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三到初六，日子像被按下了欢快的重复键。


    每天午饭后不久，院门外准会响起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和熟悉的吆喝声。


    老乔、老袁、杜鹃他们又来了，裹挟着一身外面的寒气，脸上却带着过年特有的兴奋。


    乡里那间新开的舞厅，连下午场也照常营业，自然成了我们这群年轻人最好的据点。


    午后的舞厅比夜晚清静许多。


    音乐依旧喧腾，鼓点敲打着耳膜。


    我们踏着不算熟练的舞步，在并不宽敞的水泥地上旋转、碰撞，汗水很快洇湿了新毛衣的领口，带着一股热烘烘的毛线味。


    跳累了，就挤在墙边的长条木凳上，来瓶北冰洋的橘子汽水。


    玻璃瓶冰凉，甜腻的气泡在舌尖炸开。


    闲谈像汽水的气泡，自然地冒出来。


    杜鹃用吸管戳着瓶底：“过了年我就去青城，加油站找好活了，一个月一百六，管住。先干着呗。”


    青子话里带着对远方的向往：“我准备去北京，我表姐在那边的宾馆客房部，说能带我。”


    长安街，天安门……想想都激动。


    问到老袁，他抓抓头发，有点不好意思：“我？再读一年试试呗。实在考不上……考不上就拉倒！”


    这话引来一阵善意的哄笑。


    几个促狭鬼挤到徐泽身边：“哎，你跟青子，啥时候把事儿定下来啊？我们都等着喝喜酒呢！”


    徐泽正低头给青子剥橘子，闻言耳根有点红，偷偷瞄了青子一眼，小声嘀咕：“看她呗……我听她的。”


    青子接过橘子瓣，大大方方地笑起来，声音清脆：“今年冬天吧。”


    语气平常得像在说明天吃什么饭，让起哄的我们都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响亮的笑声和掌声。


    我们又嘻嘻哈哈地去“围攻”另一对，苏霞和满乐。


    他俩被大家闹得满脸通红，只是抿着嘴笑，任怎么问也不接话。


    都是大人了。


    这些话题——工作、远行、婚姻——不再像小时候谈论“将来想当科学家还是老师”那样带着童话般的飘渺。


    我坐在他们中间，听着，笑着，汽水瓶上的水珠冰凉地沾湿指尖。


    当他们把话题抛向我，我只简单地说：“在青城开了个小理发店，先干着看看。”


    舞曲换了一支又一支，从欢快的“恰恰”转到舒缓的“慢四”。


    灯光调暗时，总有村里后生凑过来伸出手：“霞子，跳一个呗？” 我大多不拒绝，搭上对方汗湿或紧张的手，随着节奏慢慢旋转。


    瑞雪常在一旁笑着咬耳朵：“咱霞子快成这舞厅的‘台柱子’啦，看那些小伙子的眼神！”


    我知道自己有些不一样了。


    或许是在外半年的打磨，站在光影摇曳的舞池，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些追随的目光，比以往更密集，也更灼热。


    我穿着另外一套黄色毛衣，白色裤子！小黑靴子！


    热闹是真热闹，开心也是真开心。


    初六的傍晚，日头西斜，我们从依旧喧闹的舞厅出来。


    夕阳把一排歪歪扭扭的影子拉得很长，交错叠印在冻土上。


    大家七嘴八舌地约着明天最后再聚一次，因为初七一过，许多人就要踏上离家的路。


    “霞子，你是初八走吧？” 杜鹃问。


    “嗯，初八一早走！


    “行！等我在青城落了脚，安顿好了，指定去找你玩去。”杜鹃搂着我的肩膀说。


    “好！一定来看我。”


    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分别，互相捶打着肩膀，说着“到了写信”、“常联系”、“混好了别忘了兄弟”之类的话。


    推着自行车走进自家院子。


    妈妈正在灶台边忙碌，听见动静回过头，脸上带着无奈的神情。


    “你呀，可算是玩野了，也不回旗里。”


    她擦了擦手，“你是答应下谁了？”


    “人家可是从初二，天天跟着红红来一趟家里，问你回来没有。”


    我愣住了，脑子一时没转过弯：“……啊？谁？天天和红红来？”


    “还能有谁？”


    肯定就那个……铁柱……”


    记忆猛地回笼。


    一次次送来的食物，我客套的那句“过年来找我玩”。


    我原以为那只是离别时随口一说，就像许多“以后常联系”一样，会消散在时间里。


    “我……我咋把这事给忘了。”


    我喃喃道，心里突然有点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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