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流浪汉的秘密


    赵老四的审讯像陷入了一片泥泞的沼泽，无论我们怎么引导，他的话都像断了线的风筝，东一句西一句，越来越离谱。前一刻还拍着胸脯说自己是退伍军人，参加过边境作战，立过三等功，可当我们问起具体的部队番号和作战时间时，他却支支吾吾，眼神躲闪，最后被我们戳穿，索性抱着头蹲在地上哭哭啼啼，说自己是被家里人抛弃的可怜人，从小没爹没妈，只能靠乞讨为生。


    段旭没闲着，他拿着赵老四的指纹和照片，跑了趟县局档案室，翻了整整两天的旧档案，终于查到了他的底细。“赵老四本名赵建军，老家是邻县赵家庄的，十年前因为盗窃村里的变压器铜芯被判了三年刑，出狱后就没了音讯。”段旭把一份泛黄的卷宗放在我桌上，里面有赵建军的入狱照，那时他还年轻，眼神里带着股狠劲，和现在这副颓废模样判若两人，“我托人去赵家庄问了，他爹娘早逝，唯一的哥哥五年前就搬去新疆了，跟他断了联系。”


    “他身上的疑点太多了。”段旭指着刚出来的体检报告，眉头拧成个疙瘩，“你看这里，他的右手食指有陈旧性骨折，愈合得不太好，指关节有点变形，像是长期握着某种圆柱形工具造成的，比如扳手、锤子之类的，这可不是一个常年乞讨的流浪汉该有的痕迹。而且我上次审他，提到铁锈味的时候，他的瞳孔收缩得特别厉害，反应比一般人强烈得多，像是对这味道格外敏感。”


    我们决定换个策略，重新提审赵老四。这次没再提姚富的案子，也没问那把刺刀，只是搬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跟他聊起了过去。从他流浪的地方说起，问他哪个村子的人最热情，哪个城镇的剩饭最好讨。赵老四一开始还戒备着，话不多，可聊着聊着，话匣子渐渐打开了，说起在南方某个小镇，有个老太太每天都会给他留个热馒头，眼睛里还泛起了点光。


    当我随口提到“部队”两个字时，他端着水杯的手猛地顿了一下，眼神明显亮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刺中了，可那光亮转瞬即逝，又黯淡下去，只剩下麻木。“我……我没当过兵。”他的声音有些发飘，不敢看我的眼睛，低头喝了口水，掩饰着自己的慌乱。


    “那你这手是怎么回事？”段旭适时地插话，手指了指他那根变形的食指。


    赵老四下意识地把右手藏到身后，左手紧紧攥着衣角，过了半晌才含糊地说：“在……在工地上被钢管砸的，好多年前的事了，记不清了。”


    “哪个工地？什么时候砸的？跟谁一起干活？”我追问，语气平静却带着股不容置疑的劲儿。


    他答不上来，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索性把眼睛一闭，往椅背上一靠，装起了死，任我们怎么问，就是不开口。我知道，他心里肯定藏着事，而且是件不小的事，但目前看来，这事儿跟姚富的案子关联不大，他最多就是个碰巧撞见命案、顺手牵羊拿走刺刀的盗窃未遂犯。


    直到后来，李铁匠的判决下来了——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姚二因委托锻造凶器，被判了缓刑，赵老四也因为盗窃未遂，被判了六个月拘役。就在大家都以为这案子彻底了结的时候，赵老四突然要求见我。


    他坐在审讯室里，穿着看守所发的蓝布囚服，头发剪短了，脸上也干净了些，看着比之前精神了不少，眼神里没了之前的疯疯癫癫，多了种说不清的平静。“周警官，我想告诉你件事。”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我认识李铁匠，二十年前，我们在一个工地上打工，就是山西那个煤矿的工地。”


    我心里一动，示意他继续说。


    “那时候我叫赵建军，在工地上当焊工，李铁匠是铁匠，负责修些工具，姚富跟我们也在一个工棚，干的是架子工。”赵老四的眼神飘向了远方，像是回到了二十年前，“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工地上停工，我跟李铁匠、姚富还有几个工友在工棚里喝酒。喝到一半，姚富跟李铁匠吵了起来，就因为那个叫秀兰的姑娘……”


    他说，后来姚富气冲冲地跑出了工棚，李铁匠也跟着追了出去，他担心出事，也跟了上去，远远地看着两人在脚手架下拉扯。“我看见姚富骂骂咧咧的，说要让李铁匠好看，然后……然后他就自己解开了脚手架上的安全绳，还冲李铁匠炫耀，说‘你敢推我吗？’”赵老四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浓浓的愧疚，“李铁匠当时气疯了，上去跟他厮打，混乱中，姚富脚一滑，就掉了下去……我当时吓得没敢作声，躲在暗处，看着李铁匠慌慌张张地跑了，才敢出来报了警。”


    可报警的时候，他没敢说姚富是自己解开的安全绳，只说了两人打架，姚富失足掉了下去。“我怕啊，姚富在工地上认识不少混社会的，我一个外地打工的，哪敢得罪他们？”赵老四的头垂得很低，“后来听说李铁匠残了，姚富娶了秀兰，我心里一直不安，觉得是我害了李铁匠。这些年流浪，其实就是想找机会赎罪，可一直没勇气……”


    他去姚富家，确实是想偷点东西，那天晚上饿极了，看见姚富家大门没关，就溜了进去。“进去就看见姚富躺在地上，浑身是血，我吓得差点尿裤子，刚想跑，就看见那把刺刀掉在旁边……”赵老四说，他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着“姚富死了，报应来了”，又想起当年自己的懦弱，鬼使神差地就把刺刀拿走了，“我拿走是想留个证据，万一以后有人查起来，也算我做了件好事，弥补一下当年的亏欠。”


    这个真相让我沉默了很久。一个看似浑浑噩噩的流浪汉，心里却藏着二十年的愧疚，用自己最笨拙、最极端的方式，试图弥补当年的懦弱。人性的复杂，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像块粗糙的石头，敲开了能看见里面藏着的、并不光亮却无比真实的内核。


    我让段旭把赵老四的供述记录在案，虽然这改变不了他盗窃未遂的判决，却能让李铁匠的案子多一份佐证。走出审讯室时，外面的阳光正好，可我心里却沉甸甸的，像压了块石头。


    八：暗流汹涌


    姚富的案子结了，卷宗被整理好，放进了档案室的铁柜里，落了锁。可申菜园村并没有因此恢复平静，反而像是被投入了一颗石子的池塘，涟漪久久不散。


    姚二因为委托锻造凶器，虽然没直接参与杀人，也被判了缓刑。回到村里后，走到哪儿都能感受到背后的指指点点。有人说他心狠手辣，为了半分地连亲哥都害；有人说他是被李铁匠利用了，也是个可怜人。不管是哪种说法，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没过多久，他就把那二亩水田便宜卖给了村里的王大爷，收拾了个小包袱，搬到县城打工去了，临走前没跟任何人告别，据说去了建筑工地，再也没回过申菜园村。


    李铁匠的儿子李伟，在父亲入狱后，来派出所见过我一次。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手里捧着面锦旗，上面绣着“正义昭彰”四个金字。“周警官，谢谢你。”他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喜怒，“我爹做错了事，该受罚，但他心里的苦，总算有人知道了。”他说要留在老家，守着父亲的铁匠铺，把那门手艺捡起来，等父亲出来，父子俩一起过日子。


    张副局长来所里视察时，翻了翻姚富案的卷宗，拍着我的肩膀说：“明森啊，这案子办得不错，细节抓得准，逻辑也清楚，没给咱们公安丢人。”我笑了笑，没说话，心里却沉甸甸的。破了案，没想象中的成就感，反而觉得像是亲手打碎了什么珍贵的东西，碎片扎得人心里发疼。


    那天下午，我没什么事，开着吉普去了趟申菜园村。站在姚富家的院子外，看着那扇斑驳的木门紧闭着，门缝里能看见院子里已经长满了杂草，有半人高，把之前的血迹和狼藉都掩盖了。王大爷背着个竹筐路过，筐里装着刚割的野菜，看见我，叹了口气：“周警官，你又来了？”


    “随便逛逛。”我递给老人一支烟。


    王大爷点燃烟，抽了一口，望着姚富家的院子，眼神复杂：“都是命啊。要是当年李铁匠没从脚手架上掉下来，姚富没那么霸道，说不定现在还是好兄弟，逢年过节还能坐在一起喝两盅。”他顿了顿，又说，“秀兰那姑娘也是个苦命人，夹在中间，受了一辈子气……”


    夕阳把远处的麦田染成了金红色，风一吹，麦浪翻滚，沙沙作响，像是有无数人在低声诉说着什么。我忽然明白，有些案子，破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那些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恩怨、执念、懦弱，像地里的根须，盘根错节，早就和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拔出来的时候，会连带着扯出一大块血肉，留下的伤口，很久都好不了。


    回到所里时，李振猛正在整理档案，桌子上堆着一摞厚厚的卷宗。看见我进来，他笑着说：“周哥，你可回来了。段哥刚才还说，等你有空，晚上去他那儿吃烤串，他新买了套烤具，说比用解剖刀改的顺手多了。”


    我点点头，走到窗边，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叶子还是那么绿，绿得发亮，蝉鸣依旧那么响，声嘶力竭的，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就像那棵槐树，表面看着枝繁叶茂，谁知道地下的根有没有被虫子蛀了呢？


    九：第二个受害者


    就在姚富案过去一个月，麦子刚割完，地里开始种玉米的时候，申菜园村又出事了。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姚富案的后续材料，李振猛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手里捏着个响个不停的电话：“周哥，申菜园村……申菜园村又死人了！是代销点的李老板！”


    我的心猛地一沉，手里的钢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墨水在档案纸上晕开一个黑团。“怎么死的？”


    “听说是……是被人用刀捅死的，跟姚富一样！”小李的声音都带着颤音。


    怎么会？难道是模仿作案？我捡起钢笔，抓起警帽就往外走：“叫上段旭和长坡，备车！”


    赶到申菜园村时，代销点周围已经围了不少村民，议论声嗡嗡的，像一群炸开的马蜂。看见我们的警车，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段旭已经带着勘查箱在里面忙活了，他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和手套，正蹲在柜台后面仔细检查尸体。


    “怎么样？”我走过去，尽量压低声音，不想惊扰了周围的村民。


    段旭站起身，摘下口罩，脸色凝重得像块铁板：“伤口在胸口，也是三棱刺刀造成的，深度和角度跟姚富案几乎一样。”他顿了顿，指了指旁边一个装着物证的透明袋子，“但有个区别——这次在刺刀留下的铁锈渣里，除了锰钢成分，还检测出了焊锡的痕迹，这在姚富案里是没有的。”


    李老板倒在柜台后面，脸朝下趴着，手里还紧紧攥着个牛皮纸账本，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我示意段旭小心点，把账本取出来。账本的纸页已经泛黄，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记着每天的流水，最后一笔记录是头天晚上十点，卖给“一个戴帽子的男人”一瓶二锅头，收了五块钱。


    现场被处理得很干净，地上铺着层细沙，没留下任何脚印，显然凶手很小心。但段旭在墙角的一个旧麻袋后面，发现了半个烟蒂，被踩得扁扁的，一看牌子——还是“白河桥”。


    “拿去化验了吗？”我问。


    段旭点点头：“刚让小张送县局了，不过我看这烟蒂的牌子和被咬的痕迹，有点眼熟。”


    果然，傍晚的时候，化验结果出来了。段旭拿着报告走进来，把一张纸拍在我桌上：“和姚富案门槛内侧的那半枚烟蒂比对过了，DNA完全一致。”他指着报告上的名字，“是赵老四的。”


    赵老四？他不是因为盗窃未遂被判了六个月拘役，在看守所里服刑吗？我心里咯噔一下，立刻让人去看守所核实。结果很快反馈回来——赵老四在三天前，因为“表现良好”，加上刑期较短，已经提前释放了。


    “这小子，释放了居然不打招呼就跑了！”刘长坡一拳砸在桌子上，“肯定是他干的！杀了姚富不够，又杀了李老板！”


    我们立刻驱车赶往村东头的破庙，想看看赵老四是不是躲在那里。破庙还是那副破败模样，神像塌了半边，野草长得比人高。可里面空空如也，赵老四不在。只有他那件破旧的棉袄扔在草堆上，棉袄口袋里鼓鼓囊囊的。


    我伸手进去一摸，摸出张折叠起来的纸条，是用作业本纸写的，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左手写的：“不是我杀的，是他回来了。你们小心。”


    “他指的是谁？”刘长坡皱着眉，把纸条凑到灯下看了又看，“难道是李铁匠？可他还在看守所里，戴着脚镣手铐，根本不可能出来！”


    我捏着那张粗糙的草纸，指尖能摸到字迹凹陷的痕迹，最后那个“了”字拖了长长的一笔，像道没愈合的伤口，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不是李铁匠。”我走到破庙门口，望着外面被踩得稀烂的泥地，那里有一串新的脚印，还很清晰，“你看这脚印，尺码比赵老四的大一号，鞋纹是那种带波浪形的，是最近城里年轻人流行的旅游鞋款式，赵老四可穿不起这种鞋。”


    我蹲下身，仔细看了看脚印的深度和间距：“是个年轻人，身高大概一米七五左右，体重不轻，而且他对这里很熟，知道赵老四藏在破庙，甚至可能……认识李铁匠，知道他的手法。”


    回到所里，我们立刻调阅李铁匠的卷宗，重点排查他入狱后接触过的人。一个名字跳了出来——李伟。档案显示，他每周都会去看守所探望父亲，每次都要聊上一个多小时，有时候还会带些吃的和衣服进去。


    更可疑的是，我们走访申菜园村的村民时，有个老太太说，李老板死的前一天下午，她看见过一个年轻人在代销点附近徘徊，戴着顶鸭舌帽，低着头，看不清脸，跟账本上“戴帽子的男人”描述很吻合。“看着有点像李铁匠的儿子，就是那个叫李伟的，眉眼有点像。”老太太回忆说。


    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往西王庄的铁匠铺。铺子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推开门，李伟正在铁匠炉前忙活，他光着膀子，胳膊上全是汗珠，手里的锤子一下下砸在铁砧上的铁块上，火星四溅，溅在他脸上，映得他眉骨处那道和李铁匠相似的疤痕忽明忽暗。


    “李老板是你杀的？”我开门见山，目光紧紧盯着他。


    他手里的锤子停在半空，铁砧上的铁块还冒着热气，通红一片。过了几秒，他缓缓抬起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甚至带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不是。”他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丝毫慌乱，“我为什么要杀他？他跟我无冤无仇。”


    “因为他知道你父亲不是凶手，他还知道二十年前的真相。”段旭突然开口，他手里捏着个证物袋，里面是一截小小的焊条，“我们在李老板柜台下面的缝隙里找到了这个，还有一本日记。日记里记着二十年前脚手架的事，上面写着‘姚富自己解的绳，李铁匠就在旁边看着’，还画了个小人，戴着安全帽，背着个工具箱，那是你父亲当年在工地上的样子。他早就知道真相，却一直没说，拿着这个要挟姚富，每年都从姚富那里讹走不少钱。”


    李伟的肩膀猛地一颤，手里的锤子“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砸起一片火星。“他凭什么不说？！”他突然吼起来，眼睛红得吓人，像头被激怒的狮子，“我爹被这事儿折磨了二十年，瘸了腿，一辈子抬不起头！他明明知道真相，却看着我们家破人亡，自己拿着钱吃香的喝辣的！这种人，不该死吗？！”


    “所以你就模仿你父亲的手法杀了他？用你自己焊的三棱刺刀？”刘长坡上前一步，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锐利：“你爹擅长打铁，你却跟着村里的焊工学过手艺，这焊锡的痕迹，就是你留下的铁证！”


    李伟没说话，只是猛地转身，从火炉里夹出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坯，狠狠砸在铁砧上。“当——”的一声巨响，震得人耳朵发麻。“我爹说过，铁匠的锤子能造农具，也能……复仇。”他的声音混在铁器撞击的铿锵声里，像一块淬了毒的钢，冷得刺骨，“李老板当年收了姚富的钱，把目击证词改了，让我爹背了二十年的黑锅。他早就该死了！”


    我们在铁匠铺后院的地窖里找到了那把带血的三棱刺刀。刀身比李铁匠打造的那把更精致些，刀刃上果然有焊锡残留，那是焊接护手时不小心溅上的。最关键的是，护手内侧还刻着个小小的“伟”字，像是他的签名。


    李伟看着那把刀，突然笑了起来，笑声在空旷的铁匠铺里回荡，带着种近乎疯狂的绝望，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我就是想让我爹知道，不是所有好人都得受委屈。这世道，总得有人来讨个公道！”


    案子破了，可申菜园村的恐慌却到了顶点。村民们都说李家父子是索命的恶鬼，天黑后家家户户都关紧门窗，连狗吠声都透着股惊惧。王大爷拄着拐杖来派出所，颤巍巍地抓住我的手：“周警官，这村子怕是要完了……先是姚富，又是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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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下一个不知道是谁啊……”


    我望着窗外连绵的雨帘，心里像被泡在冷水里，又沉又凉。李老板的死像一块投入湖面的巨石，不仅打碎了姚富案尘埃落定的假象，更把二十年前那桩旧案的脓疮彻底挑开，露出底下密密麻麻的蛆虫，让人作呕，又于心不忍。


    十：线索汇拢


    李伟被捕后，一口咬定是自己单独作案，和父亲李铁匠没有任何关系。“我爹不知道，都是我自己的主意。”他坐在审讯室里，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他已经受了太多苦，我不能再连累他。”


    但段旭在那把三棱刺刀的木柄缝隙里，发现了另一种微量物质——是看守所里特供的肥皂成分，那种肥皂加了薄荷，味道很特别，只有探视者能带进去。“有人帮他传递消息，教他怎么模仿李铁匠的手法。”段旭指着化验报告上的成分分析，“这肥皂，李伟每次去看李铁匠都会带一块。”


    我们立刻提审李铁匠。他还是那副麻木的样子，头发花白，背驼得更厉害了，听到李伟被捕的消息，只是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波动，随即又恢复了平静。“我儿子是个好孩子，都是被我连累的。”他反复念叨着这句话，不肯多说一个字。


    直到我们把那块带有特殊肥皂成分的刺刀木柄照片放在他面前，他才突然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坐在椅子上，老泪纵横。“是我……是我教他的。”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他每次来，我就用肥皂在纸上写字，教他怎么淬火，怎么打磨刀刃，怎么才能像我当年打的那把……”


    他说，他早就知道李老板藏着真相，这些年一直想找机会报复，可自己瘸了腿，又没那个胆量。“我儿子来了，说要为我报仇，我就……我就鬼迷心窍了。”李铁匠捶打着自己的大腿，悔恨得直跺脚，“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啊！”


    顺着这条线索深挖，我们在李老板家的炕洞里，找到了一个上了锁的木盒子。撬开盒子，里面除了一沓沓皱巴巴的钞票，还有一支老式录音笔和几张泛黄的照片。录音笔里，是姚富喝醉后哭诉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却足以听清关键信息：“……秀兰那个贱人，居然敢跟我吵……我就是推了她一把，谁知道她自己掉井里了……那口井就在院子西头……井台上还有她的镯子……”


    照片上，是年轻时的秀兰，穿着碎花裙子，笑得很腼腆，旁边站着的李铁匠，还没有瘸腿，眼神明亮。还有一张，是秀兰和姚富的合影，两人站在老井边，秀兰的表情很勉强，手腕上戴着一只银镯子，上面刻着个“兰”字。


    我们立刻带着警犬赶到姚富家西院的老井。那口井早就不用了，上面盖着块大石板，石板上长满了青苔。掀开石板，一股腐朽的气味扑面而来。警犬对着井下狂吠不止。我们找来抽水机，抽了整整一下午，才把井里的水抽干。


    井底淤积着厚厚的淤泥，在淤泥深处，我们打捞出一只银镯子，上面的“兰”字已经被腐蚀得有些模糊，但依然能辨认出来。镯子内侧沾着点暗红色的痕迹，化验后确认是干涸的血迹，经过DNA比对，正是秀兰的。


    所有线索像散落的珠子，终于被一根无形的线串成了一条完整的链：二十年前的脚手架意外，是姚富自己解开安全绳挑衅在先，李铁匠的沉默是出于怯懦和怨恨；李老板的隐瞒，是为了用真相讹钱；而秀兰的死，根本不是病逝，是被姚富失手推下井淹死的，李老板当时就在窗外，亲眼看见了全过程，并用此事持续要挟姚富；李伟的复仇，看似是场迟来的正义，却终究用错了方式，变成了扭曲的杀戮。


    所有嫌疑人都落网了，卷宗越积越厚，可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挖走了一块。那天傍晚，我又去了申菜园村，想看看那片刚刚收割完的麦田。


    夕阳把麦茬地染成了金红色，风一吹，麦茬晃动着，像一片燃烧过后的灰烬。王大爷蹲在田埂上，手里攥着把镰刀，却没割麦子，只是望着远处发呆。“周警官，你说这麦子熟了，咋就这么沉呢？”他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疲惫，“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没说话，蹲在他身边，看着田埂上被踩倒的麦茬。那里有一串模糊的脚印，是解放鞋的款式，和姚二那双很像，却比他的尺码小些，像是个孩子留下的。顺着脚印往深处走，麦秆被踩倒一片，尽头是个稻草人，身上穿着件蓝布褂子，洗得发白，和姚富死时穿的那件一模一样。


    稻草人胸口插着把镰刀，刀柄上缠着圈红绳，是当地祭祀时用来驱邪的那种。我刚要伸手去拔，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很轻，像个孩子。


    “别动它。”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响起。


    我猛地回头，看见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袖口磨破了边，手里攥着个干硬的馒头，正怯生生地看着我。他的眉眼有点像李老板，只是更瘦些，眼神里带着股和年龄不符的警惕。


    “那是我扎的。”他见我没说话，又小声补充了一句，“我爹是李老板，我娘说他不是坏人，就是嘴馋，爱占小便宜，不该死的。”


    我愣住了。李老板还有个儿子，跟着改嫁的母亲住在邻村，村里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存在。“你为什么扎这个？”


    “我听人说，我爹是被鬼害死的。”少年咬了口馒头，馒头渣掉在衣襟上，他也不擦，只是低着头，声音闷闷的，“我扎个稻草人，让他在这儿看着，别让鬼再来了。”


    风穿过麦田，麦茬“沙沙”作响，像是无数人在低声叹息。我望着少年瘦小的背影消失在夕阳下的麦茬地里，突然明白——有些仇恨会遗传，像地里的种子，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有些伤痛会烙印在骨子里，代代相传。但总有新的生命在生长，带着懵懂的勇气，试图用自己的方式缝合那些破碎的过往，哪怕笨拙得让人心疼。


    十一：尘埃落定


    李伟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李铁匠因为教唆罪，刑期加判十年；赵老四提前释放后，因为惊吓过度和长期流浪落下的病根，没过多久就病死在县城的桥洞下，后来被他远房的一个侄子领走，葬在了乱葬岗，连块墓碑都没有。


    申菜园村的麦子终于割完了，麦粒装进麻袋，堆在打谷场上，像一座座小山，金灿灿的，晃得人眼睛疼，可村里没人笑得出来。田埂上的稻草人被风吹倒了，少年再也没来过，听说他母亲带着他去了南方，再也不回来了。


    姚二从县城回来过一次，是为了卖掉姚富家的老房子。买主是个外地来的商人，说要把房子翻新一下，改成农家乐，搞乡村旅游。搬家那天，他给我送了一袋新磨的面粉，袋子上还沾着麦麸。“周警官，谢谢你。”他的声音很哑，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我哥虽然浑，但人死为大，这案子了了，我也算能睡个安稳觉了。”


    后来我听说，申菜园村的农家乐开起来了，生意还不错。有次去邻乡办案，路过那里，我进去坐了坐。老板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很热情，给我端来一碗麦仁粥，稠稠的，带着股清甜。“这麦子是村里新收的，口感好。”他笑着说，“听说前几年这儿出过点事，不过都过去了，现在太平得很。”


    我望着窗外，地里又种上了新的麦子，绿油油的，像一片没尽头的绿毯子。远处有个少年在放风筝，风筝是只燕子，飞得很高，线在他手里攥得紧紧的，像握着整个人生。


    我知道，有些事永远不会真正过去，就像麦田里的根，埋在土里，看不见，却一直都在，滋养着一季又一季的麦子，也滋养着那些说不出口的记忆。但只要春天还来，雨水还下，麦子还会长，就总有新的故事在生长，带着泥土的芬芳，把那些沉重的过往轻轻覆盖，就像麦仁粥上那层薄薄的米油，温润而平静。


    回到派出所时，段旭正在院子里摆弄他的新烤具，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回来了？正好，烤串刚熟。”他递给我一串滋滋冒油的羊肉串，“尝尝，比上次用解剖刀改的那套强多了。”


    我接过烤串，咬了一口，肉香混着烟火气在嘴里散开。院子里的老槐树上，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跳着，蝉鸣已经歇了，空气里有秋天的凉意。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


    我知道，这就是生活，像这片土地上的麦子，一季又一季，有风雨，有虫害，有丰收，也有亏欠，但总会在该生长的时候，拼命地向上长，直到把所有的故事，都藏进沉甸甸的麦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