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核心会议审议通过《龙门复兴》计划的消息，如同一道无声的惊雷，在特定的圈层内迅速传开。没有锣鼓喧天的宣告，没有连篇累牍的社论，但整个国家机器的核心部件，都感受到了那股沛然而至、不容置疑的推力与转向力。对高晋而言，这意味着他的角色，必须从蓝图的总设计师，火速切换为工程的总指挥兼首席督战官。


    规划委大楼的气氛也随之转变。原先那种集中于笔端、凝神于数据的“密室锻造”感，被一种更开放、更紧迫、更富行动性的节奏取代。走廊里，抱着厚重文件夹疾步穿梭的人多了；会议室内，跨部门协调会的密度陡增；电话和内部通讯线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忙。


    草案经最后文字校准和法定程序后，即将正式颁布。但高晋明白，计划的权威，不仅来自于红头文件上的印章，更来自于它被理解、被分解、被坚定不移执行的程度。在文件正式面世前的窗口期，他必须争分夺秒，完成从“纸上规划”到“地上行动”的关键布局。


    他的第一项举措，是推动成立了“《龙门复兴》战略行动计划实施领导小组”，自己担任常务副组长，组长由一位负责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副总理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复兴办”）设在规划委，从各部委、重点省市区抽调了上百名精干力量，组成综合协调、政策研究、督查评估、宣传引导等若干职能组。“复兴办”被赋予了极高的协调权和督办权，其核心任务就是确保计划不跑偏、不打折、不空转。


    第二项举措，是启动“政策解读与实施路径细化工程”。高晋要求，“复兴办”牵头，各相关部委必须在计划正式公布后一个月内，拿出本领域配套的“实施细则”或“三年行动方案”。这些细则不能是原则重申，必须包含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责任链和量化指标。“我们要让每一项改革、每一个项目，都知道谁来做、怎么做、做到什么标准、何时完成。”他在第一次“复兴办”全体会议上强调。


    第三项举措，则更具突破性——试点先行与容错激励。高晋深知，计划中许多改革举措涉及深水区，全面铺开风险大、阻力强。他推动领导小组批准了第一批九个“综合改革试点”和二十余个“单项改革试点”，涵盖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县域公共服务能力振兴、跨区域利益分享等多个前沿或敏感领域。试点地区被给予更大的自主探索空间，同时，明确建立了“容错纠错”机制，对在改革创新中出于公心、程序合规、未谋私利但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予以宽容，重点总结经验。“要鼓励地方和部门敢闯敢试，为全国蹚路子、积经验。”高晋说。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高晋紧锣密鼓铺排落实架构时，几股潜流也在悄然涌动。


    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办公室主任刘振海，自那次不甚愉快的见面后一直保持沉默。但最近，他频繁出现在一些行业论坛和老同志座谈会上，发言中总是不忘强调“基础设施对稳增长的压舱石作用”、“重大工程建设的客观规律和必要周期”，并委婉提及“要防止因过度强调效益和风险，导致该上的项目不上，贻误战略机遇”。他的话，在特定的听众中引起共鸣。


    金融系统内部，关于穿透式监管具体标准和隐性债务化解节奏的“技术性讨论”，变得异常热烈且细节繁琐。一些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反映“操作难度大”、“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市场波动”，希望“给予更充分的过渡期和更灵活的执行空间”。这种“软阻力”看似配合，实则意在拖延和弱化。


    更值得警惕的是舆论场的某些微妙变化。几家颇具影响力的财经媒体和网络智库，开始连篇累牍地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再平衡”、“市场活力与政府干预的边界”、“全球化退潮下的开放风险”等宏大话题，虽不直接批评《龙门复兴》计划，但字里行间隐隐透出对计划中强化国家干预、追求更均衡发展取向的疑虑。这些文章往往引经据典，逻辑缜密，在知识界和商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高晋通过政策研究室的舆情系统，冷静地观察着这些动向。他知道，这是利益格局即将被触及前的本能反应，是旧有发展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最后徘徊。刘振海代表的是传统增长路径依赖，金融系统的“技术性质疑”背后是利益调整的阵痛，而舆论场的讨论则反映了部分精英阶层对变革方向的不安。这些阻力不会公开对抗中央决策，但会渗透在执行的每一个环节，试图让计划“形至而实不至”。


    他决定采取一种“聚焦关键、以点带面、廓清迷雾”的策略。


    首先，他亲自约谈了刘振海。“刘主任，计划已经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原则和新机制，必须不折不扣执行。”高晋开门见山，“我知道您有不同看法，但在执行层面，我需要您和基建协调办的全力支持。第一批重大项目评估已经启动，我希望评估结果是专业、客观、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关系到计划的公信力，也关系到您部门的信誉。”话语平和，但分量极重。他给了刘振海压力，也给了台阶——在专业框架内发挥作用。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其次，针对金融领域的“软阻力”，高晋推动“复兴办”金融组，会同央行、金稳委，迅速组织了几场闭门的“实施细则攻坚会”。他要求，必须在一个月内，拿出清晰无误、可操作性极强的监管标准、债务分类化解方案和过渡期安排。“争议要在细则形成过程中充分暴露和解决，不能把模糊地带留给执行阶段。”他明确指示，“对于确实存在的短期困难，设计好缓冲工具；但对于改革的核心原则，寸步不让。”


    最后，对于舆论场的讨论，高晋没有选择直接驳斥，而是指示“复兴办”宣传引导组，协同中央主要媒体和研究机构，启动一项大规模的“《龙门复兴》计划深度解读”工程。解读不回避争议，而是用扎实的数据、鲜活的案例（如河陇转型、县域教育试点）、清晰的国际比较，深入浅出地阐释计划背后的逻辑、迫切的必要性和系统的风险防控设计。“要用事实和逻辑，赢得最广泛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知识界和商界的理解。”他对宣传组负责人说，“同时，密切关注那些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可以主动邀请他们参与相关调研和座谈，把讨论引导到建设性的轨道上来。”


    就在高晋多线应对、全力推进之时，第一个实质性考验不期而至。


    “复兴办”督查组接到报告：被列为“县域公共服务能力振兴计划”首批重点支持对象之一的中部某县（正是之前写信反映高中困境的那个县），在推进公立高中改革与引入社会力量补充的试点方案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阻力并非来自民众或教师，而是来自县里部分老干部和本地一些与原教育系统关系密切的企业家。他们以“保持教育稳定”、“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尊重本地实际”为由，对改革方案中的教师聘任改革、后勤社会化运营等关键条款提出质疑，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市里、省里反映，试点工作陷入僵局。


    这看似是一个基层的具体问题，却蕴含着极大的象征意义和扩散风险。如果连这样一个国家高度关注、方案相对完善的试点都在基层卡壳，那么更大范围、更复杂的改革将如何推行？


    高晋接到报告后，没有批示层层下发，也没有直接出面干预。他让“复兴办”副主任带领一个由教育、财政、人社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小型工作组，立即赴该县。工作组不带任何预设结论，只带去两个任务：一是召开多层面座谈会，把所有的疑虑、担忧、利益诉求摆在桌面上听清楚；二是依据国家计划和省里批复的试点原则，与县里一道，逐条分析现有方案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和可能的调整空间，寻找最大公约数。


    临行前，高晋对副主任只说了一句话：“原则必须坚持，方法是灵活的。要让县里的同志明白，试点是国家赋予的责任和机遇，不是负担。同时，也要让那些有疑虑的人看到，改革是为了把教育办得更好，不是为了否定过去，更不是为了少数人利益。”


    工作组下沉到县里，经过一周密集、耐心甚至有些艰难的工作，最终促使各方达成了妥协方案：核心教学业务和教师主体地位保障不变，后勤社会化运营引入更公开透明的招标程序并强化监管，同时设立由家长、教师、社会人士组成的校务监督委员会。方案调整后，试点得以继续推进。


    消息传回，“复兴办”迅速将此案例整理成简报，呈送领导小组并抄送相关部委和省份。简报不仅汇报了结果，更详细分析了阻力产生的根源、化解的过程和方法论。高晋在简报上批示：“此案例具有普遍参考价值。改革进入施工阶段，必须高度重视基层落实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既要传递压力，也要给予支持；既要坚持方向，也要讲究策略。‘复兴办’和各牵头部委，要建立快速响应和协调解决基层试点难题的机制。”


    破晓时分，天色将明未明。高晋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城市渐渐苏醒。他知道，《龙门复兴》计划这艘巨轮，已经拔锚起航。前方绝非风平浪静，暗礁、浅滩、逆流乃至风暴都在所难免。但航向已定，动力已启，他和他所带领的这支新生的“督战”队伍，必须成为最坚定的了望者、操舵者和破浪者。


    他从抽屉里拿出那份厚重的计划最终版，轻轻摩挲着封面。蓝图已定，接下来，是一场更为波澜壮阔、也更为艰苦卓绝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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