膊，感觉那手臂细得让她心慌。她提起箱子，搀着母亲走进门内。


    屋子里的一切几乎和五年前一模一样，却更显陈旧、空旷、清冷。家具还是那些老物件，擦得很干净，但油漆剥落，边角磨损。


    壁炉是冷的，虽然天气并不算太冷，但屋里有一股驱不散的阴寒。窗台上那几盆天竺葵倒是还活着，只是有些蔫头耷脑。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草药味和久未通风的沉闷气息。


    希塔菈把母亲扶到那张磨得发亮的旧沙发椅上坐下，蹲在她面前，握住她冰凉的手。“妈妈，你生病了？施密特太太说你咳嗽，没精神。你去看医生了吗？”


    克拉拉摆摆手，想做出轻松的样子，却引来一阵压抑的咳嗽。她侧过身，用手帕捂着嘴咳了几声，才喘着气说：“老毛病了，天气一凉就犯。没事，躺躺就好。别担心。”


    她看着希塔菈身上的衣服，目光里有疑惑，有担忧，更多的是心疼，“阿道芙，告诉妈妈，你在外面……过得好吗？这衣服……是工作服吗？你找到正经工作了？是不是很辛苦？”


    希塔菈强忍住鼻尖的酸楚，努力绽开一个明朗的笑容：“妈妈，我过得很好。特别好。我在柏林工作，在一个很重要的新部门，叫帝国总署。我负责……宣传工作。就是告诉大家帝国在做什么，为什么做。我有正式的职位，高级文员，薪水很高，你看——” 她拿过随身的小包，从里面取出那个厚厚的信封，塞到母亲手里。


    “这些是我的薪水。妈妈，你拿着，明天我就带你去看最好的医生。不，今天就去找医生！然后，等我处理完这边的一点事情，你就跟我去柏林。我在那边看好了一处公寓，很宽敞，有暖气，阳光也好。你不用再操劳了，以后我来照顾你。”


    克拉拉拿着那个沉甸甸的信封，没有打开，只是呆呆地看着女儿，仿佛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低下头，看着手里精致的、印着柏林银行标志的信封，又抬头看看女儿身上质地精良、剪裁得体的制服，还有女儿红润的脸颊、明亮的眼睛、挺直的脊背——这与她记忆中那个苍白、阴郁、总是带着一股愤世嫉俗神情的女儿判若两人。


    “柏林……工作……宣传……” 克拉拉喃喃重复着，灰蓝色的眼睛里迅速蓄满了泪水，“我的阿道芙……你真的……出息了？” 她的声音哽咽了，“妈妈就知道……妈妈一直知道，我的女儿是聪明的，是有出息的……维也纳……维也纳那边，是不是很苦？你从来不说，但妈妈知道……你信写得越来越少，寄回来的钱……那都是你省吃俭用攒下的吧？傻孩子，妈妈不用你的钱，妈妈只要你好好的……”


    “不，妈妈，不苦。”希塔菈用力摇头，双手紧紧包住母亲枯瘦的手掌，那冰凉的触感让她心碎。“真的。在维也纳是……是有些不容易，但那都过去了。是帝国，是顾问阁下给了我机会，给了我新的方向。”


    “顾问阁下？”克拉拉捕捉到这个陌生的称呼，眼神里的担忧更深了，“是你的上司吗？他对你好吗？阿道芙，你年纪还轻，在外面做事，尤其给政府做事，一定要小心，要懂得保护自己。那些大人物……有时候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


    “妈妈，顾问阁下不一样！”希塔菈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拔高，“他是真正伟大的人！是德意志人的希望，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的救星！他看到了底层民众的苦难，看到了资本家的贪婪，看到了旧秩序的腐朽！他正在建立一个全新的、强大的、公正的德意志！我有幸能追随他，为他工作，这是我的荣耀！”


    她语速很快，眼睛闪闪发亮，那光芒几乎有些灼人。克拉拉怔怔地看着女儿，这样的女儿她从未见过。


    那个曾经敏感、骄傲、对世界充满愤怒却又无力的阿道芙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某种强烈信念点燃的阿道芙。这让她感到陌生，甚至隐隐有些不安。


    “阿道芙……”


    “妈妈，你看这个。”希塔菈似乎急于向母亲证明什么，她松开手，站起身，解开风衣最上面的两颗铜纽扣，小心地从内衬口袋里取出一个用软布仔细包裹的小物件。她一层层打开软布，露出里面一枚暗金色的徽章。


    徽章不大，设计却极为精致。中心是环绕着齿轮与交叉剑戟的鹰徽，与制服上刺绣的图案一致，但更显立体厚重。鹰徽下方，有一行极小的花体字：“忠诚、纪律、奉献”。


    “这是总署优秀工作者的特殊徽记，是顾问阁下亲自设计并颁发的。第一批只发给了很少几个人。顾问阁下说，我们是开拓者，是火种。”


    克拉拉用微微颤抖的手指抚摸着徽章冰凉的金属表面，那精细的纹路，那沉甸甸的分量。


    她不懂政治，不懂那些宏大的理想，但她能看懂女儿眼中那毫无保留的…狂热的崇敬。这枚徽章，在女儿心里，似乎比任何金银珠宝都珍贵。


    “他……这位顾问阁下，对你很器重？”克拉拉轻声问


    “是的，妈妈。”希塔菈回答，小心地将徽章重新包好，贴身收好，“他信任我，把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他教给我们道理，指引我们方向。在他身边工作，每一天都能感受到自己是在为一项伟大的事业贡献力量，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这比在维也纳画那些无人问津的画，有意义一千倍，一万倍！”


    “所以妈妈，别再担心了。我很好，比任何时候都好。跟我去柏林吧，那里有最好的医生，有温暖的房子，有充足的食物。你再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不用在冷水里洗衣服洗到手指开裂，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我会照顾你，让你过上好日子，让你为我骄傲。”


    克拉拉看着女儿眼中炽热的光，听着她描绘的未来，那未来听起来如此美好，如此真切，就握在女儿那双不再纤细、带着薄茧的手中。


    女儿的出息，是她日夜盼望的。女儿的孝顺，让她心窝发暖。


    可是……那枚冰冷的徽章，女儿提到“顾问阁下”时那种不同寻常的狂热眼神，还有这身笔挺得有些过于严肃的制服都硌在她心头…那个顾问是干什么的？是好人吗？


    但最终，所有的担忧，都被眼前女儿健康红润的脸庞、坚定明亮的眼神，和手中沉甸甸的信封带来的现实冲击所淹没。女儿活着，健康，有体面的工作，赚到了很多钱，要接她去柏林过好日子。这不就是她这些年支撑下来的全部希望吗？


    泪水再次涌出，滑过她干瘦的脸颊。这一次，是喜悦的，释然的泪水。她伸出枯瘦的手臂，将女儿紧紧搂进怀里，像抱住失而复得的珍宝。


    “好，好……妈妈跟你去。妈妈的好阿道芙，出息了，真的出息了……”她哽咽着，反复摩挲着女儿穿着厚实呢料的后背，“妈妈为你骄傲，真的……”


    希塔菈也用力回抱母亲，将脸埋在她的肩头，无声地流泪。五年来的愧疚、辛酸、挣扎，以及如今终于能挺直腰杆回家的释然，都融化在这滚烫的泪水里。


    过了好一会儿，母女俩的情绪才稍稍平复。克拉拉擦着眼泪，忽然想起什么：“瞧我，光顾着说话了。你坐了那么久的车，一定饿了吧？家里……家里没什么好东西，我这就去……”


    “妈妈，你坐着，别动。”希塔菈按住要起身的母亲，“今天什么都不要你做。我去买，我们去外面吃，吃最好的餐馆！”


    “外面吃？那多浪费……”克拉拉习惯性地反对。


    “不浪费。妈妈，你女儿现在有钱了。以后，我们再也不需要为几个铜板精打细算了。今天，我们就去庆祝。”


    她不由分说地帮母亲拢了拢披肩，仔细端详着母亲身上的旧衣服：“先换身暖和衣服，我们这就出门。然后去看医生，一定要好好检查。明天我们就收拾东西，很快就能去柏林了。”


    克拉拉被女儿不容置疑的安排弄得有些无措，但更多的是被那久违的、甚至是从未体验过的“被照顾、被安排”的感觉所包围的温暖和酸楚。


    她看着女儿在熟悉的旧屋子里忙碌，打开她那个看起来质量很好的行李箱，拿出柔软的新围巾和手套给她换上，动作利落，一切都井井有条。


    她的阿道芙，真的长大了，不再是那个需要她保护、让她日夜悬心的小女孩了。她有了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信仰，自己的道路。


    窗外，林茨黄昏的天空呈现一种浑浊的灰蓝色。远处教堂的钟声当当响起，惊起一群归巢的鸽子。


    克拉拉任由女儿帮她系好围巾，目光越过女儿的肩膀，看向窗外暮色渐沉的、熟悉而破败的街区。柏林，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大都市，会是什么样子？女儿口中那个“伟大的事业”，又究竟是什么？


    无论如何，她的女儿，回家了。带着崭新的模样，和一份足以改变她们生活的希望。


    这就够了。对一个母亲来说，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