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上海打起来了。


    消息传到店子上时，泽喜正在给墙顶加瞭望台。这是他自己设计的，墙顶用青砖砌出半人高的垛口，中间留瞭望孔，人在里面能站着射击，外面打不着。


    “四哥！上海开战了！”泽全拿着报纸跑上墙，气喘吁吁，“日本人打上海，国军守着呢！”


    泽喜放下瓦刀，接过报纸。头版是大字标题：“淞沪会战爆发，国军奋勇抵抗”。他识字不多，可这几个字认得。


    “上海在哪儿？”他问。


    “东边，靠海。”泽全说，“离咱们这儿，一千多里。”


    “一千多里……”泽喜望向东方。天是蓝的，云是白的，看不见战火，可他知道，战火正烧着，会一路烧过来，像野火燎原。


    “四哥，咱们这墙……”


    “不够。”泽喜打断他，“得加厚，加高。地窖也得挖深，能藏更多人，更多粮食。”


    “可现在哪有人力……”


    “没人也得干。”泽喜说，“明天开始，全村动员。男人砌墙，挖地窖。女人做干粮，缝衣服。孩子……孩子去捡砖，捡柴。”


    “这要花多少钱啊……”


    “钱是人挣的，命是钱买不来的。”泽喜看着弟弟，“泽全，你去跟爹说，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不够，我去借。”


    “借？找谁借？”


    “找能借的人。”


    当天晚上，泽喜去了九队张家。


    张家是店子上最大的地主，有良田百亩，瓦房十几间。张老爷六十多了，瘦高个，留山羊胡，戴着老花镜，正在书房看《三国演义》。


    “泽喜啊，稀客。”张老爷放下书，“坐。”


    “不坐了，张老爷。”泽喜站着说，“我来，是想跟您借点钱。”


    “借钱？做什么用？”


    “砌墙，挖地窖，囤粮食。”泽喜说，“日本人要打过来了，咱们得早做准备。”


    张老爷笑了，笑容里带着嘲讽：“泽喜，你一个砌墙的，操这心干什么？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咱们这儿离前线还远着呢。”


    “不远了。”泽喜说，“日本人占了华北，占了上海，下一步就是南京。南京一丢，湖北就是前线。”


    “那也轮不到咱们操心。”张老爷端起茶碗，吹了吹浮沫，“有国军呢，有蒋委员长呢。咱们老百姓，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张老爷，”泽喜声音沉了沉，“日本人打过来，可不管你是地主还是佃户。墙倒了，谁都活不成。”


    “活不成？”张老爷放下茶碗，“我张家在店子上三百年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太平军没倒，捻军没倒，北伐军也没倒。日本人？能奈我何？”


    泽喜知道说不通了。他转身要走，张老爷叫住他。


    “泽喜，你要真缺钱，我给你指条明路。”张老爷说，“保安团刘团长，正在招人修工事。你去，凭你的手艺，一个月能挣十块大洋。不比在这儿砌墙强？”


    泽喜没说话，走了。


    走出张家大门，他回头看了一眼。朱漆大门，石狮子，高墙深院。像一座堡垒，可这堡垒，是纸糊的。


    炮一响，就塌了。


    第二天，泽喜去了县城保安团。


    刘团长还是那个刘胖子，只是更胖了，军装绷得紧紧的，像要裂开。他坐在团部里，翘着二郎腿，抽着烟。


    “王泽喜？哦，想起来了，砌墙的那个。”刘团长吐了个烟圈，“怎么，想通了？来给我干活？”


    “是。”泽喜说，“听说团里要修工事，我来。”


    “行啊。”刘团长站起来，拍拍泽喜的肩，“你是个人才。这样，城东要修个碉堡，你负责。一个月，十块大洋，管吃住。”


    “工钱我不要。”泽喜说。


    “不要？”刘团长愣了，“那你要啥？”


    “要粮食。”泽喜说，“十块大洋，折成粮食，大米、面粉、杂粮，都行。还有，要石灰，要砖。”


    刘团长盯着他看了半天，笑了：“王泽喜，你这是要囤粮备战啊。”


    “是。”


    “行，有远见。”刘团长拍板，“粮食，我给你。石灰、砖，团里出。但你得给我把碉堡修结实了，要能挡炮弹。”


    “放心。”


    从那天起，泽喜开始两头跑。


    白天在县城修碉堡，晚上回店子上砌墙。他把从保安团挣的粮食，一袋一袋运回店子上，存在地窖里。石灰、砖，能省就省，偷偷运回一些。


    店子上的人不理解。陈老三来找他：“泽喜，你真给国民党干活？”


    “三爷，”泽喜一边和灰一边说，“我不是给国民党干活，是给店子上干活。没这些粮食，真打起来，咱们撑不过一个月。”


    “可那是国民党的粮食……”


    “粮食就是粮食，不分国民党共产 党。”泽喜说，“能活命，就是好粮食。”


    陈老三叹口气，不说话了。


    泽全帮着记账。每一袋粮食，每一块砖，每一袋石灰，都记在本子上。本子是他从劝学所要的，用毛笔写，工工整整。


    “哥，咱们现在有三千斤粮食了。”泽全说，“够全村人吃三个月。”


    “不够。”泽喜说，“要囤够一年。”


    “一年？哪来那么多粮食？”


    “我去挣。”


    十月底，南京丢了。


    消息传来时，店子上炸了锅。南京是首都，首都都丢了，中国是不是要亡了？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有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往西逃。张家也慌了，张老爷派人来找泽喜。


    “泽喜啊，上次是我不对。”张老爷这次客气多了，“你看，咱们这墙，还能不能加高些？钱，我出。”


    “能。”泽喜说，“但光加高没用。得在墙外挖壕沟，设陷阱。墙内要修暗道，通地窖，通长沟。这些，都要人，要钱。”


    “人，我出佃户。钱，你要多少？”


    “五百大洋。”


    “五百？”张老爷倒吸一口凉气，“这也太多了……”


    “张老爷，”泽喜看着他，“命和钱，哪个重要？”


    张老爷沉默了很久，最后咬牙：“行，五百就五百！”


    从那天起，店子上的工程全面铺开。


    墙加高到三丈，厚四尺。墙外挖了两丈宽的壕沟，沟底插竹签，浇上粪水——泽喜说，这样伤口容易感染，日本人不敢轻易过。墙内修了三条暗道，一条通王家老宅地窖，一条通长沟，一条通后山。


    全村能动的都上了工地。男人挖沟、砌墙，女人做饭、送水，孩子捡砖、拾柴。连张家那些佃户，也来了——张老爷发了话，来干活的，免一年租子。


    泽喜是总指挥。他一天只睡两三个时辰，其余时间都在工地上。看图纸，放线，检查质量。哪里砖砌歪了，哪里灰抹薄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里，重砌。”他指着一处墙脚，“砖缝没灌满，一下雨就渗水，冬天一冻就裂。”


    “四哥，这都砌第三遍了……”一个年轻工匠抱怨。


    “砌十遍也得砌。”泽喜说，“墙是保命的，马虎不得。”


    年轻工匠不敢说话了，低头重砌。


    泽全身子弱，干不了重活，就在旁边帮忙算料。多少砖，多少灰，多少人工，他算得清清楚楚。有时泽喜忙不过来，他就帮着看图纸，发现问题及时说。


    “哥，东墙那段，地基好像有点软。”有天晚上，泽全对泽喜说。


    泽喜去看，果然。那段墙挨着长沟，地下是淤泥，地基没打实。他让人把那段墙拆了，重新挖地基，垫碎石，夯了三遍，再砌。


    “幸亏你发现了。”泽喜对泽全说，“要不这段墙，迟早要倒。”


    “我也是瞎琢磨。”泽全不好意思地笑。


    十二月初，武汉会战的消息传来。


    日本人要打武汉了。襄阳是武汉的门户，一旦武汉开打，襄阳就是前线。


    店子上更紧张了。墙已经基本完工，地窖也挖好了，能藏全村人。粮食囤了五千斤，够吃半年。可人心惶惶，总觉得不够。


    这天，泽喜从县城回来，带回来一个消息。


    “保安团要撤了。”他对王文修说，“刘胖子说，上峰有令，保安团要往西撤，保重庆。”


    “那咱们……”王文修手抖了抖，烟袋锅子差点掉地上。


    “咱们不走。”泽喜说，“咱们有墙，有粮，有人。守得住。”


    “可保安团都撤了……”


    “保安团撤了更好。”泽喜说，“他们在，咱们还得防着他们抢粮。他们走了，咱们自己守。”


    话是这么说，可心里没底。


    保安团有枪，有炮，都守不住。他们这些老百姓，拿什么守？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日本人真打过来了。


    先是飞机轰炸。一天十几趟，贴着汉水飞过来，扔炸弹。店子上挨了三颗，炸塌了五间房，死了七个人。


    泽喜带着人，把死者埋了，把伤者抬进地窖。地窖里点着油灯，挤满了人。孩子哭，女人哭，男人咬着牙，不说话。


    “这样不行。”泽喜对王文修说，“得把人都疏散到后山去。地窖只能藏一时，藏不了一世。”


    “可后山没吃没喝……”


    “我带人去挖山洞。”泽喜说，“挖大点，能住人，能存粮。”


    “现在挖，来得及么？”


    “来不及也得挖。”


    当天晚上，泽喜带着二十几个青壮年，上了后山。后山是石山，难挖。可没别的办法。他们用铁镐挖，用炸药炸——炸药是从保安团撤走时扔下的军火库里捡的。


    挖了三天三夜，挖出个能容百人的山洞。又把粮食、被褥、药品搬进去。全村人，分批住进去。


    泽喜没进去。他留在村里，带着保乡队的三十几个人，守着那堵墙。


    “四哥，你也进去吧。”泽全说。


    “我不进。”泽喜说，“我得守着。墙在，人在。墙倒了，人就没了。”


    “可万一……”


    “没有万一。”泽喜拍拍他的肩，“你进去，照顾好爹娘，照顾好乡亲。外面的事，交给我。”


    泽全眼圈红了：“哥，你小心。”


    “知道。”


    四月，日本人的地面部队到了。


    先头部队是一个中队，一百多人，沿着汉水往西打。路过店子上时，停下来了。


    泽喜在瞭望口看着。日本人的军装是土黄色的，钢盔是绿色的，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反着光。


    “准备。”他对身后说。


    保乡队的人，枪上了膛。都是老套筒，汉阳造，最好的也就是几支三八式，是打日本人缴获的。


    日本人没急着进攻。他们围着墙转了一圈，指指点点。然后，一个军官模样的，拿着喇叭喊话。


    “里面的，中国兵，出来投降！皇军优待俘虏！”


    没人理他。


    军官又喊了几遍，见没动静，挥手。几个日本兵抬着梯子，往墙边冲。


    “打！”泽喜下令。


    枪响了。老套筒的声音闷，三八式的声音脆。子弹打在日本人身上，倒了好几个。剩下的退了回去。


    日本人恼了。架起迫击炮，轰墙。


    “轰！轰！轰！”


    炮弹落在墙上，炸开。砖石飞溅，灰尘漫天。可墙没倒——泽喜砌的是“蝎子倒扒墙”，炮弹炸开，冲击力被斜向的砖结构分散了，墙身晃了晃，又稳住了。


    日本人愣了。他们没想到，一堵土墙，这么结实。


    又轰了几炮，还是没倒。日本人不敢再浪费炮弹——他们的补给线长，炮弹金贵。


    军官挥手，撤退了。


    保乡队的人松口气。可泽喜知道，没完。日本人还会来。


    果然，三天后，日本人又来了。这次来了一个大队，三百多人，带着重机枪，带着山炮。


    “这次扛不住了。”陈小狗脸色发白。


    “扛不住也得扛。”泽喜说，“去，把后山的乡亲，再往深山里撤。咱们在这儿，能拖多久拖多久。”


    “四哥，那你……”


    “我留下。”泽喜说，“你们也走。”


    “不行！”陈小狗说，“要死一起死！”


    “放屁！”泽喜骂，“死什么死？咱们是保乡的，不是送死的！你们走了，我才有机会脱身。都挤在这儿，一个也跑不了！”


    众人不动。


    泽喜急了，拔出腰里的盒子炮——那是伯爷传给他的，王家的祖传瓦刀他埋在地窖里了，这把枪，是他现在的命。


    “走！这是命令！”


    众人这才动了，一个个从暗道撤走。


    最后，墙里只剩泽喜一个人。


    他爬上瞭望口，看着墙外黑压压的日本人。三百多人，山炮已经架好了，炮口对着墙。


    他笑了。


    笑得很冷。


    “来吧。”他低声说，“让爷爷看看，你们有多大能耐。”


    炮响了。


    墙，塌了。


    可泽喜没死。在炮响的前一刻，他跳进了暗道。暗道通长沟，他从沟里爬出来时，浑身是泥，可还活着。


    回头看看，那堵他砌了三年，守了三天的高墙，成了一堆废墟。


    废墟上，日本人的太阳旗，插上去了。


    像插在他心上。


    疼。


    可疼也得忍着。


    因为他活着。


    活着，就能再把墙砌起来。


    活着，就能把日本人赶出去。


    活着，就能把王家，传下去。


    他转身，钻进芦苇荡，消失了。


    身后，是冲天的火光，是日本人的狂笑，是店子上，沦陷的第一天。


    也是他，王泽喜，真正成为战士的第一天。


    （第十二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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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章预告】


    第十三章 暗战（1938-1940）


    店子上沦陷，泽喜转入地下斗争。他如何组织游击战？如何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重建保乡队？而王家的人，在深山老林里，又将如何生存？泽全这个病弱的书生，会在战争中扮演什么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