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说：“秦陇道巡抚许孟容尽管没有参与此事，但是也有失察之责，灵州官员守卫灵州有功，但是对那些参与张仲方压迫党项人的官员，必须要予以处理，那些参与叛乱，手上沾有汉人鲜血的党项人必须予以严惩，但是对于大多数受到叛乱波及的无辜群众，臣请朝廷拨出专款进行善后。”


    李纯道：“韩爱卿的意见与朕意相合，你可以先去调查处理，朕前面让财税部攒钱本是为了远征用的，现在灵州既然有事，就先拿出五十万贯一些给那里的百姓善后，不够的就由秦陇道来补，为了快速处理此事，韩爱卿今天挑选几个得力助手，明天就出发。”


    韩愈接旨以后，不敢耽搁，挑了几个得力干将，又从财税部支取了五十万贯资金，带上一队护卫，乘坐火车直奔长安。


    韩愈到了长安以后，先是调查秦陇道官员是否参与此事，了解灵州叛乱的具体情况，然后又赶赴灵州，会同张茂昭对整个事件进一步调查了解。


    前后大概花了一个月，韩愈对整个事件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觉得整个事件，以张仲方为首的灵州官员错误在先，一些激进的党项首领在里面推波助澜，各自裹挟着两族对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韩愈认为，解决问题首先要拨乱反正，对犯有错误的秦陇道和灵州官员进行惩戒，对一些汉人强占党项人土地的情况进行厘清纠正，该退出的退出。


    对于参与叛乱的党项人，分四种情况进行处置：


    一是把野利重荣等十几个罪行较大的党项叛军首领在长安斩首示众；


    二是对于其他有杀死汉人俘虏或者无故杀死汉人百姓的党项叛军，由张茂昭带人审查后，集中在灵州集中处决；


    三是筛查出叛军的骨干分子，没收所有财产，全部流放到肃慎的漠州；


    四是对被煽动、裹挟的普通党项人从宽处理，责令这些人当众承认错误，发誓忠于朝廷，永不再叛，返回部族。


    对于被此次叛乱波及致死的无辜群众，不管是汉人还是党项人，每个死者发三十贯的抚慰金，其他伤者和财产受到损失的也给予适当补偿。


    对于强占党项人土地的汉人豪强，无偿退出所占土地，对于占了党项土地的汉人普通百姓，韩愈命人找到合适的地点进行重新安置，并发放一定的补助资金，让他们重建家园。


    韩愈根据这个意见，拟定了一个详细的处置方案，上报给朝廷，李纯看后，觉得比较合理，予以批准，具体的处理为：


    秦陇道巡抚许孟容负有失察之责，罚俸半年，灵州刺史张仲方犯有重大过错，导致灵州发生叛乱，死有余辜，朝廷不予抚恤，其他负有责任的秦陇道和灵州等地官员，根据情节的严重分别给予撤职、降职的处分。


    对侵占党项人土地的汉人，责令其无偿退回土地，确属于无地农民的，由秦陇道重新安置。


    将野利重荣等十几个党项叛军首领在长安斩首示众，把五百多罪行严重的党项叛军在灵州就地处决，把两千多叛军骨干成员终身流放漠州。


    对于受战乱波及，并未参加叛乱的党项人，允许其返回自己的土地，并合法占据，划清汉襄土地的界限，双方不得越界。


    作为人事部尚书，韩愈非常清楚官员队伍的情况，挑选了一批认真执行朝廷政策、能力突出的官员，补充到灵州等地的空缺职位。


    韩愈还深入察访，纠正当地的一些错误政策和做法，对官员进行严格约束，尽量贯彻朝廷华襄和睦相处的政策。


    元和十四年的灵州党项叛乱事件的处理，对汉襄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震慑，都认识到华襄和睦的重要性，各地按照朝廷规定的内容落实政策，不敢再打折扣。


    在几个月后，秦陇道一带逐渐恢复了平静，对其他各地的襄人也没有产生不良影响，华襄关系基本保持融洽。


    通过灵州事件，李纯认为，华襄分治还应贯彻的更彻底，以后发动远征以后，有了新的空间，朝廷宁愿多花点代价，也要把这些襄人分批全部转移出去，让境内以华人为主，境外以襄人为主，让襄人治理夷人，省的再起摩擦。


    李纯觉得，秦陇道出了这些事，华襄之间多少还有些隔阂，第一批的对外征服，就不让秦陇道的襄人参加了，晋并道北部的契胡人治理较为成功，汉襄关系更好些，可以将其作为第一批参与西征的襄人。


    在处理灵州事件的同时，李纯也在关注第二个矛盾，贫富分化，为了防患于未然，也必须要及时处理。


    元和年间，由于朝廷采取了很多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工商业发展迅速，同时也涌现了一批靠着工商业暴富的人群，纺织、冶金、建筑、采矿、贸易、零售等行业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巨商大贾。


    这些人资产千万、财富巨大，养成了豪奢的习惯，挥金如土、妻妾成群，成为人人羡慕的对象。


    与此同时，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人虽然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整体相对贫穷，虽辛苦劳作，却只有微薄的收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总财富在不断增加，让人感受到了唐朝的富强，但是贫富分化的现象，导致大多数财富被一些工商巨头所占有，很多底层人民所得不多，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媚富、仇富的心理并存，成为社会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李纯知道，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矛盾，在穷困时，大家就渴望着发展经济，经济发展起来后，有人擅长赚钱，有人不擅长赚钱，造成了两极分化。


    前朝重农抑商的政策，压制了经济的发展，必须进行适当的松绑，鼓励大家从事工商业，把盘子做大。


    现在经济有了一定的规模，就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对那些暴富的人群适时出台一些压制政策，对穷人采取一些扶持政策，维持一个新的均衡。


    为了稳妥起见，李纯鼓励朝臣和地方的官员积极上书，对如何解决贫富分化建言献策。


    各地官员很积极，有的直接上书，有的还跟百姓探讨以后，再汇总意见上书，朝廷一个月就收到一百多个奏书。


    李纯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这些奏书，这些人想法各异，提出的意见也大不相同。


    有些人认为，社会涌现很多暴富之人，带坏了社会风气，甚至影响了官员的心态，助长了贪腐问题，要对富人征收更重的税收，采取压制政策，对穷人采取更多的帮扶措施。


    另有一些人人则认为，欲望是天生的，有钱就消费无可厚非，对富人征税过多、打击过狠，可能会引发经济衰退，全民受穷，反而使国家受损，主张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


    李纯觉得两边说的都有道理，反复考虑了很久，也难以定下决心，最后决定召开一次朝会讨论。


    在朝会上，武元衡首先发言：


    “近年来，朝廷出台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才给了很多人赚钱的机会，但是有些人投机倒把、为富不仁，挣到大钱以后不思反哺社会，而是穷奢极欲、比拼享受，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作用，臣建议朝廷对他们征收重税，严厉打击奢靡行为，豁免穷人的赋税，甚至要给予一定的补贴，改变贫富不均的情况。”


    程异则说道：“臣以为，国家通过发展工商业，经济繁荣、税收增加，这些富人都是依靠能力、合法经营，通过纳税为国家作了贡献，不宜打击太狠。贫富差距自古有之，如果以此为由打击工商业者，可能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既会影响朝廷收入，也会造成工人失业问题，应该现有基础上，适当增加富人的税收即可。”


    李纯道：“两位爱卿各有各的道理，朝廷鼓励发展工商业，鼓励人们致富，虽然朝廷的收入增加了，但是贫富差距如果太大，会引发社会矛盾，还是需要有个妥善解决的办法，其他臣子也可以畅所欲言。”


    柳晟说：“贫富差距也应该客观看待，比如有些穷人确实是辛苦劳动挣的少，但是也有很多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辈，就甚至还有一些是**输光的，如果要补贴这些人，谁还愿意奋斗？”


    葛元礼说：“柳大人不能拿少数人的行为否定多数穷人的处境，既然都是大唐的子民，朝廷就要综合考虑，不能厚此薄彼，古人云：均贫富、天下安，那些富人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就应当反馈给社会，对富人增加税收，对穷人进行补贴，符合圣人的治国理想。”


    没想到李纯突然恼了，怒道：“什么”均贫富、天下安”，那是农民起义用的口号，古往今来每每出现农民起义都是以”均贫富、不纳粮”或者”杀富济贫”为口号，那些起义领袖对有钱人掠夺以后，实际上都是自己分肥了，短暂的掠夺之后，留下一地鸡毛，最后还是按照老的一套进行统治，甚至是变本加厉。作为朝廷官员，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怎么拿那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作为施政的依据？”


    葛元礼被李纯呛了一通后，红着脸不敢说话了。这时财税部尚书颜庆明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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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贫富差距，最重要的就是征税问题，臣建议给富人增加税收，给穷人减少税收，但是在幅度上还是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既要减少差距，也不能产生负面作用。”


    李纯道：“颜爱卿的一番话，颇合朕意，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就是财税政策，就由财税部先拿出一个基本意见，然后经中书省讨论，朕再来定夺。”


    朝会结束后，颜庆明按照李纯的旨意，和几位部属认真讨论了一番，决定按照财富数量多寡，对富人和穷人采取不同的政策，制定一个综合性的方案：


    1、对于年营业额在25万文以上，且利润在5万文以上的工商大户征收特别税，超出的部分增加一成税收，如生产贩卖布匹、瓷器的税负由两成增加到三成，生产贩卖盐茶糖酒的税负由三成增加到四成，采矿、冶金的税负由四成增加到五成。


    2、不管从事任何行业。对于年收入在1.5万文以上的个人，征收个人所得税，1.5-5万之间部分收取一成，5-10万部分收取两成，10-30万部分征收三成，30万以上部分收取四成。


    3、各地工商部门负责稽查各工商户的用工情况，对于有克扣工资、强制劳动的，进行严厉打击，对于有**工人、拖欠的工资的工商户予以处罚，帮工人追回拖欠工资，对于屡教不改、多次违法的工商户予以查封取缔，坚决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


    4、无地农民可按照朝廷政策，到汉夷荒芜地区寻找荒地开垦；土地较少的家庭，人均土地少于两亩的赋税减半；人均土地多于两亩少于五亩部分，赋税减两成。


    颜庆明把这个方案报给中书省，武元衡和崔群意见不一致，其他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无法进行统一。武元衡和崔群干脆带着方案一起进宫，请李纯定夺。


    李纯看了一下方案，觉得总体还算适中，一文钱可买二斤米，相当于前世的4元钱左右。


    工商业大户的起征点放在年营业额25万文，就是100万元，利润5万文，就是20万，这在前世根本算不上大户，在唐朝属于中等偏上，已经覆盖了所有效益较好的的企业。


    个税的起征点放在年收入1.5万文，也就是6万元，月均下来就是5千，这个在唐朝目前属于较高收入，起征点也还算合理。


    还有对工人、农民的一些照顾政策，意见都切合实际，说明颜庆明做事还是比较用心的，心中比较认可这个方案。


    李纯不急于表明态度，示意两人先发表一下意见。


    武元衡说：“按照目前的标准，一文钱可以买二斤大米，营业额25万文的起征点偏高，很多工商业大户，都是靠着朝廷的政策好，给了他们不少便利条件，赚了钱理应更多的回报朝廷，臣建议加大对富人的征税力度。”


    崔群也说：“臣以为，这个方案抓两头舍中间，算是抓住了重点，总体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对那些无地无工的穷人似乎没有考虑到，应该补贴一些。”


    李纯道：“俗话说要养鸡生蛋，这些年虽然工商业有所发展，有钱人多了一些，但是全民的财富水平仍然不高，这个方案已经覆盖了绝大多数效益较好的企业和收入较高的人群，如果再降低起征点，就会把中等企业和中产阶级也纳入了，不利于居民收入的增加。客观来讲，这些工商户除了赚钱之外，也给朝廷交了不少赋税，这些年我们又是打仗，又是迁都，还给官员增加俸禄，绝大部分资金都是从工商业收的赋税。如果对工商户一下子下手太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关于对穷人的补贴的事可以酌情加入。”


    武元衡说：“经济发展是好事，但是一些有钱人的攀比豪奢，不仅在百姓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而且对官员队伍也形成了冲击，有些官员觉得，当官也就是名声好，但是没有干工商业赚钱，官员的****甚至有抬头的情况。”


    崔群说：“按理说，朝廷给我们加了好几次俸禄，收入增加了不少，比陛下即位时已经翻了一番，但是比起那些商人，怎么感觉还是有差距，难怪很多官员心里不平衡。”


    李纯道：“社会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目前总体是工商业发展快速，形成了一批先富的工商户，适当对他们多征税可以平衡一下百姓的情绪。当官属于公职，稳定体面，就不能再追求发财，更不能盲目攀比，关于官员的贪腐问题，朕已经有所关注，监察部也反馈了一些情况，朝廷后面肯定会重点去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