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有点“工艺标准化”的雏形了。


    赵四心里暗暗吃惊。


    这些社队企业，没有正规的技术培训，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就靠着几个老师傅的经验和年轻人的干劲，居然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你们想过做更复杂的东西吗？”他问。


    “想啊！”


    陈师傅眼睛亮了，“我们最近在试做电风扇的扇叶。”


    “铝的，要冲压成形，还要做动平衡。”


    “技术难度大，但我们想试试。”


    “要是成了，一台电风扇能挣五块钱呢！”


    五块钱，对于这些农民出身的工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离开这个作坊时，赵四要了几个样品，还抄录了他们的质量控制记录。


    陈师傅一直送到村口，搓着手说：


    “同志，您要是认识上面的人，帮我们说说话。”


    “我们现在最缺两样东西：一是稳定的原材料供应，老用废料，质量不稳；”


    “二是……能不能给点正规的技术资料？”


    我们想学，但没处学。”


    赵四点点头：“我记下了。”


    接下来的几天，赵四又看了几家类似的社队企业。


    有的做塑料凉鞋，有的做简易灯具，还有一家居然在尝试组装收音机。


    虽然只能收到两三个台，音质也不好，但确实是他们自己捣鼓出来的。


    在温州，他看到更让人惊讶的景象。


    那里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专业村”。


    这个村子专门做纽扣，从塑料颗粒到成品一条龙；


    那个村子专门做塑料编织袋，家家户户都有小机器；


    还有的村子搞低压电器，虽然粗糙，但便宜，销路很好。


    赵四走进一个做电器的作坊。


    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眼镜，说话文绉绉的。


    一问，原来是下乡知青，自学了电工知识。


    “我们做这个闸刀开关。”


    年轻人拿出样品，“技术不难，就是铜片冲压、绝缘件注塑、然后组装。”


    “但关键是成本控制，铜片我们用边角料，绝缘件我们用回收塑料，人工是我们自家人。”


    “所以一个开关，我们卖八毛钱，国营厂的要一块二。”


    “质量能保证吗？”


    “我们做简单的寿命测试。”


    年轻人指着角落的一台自制设备。


    就是个电机带动的凸轮机构，让开关反复通断。


    “做到一万次没问题，我们就出厂。”


    “虽然比不上国营厂的三万次标准，但普通家用够了。”


    赵四拿起一个开关，反复掰动几次。


    手感有些涩，但通断干脆，接触良好。


    他拆开看内部，铜片厚度够，触点焊接牢固，绝缘件也没有明显的飞边毛刺。


    “你们想过改进吗？”他问。


    “想啊！”


    年轻人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手抄本，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资料，关于触点材料、灭弧原理的。”


    “但资料太少，而且……我们没设备做更精密的测试。”


    赵四翻看那本手抄本。


    字迹工整，画了不少示意图。


    虽然有些地方理解有偏差，但那种求知若渴的态度，让人动容。


    离开温州去宁波的路上，赵四一直没说话。


    他看着窗外飞掠的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白墙黑瓦。


    但在这片传统景色的背后，一股新的力量正在萌芽。


    它微小，分散，粗糙，但它有生命力。


    像石板缝里钻出的草，只要有一点点阳光和雨水，就能蓬勃生长。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不是计划出来的，是自发生长的。


    人们有需求，就有人想办法满足需求；


    有利润，就有人冒险去追逐利润。


    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被学习，管理被摸索，质量被改进。


    虽然缓慢，但确实在进步。


    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允许尝试”的基础上。


    在宁波的最后一天，赵四去了港口。


    码头很繁忙，起重机吊着集装箱，货轮鸣着汽笛。


    他看到一箱箱五金件、塑料制品、简易电器被装上船，运往东南亚，运往更远的地方。


    陪同的当地干部说：“这些东西，挣的是外汇。”


    “虽然每件挣得不多，但架不住量大啊。”


    “个公社一年能挣几十万外汇，县里就能多建几所学校，多修几条路。”


    赵四站在码头上，海风吹着他的脸，咸湿的，带着鱼腥味。


    他看着那些集装箱，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一方面，他为这些社队企业的活力感到振奋。


    他们证明了中国人不缺乏智慧和勤劳，只要给一点空间，就能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东西。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问题：技术粗糙，质量不稳定，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开始显现。


    而且，这种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很难形成真正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升级。


    但无论如何，种子已经播下了。


    现在需要的，不是拔掉它们，而是引导它们。


    让它们从野草变成庄稼，从作坊变成工厂，从模仿变成创新。


    回北京的火车上，赵四摊开笔记本，开始写调研报告的草稿。


    题目暂定为《关于发展民用电子工业及推动计算机技术应用的初步建议》。


    他写得很慢，很认真。


    不仅仅是在总结见闻，更是在思考。


    如何把南方的这种市场活力，与北方（比如“天河”团队）的技术积累结合起来？


    如何在保障军工的前提下，适度放开民用电子市场？


    如何让计算机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学校、医院？


    窗外的景色从南方的翠绿渐渐变回北方的苍黄。


    火车穿过长江，穿过淮河，向着北京驶去。


    赵四放下笔，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他看向窗外，远处田野里，农民正在春耕。


    拖拉机冒着黑烟，犁铧翻开沉睡了一冬的土地，露出深褐色的土壤。


    春天，确实是播种的季节。


    而他带回来的，不只是几个样品和几本记录，更是一颗种子。


    关于市场，关于产业，关于未来的种子。


    这颗种子能不能发芽，能长成什么样，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必须种下去。


    因为，这个国家需要的，不只是能飞上天的“鲲鹏”，还需要能让亿万人过上好日子的、扎实的、蓬勃的产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