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小希,你好
作品:《异界柏林:以德皇之名》 希塔菈坐在靠窗的桌前,面前摊开着一份厚厚的卷宗,是关于柏林东区几家小型金属加工坊去年安全生产检查的记录。
她的身体已经恢复了许多,虽然走快时还有些许隐痛,毕竟长期的营养不良不是几天就能好的,但日常行走已无大碍。身上那套制服,穿得久了,似乎也渐渐熨帖起来,布料摩擦皮肤的感觉不再那么陌生
工作很枯燥,无非是没完没了的誊写、整理、归档。但阿道芙做得很认真,甚至可以说是虔诚。
自己对文书归档的规则还不完全熟悉,就花休息时间,向那位年长的文员请教,将各种文件的分类、编号、存放规则默记于心。
她甚至主动请求整理那些最陈旧、最杂乱、别人避之不及的早期卷宗,一坐就是半天,不厌其烦地将散乱的文件分门别类,修补破损,重新装订。
“希塔菈那姑娘,真是勤快。” 偶尔,她会在路过其他文书室时,听到这样的低语。声音里带着些许惊讶,还有对她这个“空降”又格外拼命的新人的疏离。但阿道芙不在乎。她要的不是同僚的亲近,而是“有用”的评价。
赫茨尔队长偶尔会来转一圈,看看她抄写的文件,问一句“怎么样了?”,或者简单交代一两句新送来的文件需要优先处理。
他总是行色匆匆,眉头微锁,每次赫茨尔出现,文书室里的空气都会凝滞一瞬,然后那些文员会不自觉地挺直脊背,翻动文件的声音都放轻了许多。
阿道芙会停下笔,抬起眼睛,用清晰平稳的声音回答赫茨尔的问题,或者表示明白。她的目光平静,与赫茨尔的眼睛短暂接触,然后垂下,继续手头的工作。不卑不亢,尽职尽责。她知道,像赫茨尔这样的人,看重的是效率和可靠,而不是多余的话语和谄媚的表情。
而克劳德·鲍尔顾问,在那之后她也远远见过几次。其中一次是他和赫茨尔一边低声交谈着什么,一边快步穿过走廊。另一次,是在食堂,他独自坐在靠墙的一张桌子边,面前摆着食物,手里却拿着一份文件在看,眉头微蹙,对周遭的嘈杂充耳不闻。阿道芙端着餐盘,远远地看了一眼,就找了一个角落坐下,安静地吃完自己那份面包和豌豆汤。
她不敢,也不能贸然去接近。那是云端上的人物,是这架庞大机器的核心之一。她现在的身份,只是一个雇用的抄写员,一个被怜悯捡回来的流浪儿。任何刻意的靠近,都会显得可疑,甚至可笑。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什么都不能做。
她一直刻意的吸收着这栋大楼里的一切信息。从文员们偶尔的闲聊中,从往来文件的只言片语中,从赫茨尔队长简短的指令中,从她亲手整理的那些尘封卷宗里。
她渐渐摸清了“总署”的架构。它似乎独立于传统的政府部门之外,直接对皇帝负责。
下设几个主要的“处”:负责经济巡查、打击投机、平抑物价的“市扬整饬处”;负责工矿企业劳动条件检查、调解劳资纠纷的“劳工保障处”
以及……似乎最为核心、也最为神秘的,由赫茨尔直接指挥的“特别行动队”,或者按照文员们私下更直接的称呼——“稽查队”。那支沉默、高效、下手狠辣的深灰色队伍,就隶属于此。
她还了解到,“总署”的权力边界似乎有些模糊。它有权检查、罚款、甚至暂时关闭违规的工坊商号,但似乎缺乏独立的逮捕和审判权。很多时候,它需要与警察部门、地方法院协调,甚至……冲突。那些关于“总署是法外之地”、“干涉市扬自由”的批评,并不仅仅来自于那些被触动了利益的资本家。
她也听到了更多关于克劳德·鲍尔顾问的传闻。有人说他冷酷无情,排除异己毫不手软;有人说他手腕高超,善于利用各方矛盾;也有人说他其实是在真正为帝国、为底层民众做事,只是手段激烈了些。毁誉参半,但无人敢小觑。
阿道芙把这些信息碎片,像拼图一样,在自己心里慢慢拼凑。她看到的,不是一个面目清晰、非黑即白的英雄或恶棍,而是一个身处权力漩涡中心、手握特殊权柄、行事果决有些冷酷、目标似乎明确但手段常常游走于规则边缘的复杂人物。
这样的人,需要什么样的下属?
仅仅是听话、勤快的抄写员吗?不。那样的人,这里有很多。
是赫茨尔那样忠诚、干练、能完美执行命令的“利剑”吗?或许。但阿道芙很清楚,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赫茨尔。她没有那样的体格,没有那样的战斗技能,自己很虚弱,更何况自己还是女性,力量天生就小
她有什么?
她识字,能写会算,这是基础。她观察力敏锐,能从纷杂的信息中捕捉到关键点,这是流浪生涯和地下工作的经历赋予她的本能。她对底层民众的苦难有着切身的体会,对那些“吸血鬼”的伎俩和工贼的丑态有着发自骨髓的憎恶,这让她能理解“总署”某些行动的内在逻辑,甚至产生共鸣。她有强烈的、近乎偏执的向上爬的欲望,和为了达成目的可以付出巨大努力的决心,这是生存教给她的唯一真理。
但这些,够吗?
不够。远远不够。
要往上爬,要进入那核心的圈子,仅仅做好分内之事,是远远不够的。她需要展现出“额外”的价值。一种赫茨尔不具备,而那位顾问先生可能需要,或者至少会“注意”到的价值。
是什么呢?
情报分析?从海量的、看似无关的文件和市井流言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预测对手的动向,发现潜在的威胁或机会?她在地下小组时,就曾负责过简单的信息收集和传递,虽然层次很低,但她似乎有种本能,能分辨哪些消息可能是真的,哪些是烟雾弹。
对“敌人”的了解?她来自最底层,混迹于街头,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那些资本家、工头、高利贷者、腐败小吏是如何盘剥、欺压像她这样的穷人的。她知道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弱点,他们的恐惧。她了解那些被“总署”严厉打击的投机商、无良厂主的心态,也了解那些被利用的工贼、混混的行为模式。这种“了解”,不是来自书本或报告,而是来自血肉的教训。或许,在制定针对这些“敌人”的策略时,这种“了解”能提供不一样的视角?
忠诚与可控?这或许是任何上位者都看重的。但忠诚有很多种,盲目追随是忠诚,有能力、有想法、但目标一致的“有用”,或许是更高级的忠诚。她需要让顾问先生相信,她的“向上爬”的欲望,与“总署”的目标,与他的目标,至少在现阶段是高度一致的。她是他手中一把好用的、了解街头和阴暗面的“特殊工具”,而不仅仅是一个需要庇护的可怜虫。
那么,该如何展现这些“额外价值”?
直接去找顾问先生毛遂自荐?那是找死。层级差得太远,意图过于明显,只会惹人怀疑。
等待被“发现”?那太被动。机会只会青睐有准备的人,而准备,不仅仅是做好手头工作。
阿道芙的目光,缓缓扫过文书室里埋头工作的同僚们。
那位年长的文员,据说以前是某个文法中学的教师,因为不愿阿谀奉承校长,被排挤辞退,辗转来到总署,靠着还算过得去的文笔和严谨,勉强保住一份工作。他做事一丝不苟,但眼神里总带着一丝被生活磨平棱角后的麻木和谨慎,除了分内工作,绝不多说一句,绝不多做一分。
旁边那个年轻的男文员,是某个破产小商人家的儿子,读过几年书,字写得漂亮,但总带着点怀才不遇的郁郁之气,私下里没少抱怨工作枯燥,却又不敢真的离开,因为外面更难。
还有那几个从宫廷调来的女官,她们举止规范,衣着整洁,处理文件井井有条,但眉眼间总带着一种属于内廷体系的疏离和某种……优越感?她们似乎将总署的工作,视为一种外放或临时任务,完成的只是职责,缺乏那种真正投身其中、渴望改变什么的热忱。
至于那些偶尔能见到的、隶属于赫茨尔稽查队的队员,他们大多沉默寡言,纪律性强,对赫茨尔的命令无条件服从,眼神里透着经历过街头斗争乃至真正流血的狠劲。但他们似乎也只懂得执行,是锋利的武器,却未必懂得武器该指向哪里,以及为何而指。
落寞的学者,失意的破落户,循规蹈矩晋升无望的边缘内廷女官,被愤怒和忠诚驱动的暴力执行者……这就是总署目前的中下层骨干。他们有各自的能力,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作用,支撑着这个新生的庞大机器运转。
但他们缺乏一种东西。
一种……超越眼前具体工作、超越个人得失、甚至超越对总署这个机构本身依赖的……信仰。
是的,信仰。不是对皇帝的盲目忠诚,那太宽泛。也不是对总署规章制度的遵守,那太冰冷。是一种对总署所代表的那套理念、那种行事方式、以及那个站在最前方引领这一切的人的,发自内心的认同、追随,乃至……崇拜。
阿道芙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迹象。在食堂,当有人低声议论外面报纸攻击总署和顾问先生是法外之地和弄臣时,那些稽查队员眼中会闪过毫不掩饰的怒火,有人甚至捏紧了拳头。几个年轻的文员,也会露出愤愤不平的表情。而那位年长的前教师,虽然依旧沉默,但翻阅那篇报道时,眉头会皱得很紧。
当赫茨尔队长传达某项新规定或特别任务,并暗示是“顾问先生的意思”时,整个文书室的效率会明显提升,哪怕任务繁重。那些稽查队员接受命令时,眼神会格外明亮。
当偶尔有外面的人——警察、其他部门的官僚、甚至个别不知天高地厚的商人——试图用惯例或上面有人来压总署时,只要抬出这是陛下钦命机构或者顾问先生亲自过问,对方的气焰往往会立刻矮下去三分。而总署内部的人,在说这些话时,胸膛会不自觉地挺起。
他们憎恨那些攻击总署和顾问的人,因为那也是在攻击他们刚刚抓住的、来之不易的希望——一份能养活自己、甚至能赢得尊重的工作,一个看似能改变些什么的机构,一个让他们这些失意者、边缘人、被压迫者感到“自己也有力量”、“也在做大事”的虚幻荣光。
他们依赖顾问先生的权威和手腕,因为那是在这个混乱、不公、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保护他们这份“希望”的最坚实盾牌和最锋利武器。没有顾问先生顶住压力,没有他那些看似不按常理出牌、却往往能取得奇效的手段,总署可能早就被那些既得利益者撕碎了,他们这些人,恐怕又要回到街头,或者更糟的境地。
这种依赖,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机构、与某个强力领袖深度绑定的心态,正在悄然转化为一种近乎本能的维护和……崇拜。他们未必能清晰说出顾问先生那套“整饬积弊”、“强化皇权监督”、“推动改良”的理论到底有多高明,但他们能真切地感受到,跟着他,有饭吃,有仗打,能对那些曾经骑在自己头上的人挥拳,能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这比任何空洞的理论都更有说服力。
“总署”内部,正在滋生一种对克劳德·鲍尔的个人崇拜。它还很原始,很粗糙,但它的苗头已经出现,并且在“总署”不断面对外部攻击、内部整合的过程中,被不断强化。
阿道芙灰蓝色的眼眸深处,闪过一丝了然的光芒。
她明白了。
克劳德·鲍尔,这位身处权力漩涡中心的年轻顾问,他需要的,绝不仅仅是能干活、能打架的普通下属。
他需要能理解他意图、甚至能预判他需求的人。需要能在规则边缘游走、替他处理那些“上不得台面”却不得不做的事情的人。需要对他抱有近乎信仰般的忠诚、能将他的意志视为最高准则的人。需要像他一样,敢于跳出常理,不择手段,只为达成目标的人。
因为他的道路,本身就充满了风险、非议和不确定性。他是在旧帝国的肌体上,强行嫁接新的器官,用皇权的名义,行改良甚至某种程度“革命”之实。他触动太多人的利益,打破太多固有的规则。他的敌人遍布朝野,明的暗的,国内的国外的。他不能失败,一次都不能。因为失败,就意味着他和依附于他的这一切,将被彻底碾碎。
所以,他必须建立一个绝对忠诚、高效、并且理解他这套“游戏规则”的核心团队。赫茨尔是他的“剑”,忠诚,锋利,但缺乏变通,主要负责“明面”的暴力执行和对机构的日常管理。他还需要别的“工具”。比如,处理信息、分析情报的“眼睛”和“大脑”;比如,在街头巷尾、灰色地带活动、搜集信息、甚至执行特殊任务的“暗手”;比如,在舆论和思想层面,为他辩护、塑造形象、影响民众的“喉舌”……
自己,为什么不能成为这样的“工具”?
阿道芙的心跳微微加速。她再次审视自己。
忍耐力。 从林茨到维也纳再到柏林,从艺术梦碎到洗衣房碱水,从火车站扛包到濒死街头……她忍过来了。她比任何人都懂得什么叫“想得开,挺得住”。她可以忍受最枯燥的工作,最恶劣的环境,最深的屈辱,只要那能让她离目标更近一步。这种忍耐,不是认输,是积蓄力量,是等待时机。顾问先生现在做的,不也是一种“忍耐”吗?在旧框架内周旋,积蓄力量,等待改变局势的时机。
对底层的了解与仇恨。 她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那些吸血鬼的所作所为。她理解底层民众的绝望和愤怒,也清楚那些剥削者的贪婪和虚伪。这种切骨的体会,是那些出身优渥的学者、循规蹈矩的官僚、甚至大部分稽查队员所不具备的。她能更精准地把握敌人的弱点和民众的情绪,或许能为顾问先生提供更接地气的策略建议。
观察与分析能力。 在地下小组的短暂经历和流浪生涯,锻炼了她从碎片信息中捕捉关键、判断真伪的能力。这几天在总署的默默观察和吸收,也证明了这一点。她能看见别人忽略的东西,能感觉到潜藏在水面下的暗流。
野心与冷酷。 她渴望往上爬,渴望掌握力量,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改变这个让她吃尽苦头的世界。这种渴望如此强烈,足以让她克服恐惧,做出必要的决断。她欣赏顾问先生对付敌人时毫不留情的冷酷手腕,甚至渴望拥有那样的力量。她不是赫茨尔那样纯粹的“剑”,她有自己的想法,但她愿意将自己的想法和野心,与顾问先生的目标绑定,因为她相信,只有跟随他,靠近他,她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她想要的一切。
最重要的是对可能性的嗅觉和敢于跳出去的决心。 顾问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最大的跳出常理者。他一个平民顾问,在帝国权力中枢搅动风云,设立总署,推行新政,对抗内外压力。他需要的人,恐怕也不能是那些只会按部就班的庸才。她阿道芙·希塔菈,一个本该死在柏林街头的流浪少女,因为一次意外被捡回来,这本身就是一种跳出常理。她为什么不能继续“跳出常理”,去做一些别人不敢想、不敢做,但对顾问先生可能“有用”的事情?
阿道芙·希塔菈将目光从窗外收回,重新落在那份枯燥的安全生产记录上。卷宗上那些关于“通风口尺寸不足”、“皮带轮缺乏防护罩”、“乙炔瓶储存不当”的条目似乎有了新的含义…以及“用法”
这些都是“敌人”。是那些趴在工人身上吸血、对帝国法令阳奉阴违、对总署整顿心怀怨恨的“吸血鬼”的一部分。赫茨尔队长和他的稽查队,会用长棍和靴子去对付那些敢于上街叫嚣的工贼和打手。但总署的“敌人”,远不止这些。还有那些躲在幕后、用金钱和关系编织保护网、在报纸上大放厥词、在议会里鼓噪生事的工厂主、投机商、以及他们在政界和舆论界的代理人。
对付这些人,光靠棍棒是不够的。他们掌控着报纸,影响着议员,甚至能把手伸进警察系统和法院。总署每一次强硬行动,换来的除了短暂的秩序,往往还有更汹涌的舆论攻击和更隐蔽的行政掣肘。赫茨尔队长可以带队整顿一家拒发工资的作坊,但能堵住所有报纸的口吗?能阻止警察厅以“程序瑕疵”为由拖延甚至拒绝配合行动吗?能让那些收了黑钱的法官做出公正判决吗?
克劳德·鲍尔顾问可以凭借陛下的信任和个人的手腕周旋,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需要更多的“武器”,不仅仅是在街头巷尾挥舞的棍棒,还有在看不见的战扬上战斗的力量。
思想。人心。认同。
阿道芙的眼眸里光芒越来越亮。她看到了缝隙,看到了可以让自己挤进去、并最终变得“有用”的缝隙。
总署内部虽然已经自发产生了对克劳德·鲍尔的个人崇拜和对机构的归属感。但它是原始的、自发的、分散的。它像地下的暗火,需要有人去扇风,去引导,让它燃烧得更旺,更集中,更有方向。
赫茨尔队长是忠诚的“剑”,但他恐怕不擅长,也不屑于做这种“煽动情绪”、“凝聚人心”的细致活。那些前教师、破落户、内廷女官,更缺乏这种意识和胆量。稽查队员们或许有热血,但他们的表达方式往往只有拳头和棍棒。
那么,谁来做?
只有她阿道芙可以。
她观察力敏锐,能从同僚的只言片语和细微表情中捕捉到情绪的波动。她善于倾听,能分辨哪些是真正的牢骚,哪些是能被引导和转化的不满。她来自底层,能理解那种对改变现状的渴望,能说出更容易引起共鸣的话语。她更懂得,在这样一个新生、且备受压力的机构里,一种强烈而排外的内部认同和领袖崇拜,是凝聚人心、抵御外部攻击的最有效粘合剂。
最重要的是,她有强烈的动机去做这件事。这不仅能让她显得“有用”,展现出超越普通文员的、对机构忠诚和思想认同的价值,还能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当她能影响周围人的情绪,当她的话语能被更多人倾听和信服,当她在同僚中建立起“有想法”、“看问题深刻”、“坚定支持顾问”的形象时,她就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抄写员了。
她将成为一种声音,一种氛围,一种在总署内部自发形成的、维护克劳德·鲍尔和总署权威的“民间舆论”的塑造者。这种角色,或许不显眼,但却至关重要。它能从内部强化机构的凝聚力,抵消外部压力带来的动摇,甚至能在关键时刻,为顾问先生的决策提供民意基础。
当然,这必须非常小心,非常隐蔽。不能表现得过于刻意,不能留下任何“组织煽动”的把柄。要像春雨,悄无声息地渗透;要像闲聊,自然而然地带出观点;要像共鸣,在别人抱怨时给予“理解”,但同时巧妙地引导向积极的方向。
她要成为那阵“风”,那阵在总署内部悄然吹起、让对克劳德·鲍尔的崇拜和对机构的归属感愈燃愈烈的“风”。而她,阿道芙·希塔菈,要站在这阵风的中心,看似随风而动,实则……在引导风的方向。
她读书不多,但唯独记得一句话,民族主义是一把利剑,她早年间在维也纳,就是见识到了哈布斯堡错误的民族政策,才信奉了小册子里面民族主义学说
以往…没有一个有足够威望和能力的人可以成为那面旗帜,现在有了…
挣脱枷锁→夺得自由→掌握力量→领导她
主意已定,阿道芙的心跳反而平复下来。她没有立刻行动,而是重新拿起笔,继续抄写那份安全生产记录。
时候未到,还需隐忍……
希塔菈…隐忍……(对不起没能绷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