猾吏＆奸官：古代“职场套路大师”！连包拯都被忽悠，这些操作太窒息


    猾吏“反向PUA”包拯，卖了大人还让他帮着“抑权”


    包拯担任开封府尹时，有个老百姓犯了法，按律该打脊杖。负责办案的小吏收了犯人贿赂，偷偷跟犯人约定：“等会儿见到包大人，他肯定会把审问定罪的事交给我办。你到时候就使劲喊冤辩解，我会假装帮你分担罪责，咱们联手演一出戏！”


    没多久，包拯提审犯人，问完案情，果然把犯人交给小吏去拟定责罚文书。犯人按照小吏教的，一个劲喊冤辩解，没完没了。小吏突然板起脸，大声呵斥：“少废话！赶紧受了杖刑滚出去，哪来这么多屁话！”


    包拯一看这场景，当场火了——这小吏分明是在滥用职权，当着我的面摆官威！他立刻下令把小吏揪到公堂上，打了七十板子，还特意减轻了犯人的罪名，想杀杀这小吏的嚣张气焰。可包拯压根没料到，自己全程被小吏当枪使，反而帮着犯人规避了应有的惩罚，妥妥被“卖了还帮着数钱”！


    冯梦龙点评:


    连“包青天”都能被这种套路忽悠，更何况其他官员呢！


    县令“攻心”破盗印，猾吏藏印于“眼皮子底下”


    有个县令负责监管官印使用，某天核对印数时，发现居然多了一颗空白盖印的文书，可翻来覆去检查，就是找不到那颗“多余”的官印。县令把负责管印的小吏抓来严厉审讯，小吏死不承认。


    县令转念一想，换了个温和的语气说：“我心里清楚是你偷藏了官印，现在我不追究你的罪责，你只要告诉我藏在哪就行。”这个县令向来言出必行，小吏信了，连忙磕头谢罪：“大人明鉴，确实是我藏的！我把印拆成几块，藏在印匣的夹层里，等下次开印办公时再偷偷装回去！”


    还有一件事：有位按察使怀疑一个随行的文书在途中收了贿赂，亲自仔细搜查他的行李，却啥也没找到，只能作罢。其实按察使只搜了文书的随身行李，却没注意到文书放在案前的串铃、马鞭和大帽子——贿赂的钱财就藏在这些看似普通的物件里，按察使压根没往这方面想，硬是错过了关键证据！


    这些小吏的奸猾手段，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管理智慧】


    猾吏舞弊的千年警示：现代管理中基层失控的根源与系统性防控


    《猾吏 奸官》中三则跨越千年的案例，以极具冲击力的场景揭示了管理的核心困境：即便是以刚正不阿、明察秋毫着称的包拯，也难逃猾吏的精心设计；恪守信誉的县令、亲力亲为的按院，虽察觉异常却始终未能识破舞弊伎俩。从现代管理学视角审视，这些案例并非封建官僚体系的专属乱象，而是精准映射了当代组织中普遍存在的基层执行失控、内部控制失效、权力监督失衡、管理者认知偏差等深层问题。深入剖析其背后的管理逻辑，结合现代管理理论与实操经验构建系统性防控体系，对规避基层风险、保障组织稳健运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流程断裂与分权缺失：基层舞弊的制度温床


    现代管理学中的COSO内部控制框架明确指出，有效的内部控制需具备“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五大要素，其中“控制活动”的核心是通过标准化流程与分权制衡约束权力运行。而《猾吏 奸官》中的三则舞弊案例，均源于流程设计的断裂与分权制衡的缺失，为基层吏员的舞弊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包拯断案的案例中，流程漏洞与权力集中问题尤为突出。案件审理的核心环节——“责状审核与判决执行”被全权交付给吏员，未建立“分权复核”机制：既无对吏员执法过程的实时监督，也无对囚犯申辩内容的独立核查流程。吏员正是利用这一流程断点，通过“指导囚犯呼号自辩+自身大声呵止”的双人表演，精准拿捏包拯“抑吏势、防市权”的管理倾向，最终实现“误导管理者、减轻囚犯罪责、兑现受贿承诺”的三重目标。这一漏洞在现代组织中极为常见：部分企业将采购报价审核、费用报销审批等关键权力集中于单一岗位，未设置“双人复核”“交叉验证”环节，导致基层员工利用流程漏洞虚报冒领、收受回扣。某连锁零售企业曾发生基层采购专员单独负责供应商筛选与报价审核，通过与供应商串通虚增报价套取差价的案例，其核心症结与包拯断案的流程缺陷如出一辙。


    县令印信管理与按院查贿的案例，则暴露了“标准化操作流程缺失”的致命问题。县令在发现印信数量异常时，未按“全要素盘点、痕迹化核查”的标准化流程全面检查印匣，反而依赖“口头承诺免罪”的人治方式突破僵局；按院查贿时，仅对“通身行李”进行常规搜查，未制定“全物品清单式核查”流程，遗漏了串铃、马鞭、大帽等“显眼却易被忽视”的物品，导致贿赂安然藏匿。这对应现代组织中的“资产管控不规范”“监督检查形式化”痛点：某制造企业因公章管理缺乏标准化流程，行政人员将空白盖章文件带出公司对外担保，引发千万级债务纠纷；某互联网企业内部审计时，仅核查财务凭证的表面合规性，未深入核实业务真实性，导致销售团队通过虚构客户信息套取业绩奖金。这些案例均证明，流程的断裂与标准化的缺失，是基层舞弊滋生的核心制度温床。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二、管理者认知偏差：经验锚定与信任异化的决策陷阱


    根据赫伯特·西蒙的决策理论，管理者的决策质量取决于信息获取的完整性与认知判断的理性程度。《猾吏 奸官》中的三位管理者——包拯、县令、按院，均因认知偏差陷入决策陷阱，其中“经验锚定偏差”与“信任异化替代制度”是两大核心诱因，即便如包拯般的“铁面管理者”也未能幸免。


    包拯的失误源于“经验锚定下的认知固化”。作为长期执掌司法的管理者，他对“吏员利用职权欺压百姓、干预判决”的场景形成了固定的经验认知，当看到吏员“大声呵止申辩囚犯”的行为时，便下意识将其锚定为“市权纳贿、滥用职权”，忽略了对事件背景、囚犯申辩内容、吏员行为动机的全面核查。这种“先入为主”的经验主义，使其被吏员的表演精准操控，反而惩罚了无过者、纵容了舞弊者。在现代管理中，此类认知偏差同样普遍：某资深HR总监凭借“简历频繁跳槽=稳定性差”的经验判断，拒绝了一位能力匹配的候选人，事后才得知候选人跳槽均因企业经营不善倒闭；某生产总监因“过往某供应商供货延迟”的经验，盲目否决该供应商的低价优质报价，导致采购成本大幅上升。这些案例均证明，经验锚定偏差会导致管理者忽略关键信息，做出非理性决策，甚至被别有用心的基层员工利用。


    县令的问题则在于“信任异化替代制度约束”。他明知吏员存在盗印行为，却放弃通过制度性手段（如全面搜查、证据固定、责任追究）解决问题，转而依赖“个人信誉承诺免罪”的方式换取信息。尽管此次凭借“素不食言”的口碑达成目标，但本质上是用“人治信任”替代“制度约束”，严重弱化了制度的权威性与刚性。这种管理方式存在两大风险：一是信任的不可持续性，若后续管理者打破“免罪承诺”，将彻底丧失组织公信力；二是风险的传导性，若其他吏员效仿“先舞弊再坦白”的模式，将引发系统性舞弊。现代企业中，此类“信任替代制度”的案例屡见不鲜：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对核心技术员工过度信任，未签订保密协议，也未建立技术资料管控流程，最终该员工携带核心技术跳槽至竞争对手公司，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某餐饮连锁企业老板因信任店长，未对门店财务进行定期审计，导致店长长期挪用营业款，直至企业资金链断裂才被发现。


    三、隐性权力异化：信息不对称下的基层权力寻租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基层员工作为组织的“代理人”，与作为“委托人”的管理者之间存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催生“隐性权力”——基层员工凭借对流程细节的掌控、业务信息的垄断，形成超出正式授权的影响力，进而通过权力异化实施寻租行为。《猾吏 奸官》中的吏员，正是利用隐性权力实现舞弊的典型。


    负责责状审核的吏员，凭借对包拯执法风格、管理倾向的精准掌握（信息优势），操控囚犯的申辩节奏与自身的应对态度，间接影响案件判决结果，这是“隐性决策权”的异化；管印吏员凭借对印匣存放细节、盘点流程的熟悉（信息优势），将盗印折置印匣内规避核查，这是“隐性操作权”的异化；文书吏员利用对按院搜查习惯、重点区域的了解（信息优势），将贿赂藏于串铃、马鞭等“常规搜查盲区”，这是“隐性规避权”的异化。这些隐性权力的形成，根源在于基层员工对“执行细节”的掌控权与管理者对“一线信息”的匮乏感之间的矛盾。


    在现代组织中，隐性权力异化的现象更为普遍且隐蔽。财务部门的基层会计，凭借对报销政策细节的掌握，通过“拆分票据、补充虚假附件”等方式为自己或他人套取资金，这是“隐性审核权”的异化；采购部门的跟单员，利用对供应商产能、交货周期的信息垄断，向供应商索要回扣，否则故意拖延订单处理，这是“隐性调度权”的异化；销售部门的跟单员，凭借对客户需求、谈判节奏的掌控，私下与客户约定“高价成交后返还差价”，损害企业利益，这是“隐性谈判权”的异化。这些隐性权力寻租行为，往往因手段隐蔽、难以核查，成为组织的“隐形失血点”，长期侵蚀组织利益。


    四、系统性防控：构建“流程-监督-认知-文化”四位一体体系


    复盘《猾吏 奸官》中的管理漏洞，结合现代管理学理论与实操经验，破解基层失控难题需构建“流程标准化、监督全周期、认知理性化、文化合规化”的四位一体防控体系，从制度、监督、决策、文化四个维度堵住风险漏洞。


    其一，推进流程标准化与分权制衡，筑牢制度防线。针对核心业务环节（如审批、资产管控、执法监督）制定明确的标准化操作流程（SOP），明确操作步骤、责任主体、核查节点与痕迹要求。例如，借鉴现代企业的“公章管理SOP”，对印信的使用申请、审批、登记、回收实行全程痕迹化管理，避免“管印吏员盗印”的漏洞；对案件审理、费用报销等关键环节实行“分权复核”，设置“初审+复核+终审”的多重环节，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同时，建立关键岗位轮岗制与强制休假制，减少基层员工长期掌控某一环节形成的信息垄断与隐性权力。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其二，建立全周期监督体系，压缩舞弊空间。构建“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审计”的全周期监督网络：事前通过风险评估识别核心风险点，针对性制定防控措施；事中利用数字化工具实现流程全程留痕，对异常行为实时预警（如财务系统对“高频小额报销”“同一供应商频繁加价”等异常数据自动报警）；事后开展独立审计与专项核查，结合“全物品清单式核查”“穿透式审计”等方法，深挖隐性舞弊行为。同时，建立匿名举报奖励机制，畅通基层监督渠道，形成“制度监督+技术监控+群众监督”的多元监督格局。


    其三，提升管理者理性决策能力，规避认知陷阱。加强对管理者的认知训练，引导其建立“证据优先、理性判断”的决策思维，避免经验锚定偏差；推行“决策留痕制”与“集体审议制”，对重大决策要求提供完整的证据链，复杂问题组织集体审议，减少个人主观判断的失误。同时，明确“信任不能替代制度”的管理原则，管理者需做到“亲疏有别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避免对特定员工过度信任而放弃监督。


    其四，培育合规文化，强化内在约束。将“合规优先、廉洁自律”的理念融入组织文化，通过合规培训、案例警示教育、廉洁标兵评选等方式，提升全员的合规意识；建立“零容忍”的舞弊问责机制，对查实的舞弊行为严肃追究责任，形成“不敢舞弊、不能舞弊、不想舞弊”的氛围；同时，加强对基层员工的职业发展规划与激励，减少因职业倦怠或利益诱惑引发的舞弊行为。


    综上，《猾吏 奸官》中的古代案例，为现代组织敲响了基层管理失控的警钟。基层是组织价值创造的核心环节，也是风险防控的薄弱环节。唯有从流程、监督、认知、文化四个维度构建系统性防控体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基层舞弊风险，实现组织的稳健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正如“包铁面”尚难逃猾吏算计，现代管理者更需摒弃侥幸心理，以制度化、系统化的思维筑牢风险防线，这正是千年古案给予现代管理的深刻启示。


    【原文】猾吏　奸官


    包孝肃尹京日，有民犯法当杖脊。吏受赇，与约曰：“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汝第呼号自辩，我与汝分此罪。”既而包引囚问毕，果付吏责状。囚如吏教，分辩不已。吏大声呵之曰：“但受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谓其市权，捽吏于庭，杖之七十，特宽囚罪以抑吏势，不知为所卖也。


    “包铁面”尚尔，况他人乎！


    有县令监视用印，暗数已多一颗，检不得，严讯吏，亦不承。令乃好谓曰：“我明知汝盗印，今不汝罪矣，第为我言藏处。”此令素不食言者，于是吏叩头谢罪曰：“实有之，即折置印匣内，俟后开印时方取出耳。”又闻某按院疑一吏书途中受贿，亲自简查，无迹而止。盖按院止搜其通身行李，而串铃与马鞭、大帽明置案前，贿即在内，不及察也。吏之奸弊，何所不至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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