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埗警署的火警乌龙像一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头，涟漪迅速扩散又很快被强行压下。官方说法是“老旧线路短路引发自动灭火装置误启动”，但内部流传的小道消息却绘声绘色，将此事与前一天那个神秘的“七号”来电以及档案室的混乱联系起来。一种无声的紧张气氛在警署内部弥漫，每个人看彼此的眼神都多了几分审视和猜忌。


    路遥藏身于城市褶皱的最深处，一个由偷渡客、破产者和边缘人组成的临时窝棚区。空气污浊，但匿名性是他此刻最好的护身符。他手上那几张从签收簿上匆匆记下的纸片，像烙铁一样烫手。


    “搬运工”的代号，异常的发放频率，模糊的签名，以及黄Sir和更高层官员交替出现的审批名字……这些碎片指向一个隐藏在正常警务活动下的灰色资金流。这很可能就是“邮差”传递情报所维护的，或者本身就在输送的利益链条的一部分。


    分量足够重，但也足够危险。一旦曝光，牵扯到的人绝不会坐以待毙。


    直接交给警方内部其他部门？风险不可控。黄Sir能坐到这个位置，背后必然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谁知道哪个部门是干净的？很可能东西交上去，下一秒就回到了黄Sir桌上。


    交给媒体？香港的媒体素有“无冕之王”的称号，尤其是几家敢言的报纸。但同样，他无法判断哪家媒体有足够的魄力接手，又能保护好信息来源。一旦走漏风声，后果不堪设想。


    他需要一种更间接、更安全的方式，将这颗炸弹抛出去，让它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爆炸。


    他想到了那些专门挖掘政商丑闻、作风大胆的市井周刊和独立调查记者。他们往往更灵活，也更需要爆炸性的新闻素材。


    接下来的两天，路遥像幽灵一样穿梭于不同的公共图书馆和报刊亭，仔细翻阅各种小众报刊，寻找合适的目标。


    他最终锁定了一家以揭露黑幕闻名的周刊《镜报》，以及一位署名“老枪”、以调查深入和背景深厚著称的独立记者。


    他用最后一点钱，买了一套最便宜的信纸信封和一支最普通的圆珠笔。


    在一个嘈杂的快餐店角落，他戴上手套，开始写信。字迹刻意模仿印刷体，工整而毫无个性。


    信的内容极其简洁，没有任何称呼和落款：


    “深水埗警署内部存在异常资金流动，代号‘搬运工’。涉及线人费及特别行动津贴审批。关键证据藏于警署档案室‘过期待销毁’区域，年度特别行动津贴签收簿，重点关注‘搬运工’条目及审批签名。真伪自查。”


    他将信纸叠好，装入信封。收件人地址写了《镜报》编辑部，以及那位“老枪”记者常用的一个邮箱地址。寄件人信息空白。


    然后他选择了几个位于不同区域、人流量巨大的邮政信箱，分两次，在不同时间，将两封内容相同的信投了进去。


    做完这一切，他再次消失在人群中，如同水滴汇入大海。


    现在，他能做的只有等待。


    他知道，《镜报》和“老枪”这类媒体，对于这种来自内部的爆料，尤其是涉及警队的敏感信息，必然会极其谨慎地进行核实。但他们也绝不会放过这种可能引发轰动的线索。


    接下来的几天，路遥不断更换藏身地点。


    街面上似乎平静，但他能感觉到水面下的暗流更加汹涌。黄Sir的人像梳子一样梳理着深水埗，寻找任何可能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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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他也密切关注着报纸和电视新闻。一切似乎风平浪静。


    直到第三天下午，他在一个茶餐厅的电视上看到一则短暂的新闻快讯：“据悉，警方内部监督机构近日正对某分区警署的财务流程进行例行审计……”


    路遥端着杯子的手微微一滞。


    风暴正在酝酿。


    当天晚上，他在一处僻陋的天台角落，用那个廉价的预付费手机，再次拨通了深水埗警署的电话，要求转接黄Sir。


    电话接通，黄Sir的声音传来，依旧试图保持平稳，但那压抑不住的焦躁和一丝疲惫却透过听筒清晰地传递过来：“你还敢打来？”


    路遥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有节奏地、轻轻地敲击了三下话筒。


    嗒。嗒。嗒。


    声音不大，却像重锤一样敲在寂静的线路上。


    然后，他直接挂断了电话，拆电池，扔卡。


    他什么也没说，但又仿佛什么都说了。那三声敲击，是一个提醒，一个嘲讽，更是一个无声的警告——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还在看着你。


    他想象着电话那头黄Sir的表情，想象着他砸掉电话的暴怒，以及随之而来的、更深的恐惧和疑虑。


    审计已经开始。“搬运工”的秘密还能藏多久？黄Sir现在必然如热锅上的蚂蚁，既要应付内部的审查，又要疯狂地搜寻他这个“七号”。


    水已经被搅得更浑。


    路遥望着脚下灯火璀璨却暗藏杀机的城市，眼神冰冷。


    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在这场风暴彻底爆发前，保护好自己，并寻找下一个机会。


    黄Sir的阵脚已乱，他的机会，或许就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