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腥的海风常年吹拂着大屿山，却吹不散东涌湾里日益浓厚的血腥与铜臭气息。


    红旗帮的势力如日中天，劫掠的商船越来越多，运回的金银珠宝、丝绸瓷器堆积如山。按照帮规，大部分缴获充入公库，再按功行赏。张保作为新晋崛起、屡立战功的头目，分到的赏赐也愈发丰厚。


    他的船舱角落里，多了一口不起眼的樟木箱子。里面不再是刚入伙时那几串可怜的铜钱和一小锭银子，而是换成了成色十足的银元宝、色彩斑斓的异域金币、甚至还有几件小巧而精致的玉器首饰。


    这些财富，是他用命搏来的，是他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安身立命、甚至获得些许尊严的证明。


    然而，每当夜深人静，独自面对这口冰冷的箱子时，张保心中涌起的，却并非全是喜悦和满足。一种更深沉的、难以言喻的空虚和焦虑，如同船舱底部的渗水，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


    这些钱，能买来好酒，买来手下弟兄的恭维，买来澳门黑市里能弄到的任何享受。但却买不回他失去的家，买不回父亲额角流下的血和母亲绝望的哭泣，更买不回妹妹被官差拖走时那双惊恐的眼睛。


    财富堆积得越高，那种无根浮萍般的漂泊感就越是强烈。


    他是个海盗，是官府海捕文书上画影图形、悬赏捉拿的悍匪。即便将来有一天真能金盆洗手，他又能去哪里？这片茫茫大海，哪一处港湾能容得下他？故乡的那个小渔村，早已在“迁界”令下化为焦土，宗祠想必也早已坍圮，祖先的牌位不知散落何处。


    宗祠……牌位……


    这个词像一根尖锐的刺，猛地扎进他的心里。一股强烈的、几乎是本能的冲动，毫无征兆地攫住了他。他想要重修祠堂！就在那片被毁弃的故土上，重新立起张家的宗祠，将散佚的祖先牌位重新请回去！让袅袅香火，再次缭绕于祖辈的灵前！


    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让他浑身都微微战栗起来。他仿佛能看到那座虽然简陋却庄严肃穆的小祠堂重新立起来的模样，能看到母亲（如果她还活着）那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欣慰的泪水。这似乎是他这个不肖子孙、这个双手沾满血污的海盗，唯一能为自己、为家族做的，带有某种“救赎”意味的事情。


    可是，风险巨大！那片区域虽已荒废，但仍在清廷管辖之下，偶尔会有兵丁巡逻。大兴土木，极易暴露。而且，这笔钱来源不明，一旦追查，很可能牵连甚广。


    理智告诉他，这太危险，太不切实际。


    但那种源自血脉深处的、对“根”的渴望，对“光宗耀祖”（哪怕是以这种扭曲的方式）的执念，最终压倒了对风险的恐惧。


    他找到了一个绝对可靠的心腹——一个同样来自潮汕地区、家中也曾遭“迁界”之难、对官府恨之入骨的老兄弟。他将一包沉甸甸的、足够重建一座像样祠堂的银两和几件容易脱手的金器，郑重地交到对方手中。


    “阿水哥，”张保的声音压得极低，眼神灼灼，“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带上这些，回咱们老家那边去，想法子找到还留在附近的族人，或者可信的乡邻。”


    他详细地交代着：不要声张，悄悄找人，选个隐蔽些的地方，不必太大，但一定要结实，要把能找到的祖先牌位都请回去安置好。主持此事的人，必须绝对可靠。


    “万一……万一我娘还在，”张保的声音有些哽咽，“找到她，把这些钱也分她一些，告诉她……告诉她儿子还活着，活得……还行。但千万别告诉她我在做什么！就说……就说我在外面做大生意。”


    阿水哥接过那沉甸甸的包裹，感受着那份重量，神色凝重。他明白这件事的份量和风险，更明白张保心中那份深藏的痛苦与执念。


    “保仔，你放心。”阿水哥重重点头，“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把这事给你办妥帖了！咱们的根，不能断！”


    几天后，阿水哥借口探亲，悄悄离开了船队。


    接下来的日子，对张保而言是一种煎熬。他一方面要带领手下继续执行劫掠任务，在郑一嫂面前表现得一如既往的勇猛和冷静；另一方面，内心却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远在故乡的事情。每一次看到官军的巡逻船，每一次听到有关沿海清查的风声，都会让他心惊肉跳。


    几个月后，阿水哥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瘦了很多，脸上带着奔波劳碌的痕迹，但眼神中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亮光。


    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僻静角落，阿水哥向张保汇报了情况。


    情况比想象的稍好一些。他们的老家确实被毁得彻底，族人星散，但仍有几户穷苦人家偷偷留在附近的山坳里艰难求生。阿水哥几经周折找到了他们，亮明了身份（只说是受在外发财的同乡所托），并展示了财力。


    银子发挥了巨大的魔力。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他们选中了一处相对隐蔽、背靠山林的废村旧址，请来了流落外乡的老匠人，买来了材料。乡民们对于重修祠堂这种事，有着天生的敬畏和热情，尽管好奇金主的身份，但在银钱和“为祖宗尽孝”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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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下，都选择了沉默和配合。


    一座青砖灰瓦、不算宏大却十分规整结实的新祠堂，已经悄然立了起来。能找到的几位祖先的牌位，也被乡老们小心翼翼地清洗干净，请回了祠堂正中。


    阿水哥还按照张保的吩咐，悄悄打听了他母亲的消息，可惜的是，有人说他母亲在他妹妹被抓走后不久就病故了，也有人说可能逃荒去了更远的地方，无从寻觅。


    张保听着，拳头紧紧攥起，指甲嵌进了掌心，听到母亲可能已不在人世时，眼眶瞬间红了，但他强行忍住了泪水。


    “祠堂……立起来了就好。立起来了就好……”他喃喃自语，声音沙哑。


    阿水哥又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递给张保。打开一看，是一撮新祠堂奠基时的泥土，还有一小块从烧制祠堂屋瓦的窑里取来的、带着青灰色釉光的碎瓦片。


    张保接过这两样东西，手微微颤抖。冰凉的泥土和瓦片，此刻在他手中却重逾千斤。这捧土，这片瓦，连接着他那早已断裂的根，寄托着他无法言说的乡愁和罪孽深处的微弱救赎。


    “辛苦了，阿水哥。”他郑重地将东西收起，贴肉藏好，“这件事，烂在肚子里，对谁都不要提起。”


    “我晓得轻重。”


    从那天起，张保的心境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依旧勇猛作战，依旧服从郑一嫂的号令，但身上那股亡命徒般的躁动和虚无，似乎沉淀了一些。每当夜深人静，抚摸着那撮故乡的泥土和那片青瓦时，他仿佛就能获得一种奇异的平静。


    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他手上沾的血，注定他只能在这条黑道上走到黑。但至少，在遥远的故乡，在那片被官府和命运摧残的土地上，有一座小小的祠堂因为他而重新立了起来。香火或许微弱，但终归是续上了。


    这像一个秘密的仪式，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与过去和传统达成的脆弱和解。它无法洗刷他的罪孽，却多少填补了那份无根的空虚，让他在这血腥的海盗生涯中，找到了一丝诡异的、属于传统中国人的心灵依托。


    这份“故土情深”，以一种极其悖论的方式，体现在这个年轻海盗的身上：他一边在海上**越货，破坏着秩序；一边又暗中重修祠堂，维系着古老的宗法传统。


    这既是他的个人救赎，也是这个时代“盗亦有道”复杂性的一个微妙缩影——那“道”，往往深植于最传统、最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即便开出的是罪恶之花，其根须，依然渴望触碰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