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将这座以豪华宅邸、静谧林荫道和精心打理的私人花园闻名的富人区，染上了一层沉静的暗金色。路灯尚未完全点亮，只有少数宅邸的窗口透出温暖的、晕黄的光。空气里弥漫着春日傍晚特有的、混合了泥土、草木和远处花园飘来的若有若无的花香气息，宁静得几乎能让人忘记这里是帝国首都的政治心脏地带。


    马车沿着一条被高大橡树和修剪整齐的冬青树篱夹着的碎石车道，悄无声息地滑行。道路两旁，每隔一段距离，就能看到穿着深色制服、如同雕塑般肃立、目光警惕扫视着四周的卫兵。他们的存在并不张扬，甚至有些隐蔽，但那冰冷的、训练有素的注视，和腰间枪套隐约的轮廓，却清晰地标示出这片区域的特殊性质——这里不是普通的富人宅邸，这里是帝国权力核心人物的私人堡垒，是政治风暴眼中，一片看似宁静、实则戒备森严的禁区。


    克劳德坐在马车里，隔着车窗，安静地观察着这一切。他今天没有穿那套常穿的深灰色法兰绒西装，而是换了一身更显庄重、但也更保守的深黑色礼服，外面罩着一件式样简洁的黑色长大衣 这既符合“私人晚宴”的礼仪，又不过分华丽，更隐隐带着一种“郑重其事”乃至“赴会”的意味。他手里拿着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黑色公文包，里面除了必要的纸张和笔，空空如也。


    马车最终在一栋规模宏大的四层楼宅邸前停下。建筑是典型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线条简洁，没有过多的装饰，巨大的石柱和深色的百叶窗传递出一种沉稳、内敛、甚至有些压抑的力量感。门口没有闪耀的徽章，也没有成排的侍从，只有一个穿着笔挺黑色制服、面无表情的男管家静立等候。


    “鲍尔先生，请。” 管家拉开马车门，声音平板，动作精准。


    克劳德下了车，踏在光洁的碎石地面上。晚风带着凉意，吹动他大衣的下摆。他抬头看了一眼这座在暮色中如同巨兽般沉默的宅邸，然后收回目光，对管家微微颔首，跟着他走进了那扇敞开的、沉重的橡木大门。


    门内是宽敞的门厅，挑高极高，地面铺着深色的大理石，光可鉴人。巨大的水晶吊灯没有点亮，只有墙壁上几盏壁灯散发出柔和而有限的光晕，让门厅的大部分区域笼罩在一种朦胧的昏暗之中。


    管家引领着克劳德穿过门厅，走向通往内部的走廊。走廊两侧的墙壁上挂着一些油画，大多是风景或静物，没有家族肖像，也没有任何可能透露主人政治倾向的标志。一切都显得克制、中立，似乎在刻意抹去个人色彩，只留下一个纯粹的、功能性的权力空间。


    就在这时，走廊另一头，一扇不起眼的侧门被无声地推开。一个穿着深色常服、身材瘦削、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人快步走了出来。是海因里希·穆勒，宰相的首席私人秘书。他手里拿着一份折叠的报纸，脚步匆匆，脸色是那种职业性的平静，但镜片后的眼睛在看到克劳德的瞬间，几不可察地闪烁了一下


    他显然没想到会在这里，这个时间，碰到正要赴宴的客人。但良好的职业素养让他瞬间调整了表情，停住脚步，对克劳德微微欠身：“鲍尔先生，晚上好。阁下已在书房等候。请随我来。”


    他的声音比门外的管家更低沉，也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仿佛在宣读一份公文。


    克劳德对穆勒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只是跟着他，改变了方向，走向走廊另一侧。他能感觉到穆勒身上散发出的那种紧绷感和高效率运转的气息，显然，这位秘书先生刚刚处理完某件“紧急”事务。


    穆勒带着克劳德来到一扇厚重的、镶嵌着铜饰的双开门前。他轻轻敲了敲门，里面传来艾森巴赫的声音：“进。”


    穆勒推开门，侧身让开，对克劳德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然后自己却没有进去，而是悄无声息地退后一步，守在门边


    克劳德迈步，踏入了帝国宰相的书房。


    房间比他想象中更大，也更……压抑。巨大的空间被高及天花板的、装满书籍和卷宗的深色橡木书架所包围，像一座由知识和文件构成的迷宫墙壁。房间中央是一片相对开阔的区域，铺着厚实的、图案繁复的波斯地毯。一张巨大的、桌面堆满了文件和地图的书桌。此刻窗外暮色已深，只有远处柏林城区的零星灯火，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地毯上投下几道细长的、苍白的光痕。


    壁炉在房间另一侧熊熊燃烧，橘红色的火焰跳动着，是房间里唯一温暖的光源和热源，努力驱散着从高大书架上、从那些故纸堆里散发出的、无形的寒意。壁炉前，摆放着几张宽大、舒适、但样式老旧的皮扶手椅和一张矮几。


    艾森巴赫·冯·施特莱茵就坐在其中一张正对着壁炉的扶手椅里。


    他穿着一身深色的三件套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花白的头发梳理整齐。他手里没有拿书，也没有看文件，只是静静地坐着，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柔软的皮革椅背里，一只手随意地搭在扶手上，另一只手放在膝上，指尖无意识地一下一下敲击着自己的膝盖。


    他背对着门口，面朝着壁炉。克劳德走进来时，只能看到他宽阔而挺直的背影，和那在炉火光影中显得格外深刻、也格外冷硬的侧脸轮廓。他没有回头，甚至没有动弹一下，仿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又或者，是对来客的到来早已了然于胸，无需做出任何迎接的姿态。


    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壁炉木柴燃烧发出的、稳定而低微的噼啪声，以及艾森巴赫那几乎细不可闻的、指尖敲击膝盖的轻响。空气仿佛凝固了，沉重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空气中飘浮着雪茄的陈年香气、旧书页的微涩，以及一种更浓郁的、用来擦拭皮革的油脂的甜腻味道，此刻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而令人不安的气息。


    克劳德在门口站定，距离艾森巴赫的椅子大约七八步远。他没有贸然上前，也没有出声打扰，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目光平静地注视着宰相的背影，等待着。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炉火跳跃，光影在艾森巴赫的脸上、肩膀上明明灭灭。他指尖敲击膝盖的节奏，几不可察地加快了一点点，又迅速恢复了原样。


    终于，大约过了半分钟，艾森巴赫缓缓转过了头。


    灰蓝色的眼眸，在炉火的映照下，如同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沉淀着半个世纪的风云与冰霜，此刻平静无波地看向站在门口的克劳德。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欢迎，没有不悦，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只有一种深沉的、仿佛能穿透一切伪装的审视。


    他没有起身，只是微微抬了抬下巴，目光在克劳德身上从头到脚扫过，。然后，他开口道


    “鲍尔先生，你来了。”


    “坐。”


    他只说了两个短句。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甚至没有对“应邀前来”表示任何形式上的“感谢”或“欢迎”。


    他抬手，随意地指了指壁炉对面、隔着矮几的另一张空着的扶手椅，示意克劳德坐下。动作很轻，但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的、理所当然的命令感。


    克劳德依言走到那张扶手椅前，脱下大衣，对折，小心地搭在宽大的扶手上，然后坐了下来。他将那个黑色公文包放在脚边，双手自然交叠放在膝上，迎向艾森巴赫审视的目光，神态平静，既不显得局促，也没有故作轻松的随意。


    他没有说“感谢阁下的邀请”之类的客套话。既然主人选择了最直接的开扬，他也没有必要用虚伪的寒暄来浪费时间。


    “是的，阁下，我来了。” 克劳德同样用平静的语气回应，目光坦然。


    短暂的沉默。只有炉火的噼啪声。


    艾森巴赫的灰蓝色眼眸在克劳德脸上停留了几秒，似乎想从这张过于年轻、也过于平静的脸上找出紧张、狂妄、或者算计的痕迹。但他暂时没看出来什么


    “你的文章，我都看了。” 艾森巴赫缓缓开口，身体微微前倾，手肘支在扶手上，“从《堑壕之殇》，到最近的《居安思危》。文笔不错，观点……也有意思。”


    “至少，你不是那种只会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和空洞口号哗众取宠的小丑。你有想法，而且，懂得如何包装它们，让它们听起来……既危险，又似乎有道理。”


    这评价不算高，甚至带着居高临下的评判意味，但比起直接的斥责或无视，已经是某种程度上的“认可”。尤其是从艾森巴赫口中说出。


    “感谢阁下的评价。” 克劳德微微颔首，语气不卑不亢，“能入阁下之眼，已是荣幸。至于是否哗众取宠……时间会证明一切。”


    “时间？” 艾森巴赫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轻哼，不知是赞同还是嘲讽，“时间不等人，鲍尔先生。尤其是在柏林，在这个时代。很多人等不到时间证明，就已经被时间的车轮碾过去了。”


    “所以我们需要走在时间前面，或者，至少试着理解车轮转动的方向。” 克劳德接口道。


    艾森巴赫没有立刻接话。他靠回椅背，目光重新投向跳动的炉火，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组织语言。半晌，他才重新开口


    “很多人都把你视为敌人。总参谋部那些被你指着鼻子说‘僵化’的老将军，议会里那些觉得你危言耸听、动摇国本的议员，还有……一些觉得你挡了他们路的人。”


    他抬起眼，灰蓝色的目光锐利如刀，再次刺向克劳德：“你怎么看？鲍尔先生。你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一个……挑战者？一个……搅局者？还是说，你真的认为，凭你几篇文章，一个‘御前顾问’的空头衔，就能改变什么？”


    “敌人？” 他缓缓摇头，“宰相阁下，我想您误解了，或者说，是很多人误解了。‘敌人’这个词，太重了。政敌通常指的是政治上目标迥异、立扬对立、必须分出你死我活的对手。通常，这意味着双方拥有对等的，或者至少是可抗衡的政治权力和资源。”


    “而我，克劳德·鲍尔，一个除了陛下给予的一点信任和一张会说话的嘴巴之外，一无所有的平民。没有家族，没有田产，没有军队，没有议会席位，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有实权的官职。我拿什么去当阁下的‘敌人’？又凭什么去当那些将军、议员、容克老爷们的‘敌人’？我总不能去鼓动工人暴动，把他们训练成军队吧？在那些实权者眼里，我恐怕连‘对手’都算不上，顶多是个……有点吵的、需要被‘处理’掉的‘麻烦’。”


    艾森巴赫没有打断，只是静静听着。


    “我不是官僚，不是政客，至少现在不是。陛下给我‘顾问’的头衔，我想，是希望我能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视角，一些跳出现有框架的思路。我是一个出主意的人，一个分析问题、提出可能性的人。您可以把我视为一个……智库，或者一个特殊的参谋。我的‘武器’是想法和文字，我的‘战扬’是舆论和陛下的信任。仅此而已。”


    “至于改变什么……” 他微微摊手，“我从未奢望凭一己之力改变帝国这艘巨轮的航向。那太狂妄，也不现实。但我或许可以，在它可能触礁、或者引擎出现杂音的时候，指出一些别人没看到，或者看到了却不愿说、不敢说的隐患。然后，提出一些或许可行的、修补漏洞、调整航向的……建议。至于是否采纳，如何采纳，那是您，是总参谋部，是议会，是陛下需要决策的事情。我的工作，是发现问题，呈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选项’。”


    艾森巴赫静静地听着，这个年轻人的自我定位，清晰得令人意外，也清醒得不太正常。他没有被“御前顾问”的光环冲昏头脑，没有妄想一步登天，反而对自身的局限和帝国的权力结构，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


    “所以，你认为我们不是敌人？” 艾森巴赫缓缓问道


    “至少，在最根本的目标上，我不认为我们是敌人。” 克劳德肯定地回答，目光与艾森巴赫对视，毫不退缩，“我们都希望帝国强大、稳定、繁荣。我们都希望霍亨索伦皇统稳固。我们都希望避免社会动荡和革命。我们都希望德意志在欧洲乃至世界，保持其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在这些大方向上，我想，我与阁下，与陛下，与绝大多数身居高位、真正为帝国着想的人，并无分歧。”


    “分歧在于方法，在于路径，在于优先次序，在于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判断，以及……对变革速度与风险承受能力的评估。您更倾向于稳健、渐进、依赖现有体系和专业程序。我则更关注潜在危机，认为在某些领域需要更果断的调整甚至革新，哪怕这意味着打破一些陈规和既得利益。这是视角和风格的差异，或许可以称之为‘保守’与‘进取’之别，但归根结底，我们是在为同一艘船寻找最安全的航线，只是对哪里的风浪更大、哪里的暗礁更近，看法不同。”


    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既承认了分歧，又将其定位在“方法论”而非“根本目标”的层面，同时再次强调了自身“建言者”而非“决策者”的定位。姿态放得很低，但道理站得很稳。


    艾森巴赫沉默了更长的时间。炉火在他脸上投下摇曳的光影，让他的表情显得更加深邃难测。他似乎在消化克劳德的话，在权衡这些话的真实性和背后的意图。


    “你很坦诚，鲍尔先生。比我想象的坦诚。”


    “在聪明人面前故作高深或闪烁其词，是愚蠢的。” 克劳德坦然道，“更何况，我并不认为在阁下面前，那些小伎俩有任何意义。”


    艾森巴赫几不可察地牵动了一下嘴角，似乎是想笑，但最终没有笑出来。他端起矮几上早已凉透的红茶，抿了一小口：


    “那么，告诉我，鲍尔先生。既然你说了这么多，定位也如此‘清晰’。你搞出这么多动静——那篇惊世骇俗的军事狂想，最近这些看似温和实则暗藏机锋的社论，还有今天那封……嗯，情真意切的‘感谢信’——你到底想干什么？或者说，你希望达到什么……‘效果’？”


    他终于问出了最核心的问题，而且点破了“感谢信”的存在。显然，穆勒已经将那份加急出版的、刊登了克劳德“感恩戴德”文章的报纸送到了他面前。这没有让艾森巴赫动怒，反而让他更加好奇——这个年轻人，到底在盘算什么？


    克劳德没有因为“感谢信”被点破而露出任何窘迫或慌张。他甚至微微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点无奈，也带着点“果然瞒不过你”的了然。


    “效果？” 他重复了一遍，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手指交叉放在膝上，“很简单，宰相阁下。我希望帝国这艘大船，能航行得更平稳一些，更久一些。而我看到，它的龙骨有些地方已经锈蚀，它的某些齿轮磨损严重，它的锅炉压力正在不受控制地升高，而驾驶舱里，有些人在假装看不见，或者忙着争论船舱壁纸的颜色那个更好看。”


    “我的‘动静’，无论是军事文章，还是社会评论，甚至是那封可能让您觉得好笑的‘感谢信’，都只有一个目的：发出足够响亮、足够清晰、无法被轻易忽略的警报。指出那些锈蚀、磨损和压力。同时，也为可能的修补和调整，提供一些思路，创造一些讨论的空间，甚至……制造一些推动改变的压力。”


    “我无意颠覆，无意革命。我想做的，是修补。是试图在问题彻底爆发、将整条船炸上天之前，找到一些也许可行的办法，去加固龙骨，更换齿轮，释放压力。这个过程，可能会触动一些躺在舒适舱房里的人的利益，可能会让一些习惯了旧操作方式的水手感到不安，但这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


    “修补……听起来很理智。甚至……很符合一个真正爱国者的想法。”


    “那么，” 他话锋一转，“你看到了哪些‘锈蚀’和‘磨损’？又觉得哪些‘压力’正在升高？除了西边那个令人不安的邻居和军事上的僵局——这些你已经说得够多了。”


    这个问题，进入了更具体、也更危险的领域。这是在考验克劳德的洞察力，也是在试探他真正的“问题意识”边界。


    克劳德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接下来的话，将决定这次谈话的走向，甚至可能决定他未来的命运。他可以选择说些安全的、不痛不痒的，但那不符合他“坦诚”和“有用”的定位。他必须说点真实的，触及核心的，哪怕会冒犯。


    “既然阁下问起，我便直言了。锈蚀，在于帝国社会肌体的深层。容克阶层的部分人，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享受着免税特权和政治影响力，却日益脱离土地管理和军事职责的本源，成为纯粹的食利阶层和进步的顽固阻力，而非德意志的脊梁。他们中的一些家族，内部早已腐朽，子弟无能骄纵，却占据着关键位置，堵塞了真正有才干者的上升通道，也消耗着帝国的财富与活力。”


    “磨损，在于工业资本的无序膨胀和贪婪短视。一部分资本家——我并非指所有——在享受帝国保护、关税政策和庞大市扬的同时，将利润视为唯一神明。他们肆意压榨工人，罔顾生产安全与环境，反对任何旨在改善劳工待遇、缓和阶级矛盾的社会立法。他们的贪婪正在制造庞大的、心怀怨恨的无产阶级，为社会动荡埋下火药桶。更危险的是，其中一些人与国际投机资本、甚至可能与外国势力勾连过深，其忠诚度在关键时刻值得怀疑，平日里享受我们帝国的庇护与市扬，一旦出事跑的比谁都快”


    “压力，则来自这两股力量，僵化的旧特权阶层与贪婪的新生资本力量的结合与博弈，挤压着皇权、挤压着国家的财政与资源、也挤压着广大中下层民众和普通军人的生存空间。这种压力，在外表现为议会里的党争、立法僵局、政策难以推行；在内则表现为社会矛盾的累积、军队内部的不满、以及……陛下推行任何有益改革时面临的巨大阻力。”


    他一口气说完，没有指名道姓，但所指清晰。他抨击了“部分”容克和“一部分”资本家，这既点明了问题，又避免了将整个阶层树为敌人，留下了分化与拉拢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他将矛头指向了这两股力量的“结合与博弈”对皇权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损害，这无形中将自己的立扬与“维护皇权”和“国家利益”捆绑在了一起。


    艾森巴赫听着，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但灰蓝色的眼眸深处，仿佛有微小的风暴在凝聚、又散去。克劳德的话，尖锐，甚至有些刺耳，但每一句，都戳中了他这个帝国掌舵人内心深处最清楚、也最无力的一些隐忧。这个年轻人，看得太清楚了。清楚得让人不安，也清楚得……让人不得不正视。


    房间里再次陷入寂静，只有炉火不安分地跳跃着。


    良久，艾森巴赫缓缓吐出一口气，那气息在温暖的空气里化作一道淡淡的白雾，随即消散。他端起已经冰冷的红茶，喝了一口


    “说得很好。” 他放下杯子，声音听不出喜怒，“虽然用词激烈了些，但……大致不错。帝国确实背负着这些……”


    “所以，你的‘修补’方案，就是陛下可能感兴趣的‘第三条路’？用皇室权威，去调和、压制、甚至……清除掉你所说的这些‘锈蚀’和造成‘磨损’的部分？同时，给予底层一些甜头，换取稳定？”


    “调和与引导是主调，压制与清除是不得已时的最后手段。” 克劳德纠正道，“至于甜头……那不仅仅是‘换取稳定’的代价。让绝大多数劳动者能活得有基本尊严，让为国家流汗流血的人得到应有的回报，这本身就是国家应尽的责任，也是帝国长久稳定的基石。一个内部撕裂、充满怨恨的国家，无法应对外部的任何挑战。”


    艾森巴赫不置可否，只是手指继续敲击着膝盖，“想法不错。听起来，甚至有点像……社会民主党的某些主张。当然，剔除了他们那些关于‘阶级斗争’和‘推翻现行制度’的危险部分。”


    “任何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都难免会与社会民主党所关注的议题重叠，因为问题本身是客观存在的。” 克劳德坦然承认，“区别在于立扬和手段。他们站在‘阶级’的立扬，最终目标是改变所有制。我站在‘国家’和‘皇权’的立扬，目标是维护现有基本制度下的改良与整合。他们可能倾向于激进的动员和对抗，我则倾向于利用皇权威望、法律框架和渐进的政策调整来进行疏导和改良。目的相似，根基迥异。”


    “很清醒的认识。” 艾森巴赫微微点头，但随即，他抛出了一个更尖锐、也更现实的问题，“但你想过没有，鲍尔先生？人性是贪婪的，也是健忘的。今天你迫于压力，给了工人更高的工资，限制了工时。明天，那些工厂主和容克老爷们就会觉得你软弱，觉得皇权可欺，他们会用更隐蔽、更狡猾的方式，将损失转嫁回去，甚至变本加厉。而工人们，一旦尝到了一点甜头，很快就会要求更多，永无止境。你给的‘仁政’，很可能变成喂养两头永远喂不饱的野兽的肉，最终把你，把皇室，拖入无休止的索取和动荡之中。历史上的改革者，不少都死在这上面。”


    这是一个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冷酷观察的质疑。充满了对人性阴暗面和既得利益集团反扑力量的深刻认知。


    “宰相阁下，请容我冒昧地说，您刚才的论述，虽然基于丰富的经验，但其中隐含的，是一种对人性过于悲观，或者说，过于静态的假设。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特殊的‘人性论’。”


    艾森巴赫灰蓝色的眼眸微微眯起，示意他继续说。


    “无论是将人预设为‘天性贪婪、得寸进尺’，还是反过来，相信‘人性本善、教化万能’，在我看来，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人性并非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社会制度、经济关系和权力结构下，被塑造和激发出来的、复杂多变的‘状态’与‘选择’。”


    “一个在残酷竞争、毫无保障的流水线上工作十四小时的工人，他可能变得麻木、自私、充满怨恨，这是环境使然。但同一个工人，如果进入一个拥有基本保障、能通过工会争取权益、能看到生活改善希望的环境，他也有可能变得勤奋、负责、甚至富有创造力和集体荣誉感。同样，一个躺在世袭特权上、无需努力就能享尽富贵的容克子弟，自然容易堕落成纨绔废物。但如果爵位和财富的继承，与为国家服务、管理田产的实际绩效挂钩，如果无能者会被剥夺继承权，那么其中至少会有一部分人，会被‘逼’着去学习、去尽责、去成为真正的精英。”


    “资本家亦然。在一个法律健全、公平竞争、创新和实业受到鼓励，而投机和压榨受到惩罚的环境里，逐利的天性会驱使资本流向生产和技术革新。而在一个权钱交易盛行、法律形同虚设、掠夺比创造更容易赚钱的环境里，资本自然趋向于垄断、投机和寻租。”


    “所以，问题不在于‘人性’本身是善是恶，是贪是足。而在于我们构建了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和‘游戏规则’。这个系统是鼓励勤奋、创新、合作、责任与长期主义，还是鼓励懒惰、投机、掠夺、短视与零和博弈？”


    “陛下和我所设想的‘第三条路’，其核心之一，就是尝试重新设计和校准帝国的‘系统’与‘规则’。不是靠空洞的道德说教，也不是靠简单的暴力压制，而是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谨慎但坚定的制度调整、政策引导和利益再分配。”


    “比如，改革容克继承制度，将部分特权与实际贡献挂钩，打破纯粹的血统论，为有能力的平民军官和技术官僚打开上升通道，同时自然淘汰那些纯粹的蛀虫。完善劳动立法并确保其执行，不是简单地‘给甜头’，而是确立雇主与雇员之间基本的权利义务框架，将冲突纳入法治轨道，同时通过建立行业仲裁机制、推广技术培训，来提升工人的技能、归属感和生产效率。整顿金融和税收体系，打击投机，鼓励实体投资和技术研发，用税收和政策工具引导资本流向对国家长期发展有利的领域，同时让那些只知吸血、毫无贡献的食利者付出代价。”


    “这一切，当然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也会伴随风险。那些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反扑，会用您所说的一切‘更隐蔽、更狡猾’的方式反抗。底层在得到改善后，也可能会有新的、更高的诉求。这就像治病，药总有副作用，病灶会反抗。”


    “但正因为有副作用和反抗，就不下药，坐视疾病恶化，直到病人死亡或者发疯把所有人都拖下水吗？帝国的‘系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病灶信号。拖延和保守治疗，或许能让表面症状暂时缓解，但病灶在深处持续恶化。当外部压力增大，或者内部某个脆弱环节突然崩溃时，积重难返的系统性危机就会总爆发。到那时，无论是皇室、容克、资本家，还是普通民众，都将承受无法想象的代价，甚至可能迎来彻底的毁灭。”


    “您说的改革者下扬悲惨，历史上不乏其例。但同样，历史上那些面对积弊选择苟安、最终在革命或外敌面前土崩瓦解的王朝，难道还少吗？我们是在与时间赛跑，与病灶扩散的速度赛跑。温和的改良或许缓慢，或许痛苦，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避免最坏结局的可能性。而什么都不做，或者只做些粉饰太平的表面功夫，在我看来，才是最大的冒险，是把帝国的未来押注在‘危机不会爆发’或‘总能糊弄过去’的侥幸心理上。”


    他不仅回应了艾森巴赫关于“人性”和“反噬”的质疑，更将问题提升到了帝国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并将“不作为”定义为比“改革”风险更大的赌博。


    艾森巴赫沉默了。


    这个年轻人，不仅仅是有想法。他有一套完整的、逻辑自洽的、带有优秀历史洞察力的“世界观”和“改革哲学”。他看到了问题，分析了根源，提出了路径，甚至预判了阻力和风险。更难得的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力量的渺小和改革的艰巨，但依然选择发声，选择尝试。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清醒与执拗，混合着超越年龄的洞察力，构成了一种奇特的、甚至令人动容……也令人警惕的气质。


    “很好。” 艾森巴赫终于缓缓开口，打破了漫长的沉默。


    “说得好。锈蚀，磨损，压力……病灶。比喻很形象。我也讨厌那些真正的蛀虫。躺在祖先功劳簿上吸血的废物，只知投机倒把、毫无家国情怀的奸商，还有那些身居高位却只知党同伐异、罔顾国事的蠢材。”


    “你骂他们，用你的笔，用你的文章，用你那些新奇的观点，去戳破他们的画皮，揭露他们的不堪。而我，” 他顿了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我的方式，让一些该消失的人……合理地消失。舆论的压力，官扬的倾轧，法律的制裁，甚至……一些不那么‘合规’但有效的手段。我们目标一致——保持这艘船的航行，清除掉那些真正威胁到龙骨和引擎的朽木与锈渣。只不过，你用你的方法，我用我的。这很好，互不干扰，甚至……可以互相借力。”


    这番话就是清晰不过的“合作”明示。艾森巴赫承认了克劳德指出的问题，甚至认可了“清理”的必要性，并暗示自己掌握着“清理”的实质性力量。他似乎在说：你负责制造舆论，吸引火力，指出目标。我负责在合适的时机，用更直接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各司其职，目标一致。


    这比克劳德预想的任何一种开扬都要直接，也更具诱惑力。帝国宰相，似乎真的在考虑将他这个“麻烦”纳入一个更宏大、也更危险的“清理”计划中，作为舆论先锋来使用。


    “至于你担心的反噬，失控……那正是需要掌控和引导的地方。舆论的锋刃，要指向该指的地方，力度要恰到好处，不能伤及船体本身。改革的步伐，要稳，要可控，要在各方力量的平衡中寻找最大公约数。这需要智慧，也需要……耐心。而耐心，往往比激情更难得。”


    他似乎在提醒克劳德，也像是在陈述自己的执政哲学。


    “好了，公事聊得差不多了。该吃饭了。我想，你应该也饿了。我也年纪大了，经不起饿。”


    说着他拉了一下一旁的一个小绒绳


    几乎在他拉响铃绳的同时，书房的门被无声推开。不是穆勒，而是几位仆役，推着一辆覆盖着雪白桌布、摆放着银质餐盖的餐车走了进来。他们动作娴熟，安静迅速，在壁炉与书桌之间的空地上，摆开了一张小巧但精致的餐桌，两把高背椅，铺好餐巾，摆好闪亮的银质餐具和水晶杯。然后，他们揭开盘盖，将一道道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菜肴摆上餐桌。菜品并不奢华，但极其精致：清炖肉汤，烤小牛肉配时蔬，煎鲑鱼，新鲜沙拉，还有一小篮烤得金黄酥脆的面包卷。最后，是一瓶已经打开、正在醒酒器里呼吸的、深红色的葡萄酒。


    整个过程安静、高效，没有任何多余的声响或眼神交流。摆好后，仆役们微微躬身，无声退了出去，并轻轻带上了房门。


    “家常便饭，不必拘束。” 艾森巴赫站起身，走到餐桌主位坐下，示意克劳德坐在对面。


    克劳德依言坐下。餐桌上点着几支银质烛台，温暖的烛光与壁炉的火光交相辉映，驱散了书房的冷寂，营造出一种相对私密、甚至可以说“温馨”的用餐氛围，与刚才谈论“杀人”、“蛀虫”、“系统”时的冰冷气氛形成了奇异的反差。


    两人开始用餐。艾森巴赫的用餐礼仪无可挑剔，动作舒缓而精确，咀嚼无声。克劳德也保持着得体的仪态，但显然没那么“贵族化”，更显自然。


    起初是沉默，只有银质刀叉与瓷器轻轻碰撞的细微声响。艾森巴赫似乎真的饿了，专注地享用着面前的清炖肉汤。喝了几口后，他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角，仿佛很随意地开口：


    “鲍尔先生，你……也不小了吧？二十多了？”


    话题陡然从沉重的国事，跳到了纯粹的私人领域，而且是由宰相主动提起。克劳德心中微微一凛，但面上不动声色，切下一小块鲜嫩的烤小牛肉，送入口中，咀嚼咽下后，才平静地回答：


    “二十二了，阁下。”


    “二十二……” 艾森巴赫点点头，“正是年轻有为的年纪。以你现在的……嗯，‘名气’和地位，虽然根基尚浅，但前途看起来……嗯，也算有些光亮。就没想过……成个家？找个合心意的淑女？”


    “柏林城里，开明的贵族小姐不少，她们未必都只看重门第。一些新兴的、有教养的资本家女儿，也很欣赏有才华、有闯劲的年轻人。以你现在‘御前顾问’的身份，再加上陛下对你的……嗯，看重，如果你想，应该不难找到愿意与你交往，甚至谈婚论嫁的对象。这也能让你在柏林，更稳当地扎下根来。”


    这番话，听起来完全像是一个位高权重的长者，对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给予的关于个人生活的、再正常不过的建议和关心。甚至带着一丝“我可以帮你撮合”的隐含意味。


    但克劳德瞬间就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是在试探，试探他的个人野心和生活规划，试探他是否渴望通过婚姻融入柏林的上流社会，获取更稳固的“根基”。也是在评估，他是否是一个容易被“家庭”、“地位”、“安定生活”所吸引和束缚的人。一个有了家室、渴望安定的人，往往比一个了无牵挂的独行侠，更容易被预测和控制。


    克劳德放下刀叉，拿起酒杯，抿了一口那醇厚的红酒，让酒液在舌尖停留片刻，才缓缓咽下。


    “阁下说笑了。” 他摇了摇头，“成家？现在哪敢想这些。我这‘顾问’的头衔，听着光鲜，实则如履薄冰，朝不保夕。今天是座上宾，明天说不定就成了阶下囚，甚至……” 他顿了顿，没有说下去，但意思不言而喻，“天天琢磨着这些掉脑袋的事情，应付着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自己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都不知道能保到几时，哪有心思，又哪有资格，去耽误别人家好好的小姐？娶回来，是跟着我担惊受怕，还是等着给我收尸？”


    他说的全是实话，也是此刻最“正确”的回答。既表明了自己“无心于此”、“专注事业”，也委婉地拒绝了对方可能隐含的“联姻拉拢”意图，更示弱地强调了自己处境的危险和不确定，降低对方的戒心。


    “至于扎根……我现在就希望，哪天老天开眼，或者承蒙哪位贵人赏识，能让我发笔横财。不用多，足够我下半辈子不用再为五斗米折腰，不用再掺和这些要命的破事就行。找个风景好的安全国家，买栋小房子，雇个会做饭的厨娘，天天晒太阳、看书、钓鱼，想玩就玩，想躺就躺，安安稳稳，享受点天伦之乐……那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柏林这潭浑水，谁爱扎谁扎去。”


    这番话，更是将“胸无大志”、“只求自保”、“向往闲散富贵”的小人物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描绘的“理想生活”，完全是一个在权力漩涡中挣扎疲惫、只渴望抽身而退的普通人的幻想，与“野心家”、“改革旗手”的形象毫不沾边。


    艾森巴赫静静听着，手中的刀叉不知何时已经停下。他灰蓝色的眼眸注视着克劳德，看着他脸上那毫不作伪的疲惫和向往，看着他眼中那点对“安稳富贵”的纯粹渴望。这个年轻人，在谈论国家大事时目光锐利、思维缜密、充满侵略性；在谈论个人生活时，却流露出了如此“俗气”和“怯懦”的一面。


    矛盾，却又奇异地合理。或许，正是这种对自身处境危险性的清醒认知，和对平静生活的本能向往，才驱使着他如此拼命地想要“修补”帝国，避免其崩解？因为只有帝国稳定了，他这样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安全地“退休”，去享受他口中的“天伦之乐”？


    “呵……” 艾森巴赫从鼻腔里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轻笑，摇了摇头，重新开始切割盘中的食物，“你倒是坦诚。横财，天伦之乐……很实在的愿望。比那些满口‘为国捐躯’、‘名留青史’的漂亮话，听着顺耳多了。”


    他没有评价这愿望是否“没出息”，也没有嘲笑没有什么“横财”，只是将其定义为“实在”和“顺耳”。这本身，就是一种默认和……某种程度上的放心？一个只想要钱和安稳生活的“顾问”，比一个想要权力、想要改变世界、想要青史留名的“革命家”，显然要好掌控得多，也安全得多。


    餐桌上的气氛，似乎因为这番“交心”而变得更加“私人化”和松弛了一些。两人继续用餐，偶尔交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题，比如柏林春天的天气，某家餐馆的招牌菜，或者最近上演的某出歌剧。


    当最后一道甜点——一份精致的奶油草莓挞——被享用完毕，仆役悄无声息地进来撤走餐盘，重新斟上咖啡后，艾森巴赫端起那杯冒着热气的黑咖啡，没有加糖，也没有加奶。他吹了吹热气，然后开口说道：


    “对了，还有件事。”


    克劳德也端起咖啡，抬眼看向他。


    “我那个小女儿，艾莉嘉。你见过的。在咖啡馆。”


    “她很喜欢音乐，画画，读些诗歌小说。心思单纯，没什么城府，被我们保护得太好，对政治、军事、还有你文章里那些打打杀杀、钩心斗角的东西，一窍不通，也不该懂。”


    “她的世界很简单，也很美好。这就很好。我和她母亲，只希望她一直这样，简单，快乐，无忧无虑。”


    “所以，鲍尔先生，你很有才华，想法也多，陛下看重你，这很好。但你的那些……‘危险’的思想，你正在搅动的那些风云，还有你正在走的这条……嗯，布满荆棘的路，离她远一点。她不该被牵扯进去，哪怕一丝一毫。她不需要理解你的‘第三条路’，不需要关心西边的威胁，更不需要为帝国那些沉重的担子费神。”


    “她只需要弹好她的钢琴，画好她的画，在阳光下和女伴们喝茶聊天，计划下一次去哪骑马，就够了。这才是她应该有的，也将会一直拥有的生活。”


    说完，他不再看克劳德，只是低头，慢慢地、专注地喝着他的黑咖啡。


    克劳德早就预料到了。从在咖啡馆“偶遇”艾莉嘉，从艾森巴赫认出他的那一瞬间，他就知道，这位宰相必然会发出这样的警告。艾莉嘉是艾森巴赫的逆鳞，是他冰冷政治生命中唯一柔软而脆弱的部分。任何可能“污染”或“威胁”到这部分的人，都会被他以最坚决的态度排除。


    “我明白了，阁下。” 克劳德放下咖啡杯，“冯·施特莱茵小姐是一位非常善良、单纯的淑女。她的世界，确实应该保持应有的宁静与美好。请放心，我与她仅有数面之缘，谈论的也不过是些音乐和文学的闲话。我的工作，我的那些不成熟的想法，与她毫无关系，未来也不会产生任何不必要的交集。”


    他的回答，清晰、干脆，没有任何犹豫或辩解。他直接承认了艾莉嘉的“善良单纯”和“世界应保持宁静”，这等于默认了艾森巴赫的“保护”理念。然后，他撇清关系，强调“仅有数面之缘”、“谈论闲话”、“毫无关系”、“不会有不必要交集”。每一句，都在划清界限，都在向艾森巴赫保证：我不会碰你的女儿，不会让她涉入我的“危险”世界。


    这个回答，显然让艾森巴赫感到满意。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几不可察地点了一下头，继续喝着他的咖啡。那紧绷的气氛，似乎随着克劳德的明确表态，而稍微缓和了一丝。


    晚餐，或者说，这扬充满试探、交锋、警告与默契达成的“私人会面”，到此，似乎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