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张穿着藏蓝色中山装、面无表情的脸，像两片精确制导的阴影，切开了ICU走廊凝滞的光线，朝着陆九思稳步逼近。他们步伐不快，却带着一种程式化的、不容置辩的压迫感。走廊两端的便衣战士目光锐利地扫过他们，但似乎接到了某种指令，并未阻拦。


    陆九思站在原地，背脊挺得笔直，白大褂内侧那份省城传来的分析报告紧贴着胸口，纸张的边缘带来一丝坚硬的凉意。他迎上那两双审视的眼睛，目光平静无波。


    “陆九思同志，”走在稍前的那位监察委干部开口，声音一如昨日般平板，“关于你涉嫌违反医疗规程和药品耗材管理规定的问题，请跟我们到指定地点，配合组织进一步谈话了解情况。”


    这一次，连“同志”后面的“请”字，都省去了。


    陆九思没有立刻回应。他的目光越过他们，投向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病房门。周晓武就在里面，生命体征刚刚勉强稳住。省城传来的报告揭示的秘密，像一把钥匙，正悬在真相之锁的上方。


    “两位同志，”陆九思收回目光，语气依旧平稳，“我的病人目前病情危重，正处于关键观察期。作为主治医生，我必须随时待命。配合组织调查是我的义务，但我请求，谈话是否可以就在附近进行？比如医生值班室，或者临时借用一间空置的检查室？这样既不影响随时处理可能的突发情况，也能回答组织的问题。”


    这是他基于现实的、合情合理的诉求。如果对方真的只是想了解情况，没理由拒绝。


    两位干部对视了一眼，似乎用眼神交流了一下。先前开口的那位略一沉吟，点了点头：“可以。但谈话期间，请确保不与其他无关人员接触。”


    “我明白。”陆九思侧身，做了个引导的手势，指向旁边那间之前给赵干部做临时指挥点、现在暂时空置的检查室，“请这边。”


    检查室里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张检查床。日光灯管发出冷白的光，将每个人的脸都照得有些苍白。一名干部示意陆九思在桌子对面坐下，另一名则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坐在了旁边。


    门被轻轻关上，但没有反锁。门外隐约能听到护士站传来的细微声响。


    谈话开始了。


    问题比陆九思预想的更加细致，也更加具有针对性。从周晓武入院时的初步诊断依据、紧急手术的决策过程、手术中具体使用了哪些特殊材料（牛心包片）、这些材料的来源和审批流程、术后并发症处理中超出常规的药物使用、乃至血液净化治疗中设备改装的方案论证和风险告知……每一个环节，都被掰开了、揉碎了反复询问。


    他们的语调始终是平板的，听不出什么情绪，但问题却像手术刀，精准地切割向那些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或依赖于紧急情况和主观判断的节点。他们要求陆九思提供书面的、具体的依据，比如某某药物的超说明书使用，是否有国内外文献支持？某某设备的改装，是否有相关工程或质控部门的书面评估报告？某某特殊耗材（牛心包片）的采购和领用，单据是否齐全，入库验收记录是否完备？


    有些问题，陆九思可以给出清晰的回答，并说明当时情况紧急，部分书面程序在事后已经补全或有上级医师（张院长、李主任）的签字背书。但有些问题，比如某些前沿技术思路的理论来源（冠状动脉局部灌注），他只能含糊地提及“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启发”和“基于病理生理的极限尝试”，无法提供具体的、这个时代可能根本还不存在的文献索引。


    他能感觉到，提问者的眉头，在他某些回答时，会几不可察地微微蹙起。笔记本上的记录，也变得更为密集。


    “陆九思同志，”提问的干部停下笔，抬起眼，目光直射过来，“根据我们初步了解，你在为周晓武诊治过程中，多次采用了超出本院常规、甚至在国内也缺乏先例和明确规范的技术手段。这些行为的必要性，我们暂时不做评判。但作为医务人员，尤其是年轻医生，在缺乏足够经验和上级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如此高风险的尝试，是否考虑过可能带来的医疗风险和责任？是否充分履行了风险告知义务？如果出现不良后果，你个人，以及医院，将如何承担？”


    问题，终于从“程序”触及了核心——动机、责任、以及潜在的后果。


    陆九思沉默了几秒。他知道，这个问题无法回避。


    “两位同志，”他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淀下来的力量，“我理解组织对医疗规范和风险控制的重视。关于风险告知，在患者周晓武本人昏迷无法沟通的情况下，我们向其所在部队及赶来的家属（母亲）详细说明了病情的危重性、治疗方案的复杂性和可能的风险，并获得了他们的理解和签字。这是有记录可查的。”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至于我个人选择采用某些非常规手段的动机，很简单——救人。当常规方法已经宣告无效，病人生命正在眼前流逝时，作为一名医生，我认为自己有责任穷尽一切合理的、基于医学知识的可能性去尝试。那些尝试，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建立在扎实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基础上，结合当时能获取到的最新医学信息，进行的审慎判断。如果因为害怕承担责任，就选择袖手旁观，看着一个本可能被挽救的生命逝去，我认为，那才是最大的失职，也是对医生这个职业最大的背叛。”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他的目光坦荡地迎接着对方的审视：“当然，我知道，我的做法可能存在争议，可能不完全符合某些成文的条条框框。如果组织认为我的某些行为确实存在程序瑕疵，我愿意接受批评和处分。但我也想请组织理解，在那种极端紧急、关乎生死的关头，医生的首要考量，只能是生命本身。所有的规则和程序，其最终目的，不也是为了保障生命和健康吗？当规则与生命发生直接冲突时，我认为，生命应当被放在第一位。这是医者的本能，也是医者的良知。”


    检查室里一片寂静。只有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两名监察委干部都没有说话。提问的那位，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笔记本的边缘。记录的那位，笔尖悬在纸面上方，久久没有落下。


    陆九思的这番话，有理有据，有节有度，既承认了可能存在的“程序瑕疵”，又将行为的动机牢牢锚定在“救死扶伤”这个无可指摘的最高伦理准则上。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可能方法有争议，但动机绝对纯粹”的位置上，将皮球巧妙地踢了回去——你们要追究的是“方法”的合规性，还是质疑我“救人”这个动机本身？


    良久，提问的干部才再次开口，语气似乎缓和了一丝，但内容依旧尖锐：“陆医生，你的救人心切，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医学是科学，也是责任。个人的‘本能’和‘良知’，不能替代集体的决策和严格的规程。尤其是在涉及重大、复杂病例时，更应如此。你的行为，客观上给医院的管理带来了压力，也给后续可能的事件定性带来了不确定性。我们希望你能认识到这一点。”


    “我明白。”陆九思点了点头，没有争辩。


    “今天的谈话暂时到这里。”提问干部合上笔记本，“关于你反映的与上级医师沟通及部分事后补全程序的情况，我们会进行核实。在调查期间，请你暂停一切与周晓武病例相关的直接医疗操作，相关病历资料、医嘱等，移交科室指定的其他医生负责。这是出于对调查公正性的考虑，也是对病人的一种保护。请你配合。”


    暂停医疗操作？移交病历？


    陆九思的心猛地一沉。这几乎等同于将他暂时“架空”了。没有了直接接触病人的权利，他还怎么随时掌握周晓武细微的变化？怎么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


    “两位同志，周晓武病情复杂危重，我作为最了解他整个病程的主治医生，突然完全脱离诊疗，可能会对治疗连续性造成影响，不利于病人的恢复。我请求，至少允许我参与会诊和病例讨论，或者保留查阅病历、了解病情的权利。”陆九思立刻据理力争。


    提问干部摇了摇头，语气不容置疑：“这是组织决定，请你服从。具体的医疗工作，医院会安排其他经验丰富的医生接替。你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我们把相关问题梳理清楚。这也是对你自己负责。”


    陆九思沉默了。他知道，再争辩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对方手握的是“组织决定”和“调查需要”这两面大旗。


    “我服从组织决定。”他最终说道，声音有些干涩。


    “好。那请你现在就去与李主任完成工作交接。谈话内容，注意保密。”两位干部站起身，结束了这次谈话。


    陆九思也站起身，目送他们离开检查室。门被关上，将他独自留在那片冷白色的灯光下。


    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和孤立。就像被按在了砧板上，四周是审视的刀锋，而他能做的，似乎只有等待被切割、被评判。


    然而，当他将手伸进白大褂内侧的口袋，指尖触碰到那份省城传来的分析报告时，一股冰冷的锐意，又悄然从心底升起。


    他们可以暂时剥夺他直接治疗的权利，可以审查他的每一个医疗决策，可以试图用规则将他束缚。


    但他们阻止不了那份报告所揭示的真相，正在一点点浮出水面。


    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院子里依旧森严的警戒。周晓武的病房窗户反射着阳光，看不清里面的情形。


    暂停医疗操作……这意味着，他必须用另一种方式，继续这场战斗。


    他必须尽快将那份报告，交给应该看到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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