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说点私事。”


    “广播我听人转述了。大娘，您这招‘征婚’，够狠，够绝。把全村人的嘴堵死，还能顺带把我的军。”


    “您列的那几条杠杠，我对着镜子照了半宿。”


    “吃皇粮，我算；身家清白，我凑合。唯独这‘聊得来’，我不敢托大。您聊的是厂子，是几百张嘴的生计，是以后的大好河山。我呢？以前聊的是鸡毛蒜皮，是怎么在规矩里和稀泥。”


    钱秀莲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


    哒，哒，哒。


    节奏平稳，毫无乱象。


    “所以，这‘婚’，我现在不敢应。”


    “我于三清活了半辈子，没那个脸吃女人的软饭。您是女将军，我不能当那个拖后腿的伙夫。”


    “给我点时间。等我把这身制服穿出个人样，等我能挺直腰杆跟您谈谈这世道变化的时候，我再提着酒上门。”


    “到时候，您要是还看得上我这把老骨头，咱们再谈别的。要是看不上，我就给您当个看家护院的兵，也不丢人。”


    落款：晚辈，于三清。


    钱秀莲把信纸折好，重新塞回信封。


    动作慢条斯理，仿佛手里拿的不是一封情书，而是一份价值连城的商业企划书。


    高明。


    这老小子，玩了一手漂亮的以退为进。


    没被流言吓退，也没急吼吼地贴上来。


    他把这场“征婚”，变成了一场关于男人尊严的博弈。


    这不像是求偶，倒像是立军令状。


    钱秀莲靠在椅背上，目光投向窗外斑驳的树影。


    上辈子，她见惯了软骨头男人。


    没想到这辈子在这个穷乡僻壤，还能碰上个带种的。


    就在这时。


    办公室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李红梅略带慌乱的喊声。


    “妈！厂长！安县电话！加急的！”


    钱秀莲眉头微皱。


    刚看完信，电话就追来了？


    于三清不像是个沉不住气的人。


    除非，出事了。


    她起身，推门而出，步子依旧稳得让人心安。


    外间办公桌上，黑色的手摇电话像只蹲伏的黑猫。


    钱秀莲拿起听筒：“我是钱秀莲。”


    听筒那头，不是于三清。


    是一个陌生的、公事公办的男声，带着毫无感情的机械感：


    “是钱秀莲同志吗？这里是安县监狱刑罚执行科。”


    “通知家属，罪犯王建民，因在狱中表现突出，且有重大立功表现，经法院裁定，准予减刑。”


    “人已经办完手续了，预计三天后抵达王家村。请家属做好接收和帮教准备。”


    空气仿佛在这一秒凝固。


    李红梅站在旁边，紧张地绞着手指，眼巴巴地看着婆婆。


    钱秀莲握着听筒的手，指节微微泛白。


    没有惊喜。


    只有一股冷意顺着脊梁骨爬上来。


    减刑？


    三天后？


    这时间点卡得太巧，巧得让人心里发毛。


    信里才说浪子回头，电话就报喜讯。


    到底是真修成了正果，还是这小子在里面学会了更高级的骗术？


    “知道了。”


    钱秀莲声音冷硬，听不出一丝波澜。


    “啪。”


    电话挂断。


    她转过头，看着一脸期盼的李红梅，眼神锐利如刀：


    “去，把建民的铺盖卷找出来，晒晒。”


    李红梅一愣：“妈，建民……要回来了？”


    “是回来了。”


    钱秀莲扯了扯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冷笑：


    “就是不知道回来的，是个人，还是个鬼。”


    消息像长了翅膀，不到半天就钻进了钱氏食品厂每个工人的耳朵里。


    王建民要回来了。


    老工人们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磕，撇着嘴摇头。


    “那混世魔王回来，这厂子还能有好？”


    “狗改不了吃屎，蹲几个月大牢就能成佛？我是不信。”


    新来的外村工人不敢插嘴，只是竖着耳朵听，眼神里满是八卦的火苗。


    只有李红梅坐在包装车间里，手里的动作慢了半拍。


    她怕。


    怕那个曾经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的小叔子，回来找她算旧账。


    可看着窗外飘扬的厂旗，她心里又生出一丝荒谬的念头：妈能把这破厂子盘活，能把几百号人管得服服帖帖，难道还治不了一个劳改犯？


    钱秀莲对此只字未提。


    她依旧雷打不动地巡视车间，检查卫生，甚至还因为食堂的馒头蒸得不够喧软，把大师傅训了一顿。


    仿佛那个即将归来的，不是她亲儿子，而是一批无关紧要的原材料。


    三天后。


    晌午的日头正毒，一辆满身尘土的客车在村口“嘎吱”一声停下。


    车门打开，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


    烟雾散去，地上多了一个人。


    王建民。


    他瘦脱了相。


    原本壮实的骨架上挂着一层黑皮，颧骨高高耸起，那双曾经总是滴溜乱转、透着贼光的眼睛，此刻木呆呆的，像两口枯井。


    脚上的解放鞋开了胶，露出里面发灰的袜子。


    手里提着个红网兜，兜里是一个搪瓷盆，一条毛巾，几件旧衣服。


    这就是他三十年人生的全部家当。


    村口的大槐树下，几个正纳鞋底的妇女停了手。


    没人说话，也没人躲。


    她们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他，眼神像是在看一只刚从阴沟里爬出来的癞皮狗。


    那种眼神，比指着鼻子骂娘还扎人。


    王建民喉咙里咕哝了一声，想喊声婶子，可那声音像是被砂纸磨过，堵在嗓子眼出不来。


    他低下头，缩着脖子，顺着墙根走。


    路过二大爷家，那条大黄狗冲出来狂吠。


    以前若是这样，王建民早就一脚踹过去，再骂上一句“畜生”。


    可今天，他只是身子一抖，本能地把网兜抱在胸前，贴着墙根快速溜过。


    他在牢里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认怂。


    到了家门口。


    那扇熟悉的红漆大门紧闭着。


    他抬起手，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净的黑泥。


    手悬在半空，哆嗦了两下，没敢敲。


    “吱呀——”


    侧门开了条缝，李红梅端着脏水盆出来，猛地看见门口杵着个黑瘦的影子，吓得手一抖，半盆水泼在了王建民那双破鞋上。


    “建……建民？”


    李红梅惊魂未定，下意识地用盆挡住半张脸。


    王建民看着湿透的鞋面，没发火，甚至没敢抬头看嫂子的脸。


    “嫂子。”


    声音干涩，带着股常年不说话的生疏。


    “妈呢？”


    “在……在厂里。”李红梅往后缩了缩，“你要不……进屋歇歇？”


    这话那是客套，身子却把门口堵得死死的。


    王建民摇摇头。


    “我不进去了。身上脏。”


    他转身，朝着村东头那个冒着白烟的烟囱走去。


    那里是钱氏食品厂，是他妈打下的江山。


    也是他现在唯一敢去讨口饭吃的地方。


    厂门口的保安换了人，是个退伍兵，腰杆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