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景逸看着王崇焕等人难看的脸色，心中冷笑。想用“规则”来攻击我？


    那我就用更高级、更透明的“规则”来反击！


    “既然如此，此事便这么定了。”


    萧景逸一锤定音，“着内阁即刻拟定核查小组名单，报朕御览。


    核查期间，户部、核算处、格物院需全力配合，不得有误！”


    一场潜在的信用危机和政治风暴，被萧景逸以引入“第三方审计”这一现代管理手段，巧妙化解于无形。


    这不仅展现了他愈发成熟的政斗智慧，更在潜移默化中，将“程序正义”和“公开透明”的理念，植入了这个古老的帝国朝堂。


    然而，萧景逸和苏挽月都明白，暗处的敌人绝不会就此罢休。


    立后的阻碍，新政的反对者，旧势力的反扑，都将在新的层面上，以更隐蔽、更狠辣的方式继续下去。


    “第三方审计”如同一次精准的外科手术，在致仕老臣陈尚书的主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


    核查小组进驻户部、内府核算处及格物院，调阅账册，询问相关人员，过程公开透明。


    都察院的御史们瞪大眼睛盯着，却未能找到任何实质性的贪墨证据。


    相反，苏挽月主持的内府核算处账目清晰、流程规范，格物院的经费使用虽然在一些老派人士看来“奢侈”，但每一笔都对应着具体的研发项目和物料采购，且有详细记录。


    最终出具的审计报告，以详实的数据和严谨的逻辑，证明了债券发行流程规范、资金流向清晰，核算处管理严格，格物院经费使用效率可观。


    报告在经内阁审议后，甚至被萧景逸特许在《邸报》上摘要刊发，以正视听。


    这一举措，极大地提振了朝廷信用，战争债券的兑付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民间认购第二批债券的热情反而更加高涨。


    同时，苏挽月和格物院的声誉不降反升，萧景逸新政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巩固。


    王崇焕等反对派偷鸡不成蚀把米，声势大挫，暂时偃旗息鼓。


    然而，就在萧景逸和苏挽月以为可以稍微喘息，专心筹备立后大典之时，一场新的、更加隐蔽的危机，从他们意想不到的方向悄然袭来。


    这次危机的源头，并非朝堂之上的唇枪舌剑，也非后宫妇人的争风吃醋，而是来自于意识形态和舆论的战场，并且巧妙地利用了新政本身衍生出的社会矛盾。


    事情的起因，是一本突然在京城士林圈子里流传开来的手抄本诗集，名为《黍离杂咏》。作者署名“南山遗老”，文笔老辣。


    内容看似感怀前朝，凭吊故物，实则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当下朝政的影射与抨击。


    诗中不仅隐晦地批评开海通商是“弃本逐末”。


    嘲讽格物研究是“雕虫丧志”，更将矛头直指萧景逸的用人政策和新政带来的社会变化。


    其中几句尤为尖锐：


    “……朱门新贵竞豪奢，寒士青灯空嗟讶。


    算缗沽酒皆成赋，谁忆田间种桑麻？”


    （讽刺新贵崛起，寒门士子出路狭窄，商业税赋加重，无人关心农业根本。）


    “……牝鸡司晨古所训，奈何朝堂染脂粉。阴阳倒错纲常乱，衮衮诸公竟无言！”


    （恶毒攻击苏挽月参与朝政是“牝鸡司晨”，扰乱纲常。）


    这些诗句，极其精准地戳中了一些失意文人、被触动了利益的旧士族。


    以及对女子涉政本能反感的保守势力的痛处。


    《黍离杂咏》迅速在私下传抄，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和议论，形成了一股针对萧景逸和苏挽月的暗流。


    更棘手的是，这股风潮很快从文学批评转向了实际动作。


    京城国子监的部分监生，受此思潮影响，加上其中一些人家族利益因新政受损，开始酝酿一场“伏阙上书”。


    要求皇帝“亲君子远小人”、“重农抑商”、“肃清宫闱”，恢复“祖宗法度”！


    消息传到宫中，萧景逸面色凝重。


    他深知，这股力量看似松散，没有明确的朝堂领袖，但其依托的是千百年来的儒家传统观念和社会惯性，破坏力极强。


    若处理不当，强行压制，很可能激起更大的舆论反弹，甚至被扣上“堵塞言路”、“迫害士子”的帽子，严重损害他的“明君”形象。


    （现代危机公关：应对意识形态和舆论危机，不能简单粗暴压制，需要引导和化解。）


    “他们这是要跟朕打一场‘文化战争’和‘舆论战’啊。”萧景逸对苏挽月和分析此事的影七说道。


    “而且，他们很聪明，躲在‘忠言直谏’和‘维护道统’的道德盾牌后面。”


    苏挽月眉宇间带着忧色：“陛下，此事因臣女而起，连累陛下声名……”


    “与你无关。”萧景逸打断她，握住她的手，“这是新旧观念碰撞的必然。


    即便没有你，他们也会找到其他借口攻击新政。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


    他沉思片刻，眼中闪过睿智的光芒：“他们想用‘祖宗法度’和‘圣人之言’来压朕。


    那朕就用同样的武器，来一场‘正本清源’！”


    萧景逸没有立刻动用强权去抓捕散播诗集、鼓动监生的人，那样正中对方下怀。


    他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组织“御前经筵辩论”。他下旨，召集翰林院、国子监饱学之士，以及朝中精通儒学的官员，就“何为治国之本？”“农商关系”“女子才德”等议题，进行公开辩论。并特许京中官员、部分监生代表旁听。萧景逸本人和苏挽月（以协助记录为由）也会出席。


    （现代策略：搭建公开辩论平台，掌握话语权，引导舆论方向。）


    第一，发动“宣传反击”。


    他授意格物院，将其研发的改良农具、水利工具带来的粮食增产数据。


    以及市舶司关税用于兴修水利、赈济灾民的实例，整理成通俗易懂的图文资料，通过《邸报》和各地官学广泛宣传。


    同时，让内府核算处公布苏挽月主持工作以来，为朝廷节省的开支明细，用事实回应“牝鸡司晨”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