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工厂的铁门被撬开时，铁锈簌簌落在小陈的鞋上。车间墙上的红桃符号还在往下渗漆，像某种未干的血，符号下方的“下一局”三个字被人用刀划得很深，刻痕里卡着根银色的发丝——与银行行长秘书的DNA完全一致。


    “她是行长的情人，”小张举着搜查令复印件，“昨晚的监控拍到她开着辆黑色轿车离开行长家，车胎纹路和工厂外的痕迹吻合。”车间角落的铁架上，摆着七个贴满红桃A的档案袋，其中六个标注着“已处理”，最后一个写着“赵强之子”，照片是二十年前那个孩子的笑脸，边角被人用红漆画了个问号。


    程源曦翻开档案袋，里面是份伪造的死亡证明，法医签名处的笔迹与市一院档案室失踪的某位老法医完全一致。“她不仅帮行长销毁证据，”程源曦指着证明上的公章，“还买通法医改了尸检报告，当年赵强儿子的真正死因是窒息，不是被狗咬伤——布偶里的棉花上，有块被唾液浸湿的痕迹，成分与行长的一致。”


    林砚舟正在工厂的焚化炉里提取残留物，发现了些未烧尽的纸片，拼凑后是份转账记录：“行长秘书这三年往海外转了七笔钱，收款账户的开户人，是二十年前旧静园项目的七个承包商，他们当年都收了维修基金的回扣，现在成了行长的‘新棋子’。”


    当警员冲进秘书的公寓时，她正对着电脑删除文件，屏幕上残留的聊天记录显示，她和行长计划用“红桃杀手”的名号继续杀人，下一个目标是赵强——因为他知道太多关于孩子死因的细节。“是行长逼我的，”她攥着块碎镜片抵在手腕上，“他说我要是不听话，就把我和七个承包商的合照寄给纪检委，照片背面有我们收受贿赂的签字。”


    照片在她的保险柜里找到，背面的签字旁画着个小小的红桃，颜料成分与现场的红漆相同。其中一个承包商的名字，出现在张野的新卷宗里——他是废弃工厂的前 owner，三年前突然将工厂低价转让给一个匿名账户，账户信息与秘书的海外账户关联。


    “他是‘下一局’的执行者，”程源曦调出承包商的住址，“昨晚有人看见他在静园小区门口徘徊，手里提着个黑色布袋，里面露出来的红桃A边角，和工厂档案袋里的完全一样。”


    抓捕行动在城郊的仓库展开时，承包商正往一个木箱里装东西，箱子上的红桃符号还在往下滴漆，里面是七把军用匕首，刀柄刻着罗马数字Ⅰ到Ⅶ，其中Ⅶ号匕首的刀鞘上，有个月牙形的缺口——与赵强眉骨的疤痕吻合，是当年他反抗行长时留下的。


    “行长说完成这最后一局，就能彻底洗白，”承包商的袖口沾着红漆，“他要我用这些刀杀了赵强和七个证人的家属，伪造成复仇假象，再把凶器扔到赵强家——他早就买通了看守，准备在监狱里‘意外’杀死赵强，让他背所有黑锅。”


    仓库的通风管道里，藏着个被绑着的男孩，是赵强的孙子。“他们昨天闯进我家，”男孩的校服上沾着红桃A的碎片，“说要带我去见爷爷，却把我关在这里，那个女人还给我看了爸爸的照片，说他是被爷爷害死的……”


    赵强在监狱里得知孙子被绑架时，突然想起个被忽略的细节：“当年我儿子埋在花坛里时，手里攥着个红桃形状的发卡，是秘书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发卡背面刻着个‘曦’字，和程队你的名字同音。”发卡果然在工厂的铁架缝里找到，上面的血迹与孩子和秘书的都吻合——是秘书当年带孩子去花坛玩，被行长撞见后慌乱中留下的。


    当最后一把军用匕首被收入证物袋时，静园小区的花坛里，晚香玉开得正盛，七个证人带着家属来献花，王大爷把那个布偶放在花丛中，布偶的衣角被风吹得扬起，像个小小的红色信号旗。“该结束了，”老人摸着布偶的头，“二十年前的雨，今天终于停了。”


    赵强被改判无罪那天，程源曦去监狱接他，他手里攥着张新拍的照片，是孙子在花坛边笑的样子，照片背面用红漆画了个完整的红桃，里面写着“新生”。“我儿子当年总说，红桃像颗心，”赵强的声音很轻，“现在我信了，有些心就算被伤得再深，也能长出新的肉。”


    警车驶离监狱时，程源曦看见七个承包商的家属在路边举着横幅，上面写着“忏悔”，横幅的边角画着小小的红桃，颜料是孩子们用可水洗的蜡笔涂的，像在给那些染血的符号，重新涂上温暖的颜色。


    张野的新卷宗放在副驾驶座上，照片是片着火的森林，灰烬里有个没烧完的红桃A，旁边写着“自然的审判”。“下个案子和环保有关，”他转动方向盘避开一只过马路的猫，“有人说那场火是人为的，烧死了七个护林员。”


    程源曦望着窗外掠过的晚香玉，突然觉得那些红桃符号或许从来不是诅咒——就像罗马数字“Ⅶ”，既可以是刀，也可以是桥，横跨二十年的罪恶与救赎，让迟到的正义，终于能踩着那些刻痕，走到阳光下。


    警员们的对讲机里，小陈正在汇报七个证人的最新情况：他们成立了个公益基金，用退回的赃款赔偿所有受害者家属，基金的标志是个被绿叶环绕的红桃，像颗在土壤里重新发芽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