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总督在马尼拉的日程排得很满，除了与官方周旋、观察贸易，还有一项无法回避的活动——拜访教会。马尼拉是西班牙在远东的传教中心，其天主教的势力与影响力，远比澳门更为庞大和……激进。


    他被邀请参加一场在圣多明我教堂（IglesiadeSantoDomingo）举行的盛大弥撒。这座宏伟的石砌教堂属于道明会（多明我会），与澳门的耶稣会圣保禄教堂（**）风格迥异，更强调一种庄严肃穆甚至略带压抑的权威感。


    教堂内烛火通明，香雾缭绕，装饰华丽的金色祭坛、栩栩如生的圣徒受难像、以及身穿精美祭衣、神情庄重的道明会神父，无不营造出一种接近西班牙本土的、正统而强大的天主教氛围。


    弥撒仪式本身隆重而漫长，使用拉丁文，辅以唱诗班雄浑的格里高利圣咏。席尔瓦总督和殖民地几乎所有头面人物都出席了，显示出教会在西班牙殖民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安东尼奥注意到，参加弥撒的华人极少，且大多集中在后排角落，神情拘谨，与周围沉浸在宗教热情中的西班牙人形成鲜明对比。


    弥撒结束后，安东尼奥有幸（或者说不得不）与马尼拉教区的几位重要人物会面。除了耶稣会的代表（他们在马尼拉也有据点，但影响力似乎不如道明会和方济各会），更多的是道明会和方济各会（Franciscans）的资深神父。


    这些托钵修会的神父们，与安东尼奥在澳门熟悉的耶稣会士气质截然不同。耶稣会士如罗明坚、利玛窦、乃至那位在炮台上操作火炮的加西亚神父，往往给人学识渊博、沉稳内敛、善于思考和策略的印象。而眼前的这些道明会、方济各会神父，则更像是一群充满炽热信念、行动力极强的“精神战士”。


    “席尔瓦总督阁下，”一位名叫弗雷·迪亚哥（FrayDiego）的道明会神父，年纪约莫六十，目光锐利如鹰，声音洪亮，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感谢主，让您平安引领‘圣费利佩号’再次满载着信仰的资助归来。这些白银，必将为在远东广袤的土地上播撒天主真光的伟大事业，提供最坚实的支撑！”


    他的开场白就直接将世俗财富与传教使命紧密捆绑。席尔瓦总督显然对此十分受用，微笑着点头。


    迪亚哥神父随即转向安东尼奥，眼神中带着审视：“安东尼奥总督阁下，我们也听闻了澳门在主的庇佑下，成功抵御了异端荷兰人进攻的英勇事迹。这无疑是天主对其忠实信徒的护佑。然而……”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有些尖锐，“我们在马尼拉也一直关注着澳门的传教事业。恕我直言，你们耶稣会的方法，是否太过……谨慎，甚至妥协了？”


    另一位方济各会的神父，弗雷·胡安（FrayJuan），更为年轻，脸上带着近乎狂热的激情，立刻附和道：“是的！我们听闻，为了取悦中国的官员和文人，耶稣会的传教士们竟然允许中国的皈依者继续祭拜他们的祖先，甚至容忍他们参与那些充满偶像崇拜色彩的仪式！他们还穿着儒生的服装，学习那些异教的经典，这简直是对天主纯正信仰的玷污和背叛！”


    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主的福音是普世的真理，是烈火和利剑！它应该直接而清晰地传达给那些迷失的灵魂，要求他们与过去彻底**，皈依唯一的真神！而不是披着异教文化的外衣，进行某种……迂回的交易！”


    安东尼奥的心沉了下去。他深知这正是耶稣会与西班牙托钵修会之间最根本的分歧所在。他试图为澳门的方法辩护：“尊敬的神父们，中国的文明古老而独特，社会结构严密，对异质文化极其警惕。利玛窦神父和他的继任者们发现，直接挑战他们的核心礼法和社会秩序，只会招致彻底的排斥和**。‘文化适应’策略（Amodation）是为了……”


    “适应？”迪亚哥神父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嘴角露出一丝讥讽，“总督阁下，我们是来传播真理，拯救灵魂的，不是来做学问或者讨好异教徒的！暂时的容忍只会导致信仰的不纯，最终孕育出畸形的、混合了异教思想的伪基督教！看看他们在日本的失败吧！（指日本禁教）就是因为不够坚决！我们必须坚持欧洲的礼仪，坚持要求皈依者彻底放弃一切偶像崇拜行为，包括祭祖！这才是对信仰的忠诚！”


    胡安神父更加激动：“没错！我们方济各会已经在菲律宾的土著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要求他们彻底改变生活方式，严格遵守教规！为什么对中国人就要特殊对待？难道他们的灵魂比菲律宾土著更高贵吗？正是因为你们的‘适应’，导致澳门开埠近百年，皈依的中国人却远不如菲律宾多！这是策略的失败！”


    安东尼奥感到一阵无力。他知道无法说服这些被绝对信念充满的人。他们看到的只有“纯洁”与“不纯”的教义之争，却完全无视中国与菲律宾在社会结构、文化厚度和**实力上的天壤之别。西班牙在菲律宾是殖民统治者，可以用剑与火强制推行信仰；而在中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传教士是恳求者，而非征服者。


    迪亚哥神父似乎看穿了他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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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语气稍微缓和，但内容却更具威胁性：“总督阁下，马尼拉教会已经多次向罗马教廷和墨西哥总主教区申诉，质疑耶稣会在华传教方法的正统性。我们认为，所有前往中国的传教事务，应该由更坚定、更忠诚的修会来主导，或者至少受到更严格的监管。澳门的特殊地位，不应该成为偏离正统教义的避风港。”


    这话语中的含义让安东尼奥脊背发凉。这不仅仅是传教方法的争论，更涉及到教廷内部的权利斗争，以及西班牙教会势力试图借机侵蚀甚至夺取葡萄牙保教权（Padroado）下对远东传教事务控制权的野心。如果让这些激进的托钵修会主导对华传教，后果不堪设想——不仅传教事业可能毁于一旦，连澳门赖以生存的、与明朝官府维持的脆弱默契也可能被彻底打破。


    会谈不欢而散。安东尼奥心情沉重地离开了教堂。他意识到，来自马尼拉的威胁，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袖手旁观和经济上的封锁，更深层的，还有这种宗教上的不理解和激进主义的冲击。


    随后几天，安东尼奥在马尼拉街头，也亲眼目睹了这些托钵修会神父所谓的“直接传教”。他看到一个方济各会士站在帕里安的入口处，用生硬的汉语大声布道，斥责中国民间信仰是“魔鬼的欺骗”，要求路人立刻放弃“偶像”，皈依天主，引来华人群众疑惑、厌恶甚至恐惧的目光。他还听说，有激进的神父试图强行进入华人寺庙或宗祠进行“净化”活动，引发了小规模的冲突。


    这种毫不掩饰的文化优越感和传教狂热，让安东尼奥深感忧虑。这与耶稣会在澳门及内地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通过学术和科技慢慢渗透的策略，简直是背道而驰。


    “他们这是在玩火。”安东尼奥对随行的秘书低声说，“他们根本不明白他们在面对什么。他们以为所有的民族都像吕宋岛上的土著一样可以任意摆布。一旦激怒了中国官府，所有的传教努力，连同我们澳门的贸易地位，都可能顷刻间灰飞烟灭。”


    马尼拉的传教歧路，在安东尼奥看来，是一条可能将所有人都拖入深渊的险路。西班牙人凭借美洲白银和军事力量带来的自信（或者说是傲慢），正在试图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世界上最复杂的文明课题。


    这不仅是对耶稣会策略的挑战，更是对澳门生存之道的潜在威胁。安东尼奥意识到，他回到澳门后，必须立刻与耶稣会的负责人商议，如何应对来自马尼拉教会的这种压力和挑战，保卫来之不易的传教成果和澳门的特殊地位。


    宗教的歧路，其凶险程度，或许并不亚于荷兰人的战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