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第 9 章

作品:《因为美丽

    1993年的春天春寒料峭,凌月心中却充满着暖意。车开动时,她回头望了一眼,汽车站的红砖墙在视野里逐渐缩成一个小点,墙外的远处是她闭着眼都能画出轮廓的大海——灰绿色的海面上总漂着一层薄雾,浪头拍在码头上,像是谁在低声叹气。


    大巴驶离市区时,路边的白杨树刚抽出嫩芽。凌月摸着那件袖口缝着秘密的套衫,指尖抚过针脚密集的袖口。告别前,苏曼趁看守不注意塞给她,“穿上,外面还凉,保护好袖口里的证据”,苏曼的声音像被海水泡过,有着浸人的咸味“刘德那笔钱,慢慢查”。凌月知道那些纱线的形状都代表着什么,但是又显得那么扑朔迷离。


    车过广州地界时,天暗了下来。高速路边开始出现亮着霓虹灯的广告牌,“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的红色大字在雨里晕成一片。凌月看着窗外掠过的工厂,玻璃幕墙反射着车灯,像一片片倒扣的灯海。她忽然想起蒯文,那个八十年代总在海边等她的青年,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包里藏着他刚写的诗,一片片烟盒扯成的纸片爬满诗句。他念着《浮城掠影》组诗里的句子:“东海的浪是块磨石,把日子磨成盐,咸涩里藏着亮。”


    凌晨三点,大巴驶入深圳。车站广场上挤满了拎着行李的人,有人举着“招工”的纸牌,有人蹲在地上啃面包,劣质香水味混着海风扑面而来。凌月站在人群里,忽然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转过头,看见蒯文站在路灯下。他穿一件浅灰色西装,头发抹得发亮,手里举着块写着“凌月”的纸牌,和记忆里那个穿的确良衬衫、裤脚沾着沙粒的青年判若两人。


    “上车。”蒯文接过她手里的行李,塞进一辆半旧桑塔纳的后备箱。车驶过深南大道时,凌月盯着窗外的高楼,玻璃幕墙上的霓虹灯在雨里碎成一片,像被浪打碎的星星。“这是国贸大厦,”蒯文指着那座直插夜空的建筑,“三天一层楼,深圳速度。”他说话时,车载收音机里正放着邓公南巡后深圳飞速发展的新闻,“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播音员的声音穿过雨幕,带着金属般的质感。


    蒯文的公寓在罗湖区一个老式居民楼里,七楼,没有电梯。楼道里堆着自行车和煤球,墙面上用红漆写着“疏通下水道”的电话号码。打开门的瞬间,凌月被一股混合着咖啡和油墨的味道包围。房间不大,却收拾得整齐,书架上摆着《浮城掠影》的精装本,书脊烫金,和她当年读过的油印诗集天差地别。“这是报社发的,”蒯文注意到她的目光,笑着拿起书,“没想到吧,当年写写的血与泪的控诉,现在成了文学王国的敲门砖。”


    阳台上晾着他的衬衫,风一吹,衣角扫过那盆仙人掌,与她曾经的窗台上的仙人掌几乎一个模样。凌月趴在栏杆上往下看,远处的深圳湾在夜色里泛着微光,货轮的鸣笛声断断续续传来。“和东海不一样吧?”蒯文递过来一杯速溶咖啡,“东海的浪是睡不醒的,深圳的浪是打了鸡血的。”他靠在栏杆上,掏出一包红塔山,“我现在在《南方诗歌报》当编辑,上个月刚发了组《新海岸》,写的就是这深圳的浪,读者说有股‘闯劲’。”


    凌月抿了口咖啡,苦涩味刺得舌尖发麻。她想起《浮城掠影》里的句子:“海浪把礁石磨成卵石,不是为了让它滚向远方,是为了让它守住海底的太阳。”她想问蒯文还记得吗,却看见他正对着一本通讯录念着什么“版面费”“赞助合同”,那些海浪的诗句在夜风里碎成一片,像被浪拍散的沙。


    第二天清晨,凌月被楼下的叫卖声吵醒。她走到阳台,看见穿碎花裙的女人挑着担子走过,竹筐里的荔枝红得发亮。对面楼的阳台上,有人用竹竿晒着的确良衬衫,风一吹,像一面面猎猎鼓动的旗帜。蒯文在厨房煎鸡蛋,滋滋的油声里,他说:“今天带你去报社转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活。”


    凌月却盯着报纸上的招聘广告——“龙飞纺织工业有限公司招女工,包吃住”。她指着那行字,蒯文的手顿了一下,鸡蛋液溅到锅沿上。“纺织公司?”他皱起眉,“那种地方太累了,每天站十几个小时,工资还低。”他把煎蛋盛进盘子,“我跟社长说说,你去资料室打杂,轻松,还能看书。”


    “我只懂织机。”凌月低头搅着粥,米粒在碗里打着转,像她八年前在车间里看惯的纱锭。


    蒯文没再劝她。吃完饭,他骑着那辆半旧的摩托车带她去纺织公司。穿过东门市场时,凌月被眼前的景象晃花了眼——挂满的确良衬衫的摊位连成一片,喇叭里喊着“跳楼价”,穿牛仔裤的青年背着“大哥大”在人群里穿梭。摩托车驶过一座桥时,她看见桥下的渔民正把海鱼卸上岸,银闪闪的鱼在塑料布上蹦跳,阳光洒在上面,忽然闪过一片晶莹,浪花里翻涌出水晶一样的光芒。


    “看什么呢?”蒯文回头问。


    “没什么。”凌月收回目光,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摩托车的坐垫。车座的皮革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海绵,像她此刻的心绪,看似完整,实则早有裂痕。


    龙华纺织公司虽然成立不久,进入的边门却是锈迹斑斑,门口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今日产量:棉布3000米”。走进车间,轰鸣声震得耳膜发疼,几十台织机排成一排,梭子来回穿梭,像一群停不下来的蜜蜂,又像梦里的海浪声层层叠叠。车间主任是个胖脸女人,上下打量着凌月:“出狱的?”她接过蒯文递来的烟,点上,“手脚麻利吗?我们这儿可不养闲人。”凌月第一次看到抽烟的女人,而且是个主任。


    凌月点点头,走到一台织机前。她伸手去摸纱线,指尖刚碰到,梭子就“啪”地打在手上。旁边的女工“嗤”地笑出声,那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扎着马尾辫,工牌上写着“小芳”。“阿姨,这机器比不得老款,得跟着它的节奏走。”小芳手把手教她,“你看,梭子过来时,手要像抓浪花,快一点,再快一点。”


    凌月试着操作,纱线却总在指尖打滑。她看着小芳灵活的手指,忽然想起八年前自己也是这样,闭着眼都能摸到断纱的位置。可现在,她的手像生了锈,跟不上织机的速度,更跟不上这车间里的节奏——这里的织机转得比东海的快,女工们说话的语速也快,连墙上的电子钟,都像是比别处走得急。


    中午休息时,凌月坐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小芳凑过来,递给她一个橘子:“阿姨,你以前也是纺织厂的?”凌月剥开橘子,橘瓣上的经络像织机上的经线。“嗯,东海的。”她随口说,小芳眼睛一亮:“我知道!东海产水晶!我表姐在深圳湾那边卖饰品,说东海水晶能卖好价钱。”


    凌月的心猛地一跳。她抬头望向远处,深圳湾的轮廓在厂房后面若隐若现,浪声被机器轰鸣盖过,却像一根细针,轻轻刺了她一下。


    下午上班时,凌月被主任叫到办公室。“你还是算了吧。”主任靠在椅背上,手里转着钢笔,“我们要的是能顶产量的,不是来怀旧的。”她把辞退单推过来,“蒯编辑的面子我给,但工厂不是慈善堂。”


    走出纺织厂时,太阳正往西斜。凌月沿着马路慢慢走,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条拖在地上的纱线。她看见蒯文的摩托车停在路边,他靠在车身上抽烟,脚下的烟蒂堆成了小山。“我就说不行吧。”他把烟踩灭,“跟我回报社,资料室的活还等着呢。”


    凌月没说话,只是往前走。路过一个报刊亭时,她看见最新一期《南方诗歌报》的封面,蒯文的名字印在上面,旁边是他的诗《浪的生意经》:“潮水漫过点钞机时,每一粒沙都在喊‘发财’”。她站在那里,忽然想起《浮城掠影》里的句子:“当浪开始计算得失,海底的火就该醒了。”


    那天晚上,蒯文请她去吃海鲜排档。塑料棚里挂着红灯笼,海风一吹,灯笼晃来晃去,把影子投在地上,像一群跳舞的浪。“尝尝这个虾,”蒯文给她剥着皮皮虾,“深圳的海产比东海鲜,就是贵点。”他说起报社的事,哪个老板想赞助诗歌奖,哪个诗人的诗里必须加几句“改革开放”,语气里带着熟稔的精明。凌月感到他说的一切与她隔得很远,那盘虾的味道与东海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凌月看着他,忽然问:“你还记得《浮城掠影》里写东海的那段吗?‘浪把盐撒进伤口,是为了让疼记得更清楚’”


    蒯文的手顿了一下,虾壳掉在桌上。“都老黄历了。”他笑了笑,给她倒上啤酒,“现在读者不爱看那些苦哈哈的,他们爱看‘浪里淘金’。”他举起酒杯,“来,为了新生活。”


    啤酒沫沾在凌月的嘴角,涩味顺着喉咙往下滑。她望着棚外的海面,月光把浪尖染成银色,像撒了一地碎水晶。那一刻,她忽然明白,蒯文心里的浪已经变了,不再是东海那片会疼、会回吐温暖的浪,而成了深圳湾里金光光,吐着银光的浪。


    回到公寓时,蒯文接了个电话,是报社社长打来的,让他连夜改一组诗,“加几句邓公南巡的句子,明天见报”。他挂了电话,抱歉地对凌月笑了笑:“你先睡,我去书房改稿。”


    凌月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蒯文划拉诗稿的声音。她睡不着,摸出那件衣衫,借着月光拆开袖口——就看到那些绿丝线在薄薄的棉上排列着一些数字,其中她看到“57万”连着个“刘”字,字迹在光线下格外清晰,凌月明白那是刘德贪污的织机尾款数字。她想起刘德在听审席上的样子,油亮的头发,斯文地挂着一幅眼镜,一副微笑的模样,似乎世界上的灰暗离他很远。她又想起苏曼母亲的帕金森症,抖个不停的手,和刘德派来的人送来的进口药和问候。


    这个世界真是奇妙而复杂!面对崭新的生活,凌月感到越发迷茫。她把丝线重新缝好,针脚比之前更密。窗外的浪声一阵紧似一阵,像有人在拍打着玻璃。凌月想起小芳说的东海水晶,想起车间里转得飞快的织机,想起蒯文诗里的“改革的浪涛”,忽然觉得自己像一块被抛在岸边的礁石,一边是东海沉郁的旧浪,一边是深圳汹涌的新浪,而她夹在中间,被两重浪反复拍打,却必须守住心里的那点黝黑与执着。


    凌晨时分,蒯文交完诗稿回来。他掀开被子时,凌月假装睡着。昏暗的夜色中,她听见他叹了口气,手指轻轻碰了碰她的头发,像很多年前在东海沙滩上那样,黝黑的指尖颤动着海潮的气息。凌月没有回应,她知道,有些东西,和浪一样,变了就是变了,已没有往日的味道。


    第二天一早,凌月收拾好行李。蒯文还在梦乡,她把钥匙放在桌上,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我去城中村找活,勿念。”走出居民楼时,阳光正好,她抬头望了望七楼的窗户,窗帘拉着,像一个不愿醒来的梦。


    穿过马路,她看见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骑着三轮车经过,车斗里装着煤球,叮当叮当地响。远处的深圳湾在朝阳下闪着光,浪尖上的亮,像极了东海深处,那些闪着水晶一样的光。凌月握紧手里的帆布包,朝着城中村的方向走去,脚步很慢,却很稳,像一块正在寻找自己位置的礁石。


    张姐的出租屋在城中村最深处,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巷子尽头。凌月第一次走进来时,被头顶的“握手楼”惊得说不出话——两边的阳台几乎贴在一起,晾晒的衣服在空中交织成网,把阳光切成碎片。“一个月一百二,水电费另算。”张姐用带着客家口音的普通话说道,她手里攥着一串钥匙,指甲上似乎还留着点指甲油的粉色,又像沾染的西红柿汁液“住不住?不住赶紧走,后面排队的多着呢。”


    凌月租了下来。房间只有六平米,摆着一张木板床和一个掉漆的衣柜,墙角结着蜘蛛网。她扫床时,扬起的灰尘在从窗户透进来的光柱里跳舞,像极了纺织厂车间里漂浮的棉絮。窗外传来麻将牌的碰撞声,夹杂着女人的骂街声,和东海纺织厂宿舍区的安静截然不同。


    安顿下来的第二天,凌月去了人才市场。门口的黑板上贴满了招聘启事,“招女工,18-25岁”“服务员,要求会讲粤语”。她在人群里挤了半天,手里的简历被汗水浸得发皱。一个招聘员瞥了她一眼:“多大了?”“三十一。”凌月话音刚落,对方就挥挥手:“太大了,我们要年轻人。”


    走出人才市场时,天开始下雨。凌月沿着街边的屋檐走,看见一个海鲜摊的老板在收摊,她走过去问:“老板,要人帮忙吗?”老板是个黑脸男人,上下打量着她:“会剖鱼吗?”凌月点点头——在东海时,她常常去码头买鱼,家里也经常吃鱼,她从小就会处理海产。


    那天晚上,凌月攥着挣来的十块钱回到出租屋。张姐坐在楼下的小马扎上嗑瓜子,看见她手里的塑料袋,“嗤”地笑了一声:“剖鱼啊?这活累,还腥。”她吐掉瓜子壳,“我侄女在小商品市场卖发卡,还有一些水晶饰品,货色不怎么样,生意还不错。”


    凌月的心动了一下,却没接话。她爬上楼梯,坐在床沿上数钱,那些混着鱼腥的硬币在掌心硌出印子。窗外的雨还在下,敲打着铁皮屋顶,像有人在用手指弹钢琴,弹着单调的音响。她摸出那件旧衣衫,指尖抚过袖口,“东方红纺织厂”厂牌浮现在她的眼前——那是她工作过的地方,刘德的工厂,却是她记忆中抹不掉的往昔,如今它是一个漂泊街头的零工。


    在海鲜摊干了半个月,凌月渐渐摸清了深圳的节奏。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老板去码头挑鱼,然后在摊前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剖鱼、刮鳞、称重,手指被鱼鳞划得全是小口。有一次,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买鱼,嫌她动作慢,骂了句“乡巴佬”,凌月没吭声,只是把鱼摔在他面前的塑料袋里,鱼鳞溅了他一裤腿。


    晚上收摊后,她常去附近的夜市转悠。小贩们用粤语喊着“靓女,买件啦”,摊位上的的确良衬衫五颜六色,像一片流动的花海。她在一个卖旧书的摊位前停下,老板是个戴眼镜的老头,正用抹布擦着一本《市场营销学》。“姑娘,看看?”老头推了推眼镜,“刚收的,里面还有笔记呢。”


    凌月翻开书,扉页上写着“1992年购于深圳大学”。她摸了摸口袋里的钱,那是她攒了半个月的工资。“多少钱?”“五块。”老头爽快地说,“看你面善,便宜点。”


    回到出租屋,凌月借着床头的台灯看书。书页里夹着一张深圳地图,有人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地方:东门市场、华强北、蛇口港。她想起小芳说的东海水晶,想起张姐提的发卡和水晶饰品生意,忽然在地图上找到了龙华纺织公司的位置,离她住的地方并不远,她做了一个箭头做标记,像一颗埋在城市里的钉子。


    一个周末的下午,凌月特意绕到龙华纺织公司的后门口。传达室的老头在打盹,她往里望了望,车间里的机器还在轰隆隆地转,排气窗里冒出的热气在阳光下散成淡蓝色的雾。她正看着,忽然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回头一看,是小芳。小姑娘换了件碎花连衣裙,手里拎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个苹果。


    “凌月阿姨,你怎么在这?”小芳跑过来,把一个苹果塞给她,“我妈让我来给主任送点家乡特产,想让她给我换个轻松点的岗位。”她压低声音,“听说最近厂里老丢东西,一批进口棉纱不见了,公司正查呢。”


    凌月的心猛地一跳:“进口棉纱?”


    “是啊,”小芳啃着苹果,“听说是从日本进来的,可贵了。有人说是被外面的人勾着厂里的人弄走的,倒卖到外地,公司损失不小。”她指了指远处的一辆黑色轿车,“喏,就是那种车,经常来厂里,每次来都神神秘秘的,我看着有些问题,可是我也不敢说。”


    凌月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那辆车的车牌号是“粤B”开头,车窗贴着深色膜,看不清里面的人。但她莫名觉得熟悉,像在哪里见过——想了半天,才记起八年前刘德坐的那辆上海牌轿车,也是这样,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寒气,只不过换了车牌而已。


    “对了,”小芳忽然想起什么,“上次跟你说的水晶,我表姐进了一批新货,在深圳湾那边摆摊,你要不要去看看?她说东海水晶在这边可受欢迎了,尤其是那种里面带‘海浪纹’的。”


    凌月摇摇头:“我还有事,先走了。”她转身离开时,又瞄了瞄那辆正在发动的黑色轿车,听见小芳在后面喊:“阿姨,要是想找活,我表姐那缺个人帮忙!”


    走出纺织厂的巷子,凌月看见那辆黑色轿车驶了出来。车窗降下一点,弹出一缕烟灰,露出一张年轻男人的脸——剑眉,薄唇,眼神像淬了冰。四目相对的瞬间,凌月的血液几乎凝固了——是刘冀。他比年前成熟了不少,穿着考究的西装,手腕上戴着金表,但那双眼睛里的阴狠与茫然,和当年在监狱中盯着她的样子一模一样。


    车“嗖”地一声从她身边驶过,带起的风里,夹着一股淡淡的古龙水味,和她记忆里刘德身上的雪花膏味重叠在一起。凌月站在原地,手指抠进掌心,直到渗出血来才发觉——刘冀怎么会在这里?他和龙华纺织公司的棉纱失窃有什么关系?还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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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说的“倒卖到外地”,是不是和苏曼说的“香港账户”能对上?


    那天晚上,凌月翻来覆去睡不着。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箱,里面是她这半个月攒的旧报纸,上面有不少关于“价格双轨制”“倒买倒卖”的报道。她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地看,忽然在《经济早报》上的一篇报道里看到“东方红纺织厂”的名字——报道说,全国的经济正经历着转型的阵痛,该厂一批日本织机已卸下历史的重任,崭新的科技型喷水织机正取而代之,在新时代的改革浪潮中阔步向前。新旧织机交替,那些正是刘德的妙手操作。


    凌月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她摸出那件从狱中带出的衣衫,回想着袖口中的细纱,她把那些碎片拼凑起来,终于理出了一条线:刘德当年贪污了日本织机的尾款57万,通过香港的账户洗白,然后让刘冀在深圳和东海之间穿梭,利用价格双轨制,把国营厂的原料(比如龙华纺织公司的进口棉纱、东方红厂的织机零件)倒卖到香港或私人作坊,从中牟取暴利。那些所谓的“卸下历史的重任”,恐怕只是他们监守自盗的幌子。


    窗外的雨又下了起来,打在铁皮屋顶上,像有人在敲鼓。凌月摸着衣衫的袖口,原本整齐的针脚已变得歪歪扭扭,此刻的心绪纷繁杂乱。她想起苏曼在监狱里日渐憔悴的脸,想起母亲“海里的浪花看着好看,卷走人的时候也不打招呼”的话,想起刘德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说的“廉洁奉公”,忽然觉得这雨下得真好,能把那些肮脏的和干净的东西糊在一处,两人不知所以。


    第二天一早,凌月去海鲜摊辞职。老板挺舍不得:“姑娘,你剖鱼手艺好,不再想想?”凌月摇摇头,把那本《市场营销学》放进帆布包,“我想做点别的。”


    她没去找小芳的表姐,而是去了深圳图书馆。坐在阅览室里,她翻看那些关于经济和法律的书,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书页上,把“贪污罪”“走私罪”的字眼照得透亮。旁边坐着个戴眼镜的学生,正在写关于邓公南巡的论文,嘴里念叨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阵痛”,凌月听着,忽然明白,有些人就是借着这“阵痛”,在暗地里吸着国家的血。


    中午在图书馆门口的花坛边吃饭时,凌月遇见了蒯文。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看样子是刚从附近的杂志社出来。“你怎么在这?”蒯文惊讶地看着她手里的馒头,“我找了你好几天,张姐说你搬走了。”


    凌月拍了拍身边的空位,让他坐下:“我在看书。”她指了指阅览室的方向,“想学点东西。”


    蒯文从信封里抽出一叠钱,塞进她手里:“这是我最近的稿费,你先拿着。”他叹了口气,“我知道你还在怪我,但深圳就是这样,不跟着浪走,就会被拍死在沙滩上。”他从包里拿出一本新出的《南方诗歌报》,头版是他的《浪涌鹏城》,“你看,这就是现在需要的诗,有时代感。”


    凌月翻开报纸,里面的句子像针一样扎眼:“让浪潮卷走旧时账本,让时间在浪尖开出金色的花”。她把报纸合上,把钱还给蒯文:“我不要你的钱,我自己能挣。”她顿了顿,“蒯文,你还记得《浮城掠影》里写的‘浪的咸味’吗?浪再大,也该有自己的咸味,不然就成了淡而无味的水。”


    蒯文的脸涨红了,他站起来,把报纸揉成一团:“你根本不懂!你在监狱里待了八年,外面的世界早就变了!”他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刘冀来找过我,问你在哪。他说你要是安分点,他可以帮你找个好活。”


    凌月的心沉了下去:“你告诉他我在哪了?”


    “我没说!”蒯文吼道,“但我劝你,别跟他们斗,刘德在深圳的关系网深着呢。”他最后看了她一眼,眼神里有担忧,也有失望,“你好自为之。”


    看着蒯文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凌月的眼眸突然凝聚出泪水。蒯文真的变了,她知道,从这一刻起,她和他之间,隔着的已经不只是八年的时光,还有两重浪涛——他选择了随波逐流,而她,必须做那块守住海浪的礁石。


    接下来的日子,凌月白天在图书馆看书,晚上去夜市帮一个卖磁带和录像带的老板看摊。老板是个下岗工人,总跟她说:“这世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但咱胆小的,也得守住底线,不能吃带血的钱。”凌月听着,想起那些被倒买倒卖的棉纱和织机,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她开始有意识地收集线索。去东方红纺织厂深圳办事处门口(其实那是刘冀在深圳蛰伏的老巢)蹲守,记下那些进进出出的人;在小商品市场假装买东西,和摊主闲聊,打听“东海来的刘老板”;甚至跟着那辆黑色轿车,看着它开进一家挂着“香港泰丰贸易公司”牌子的写字楼——她在报纸上见过这家公司,说是做纺织原料进出口的,老板背景神秘。


    这些事,她做得小心翼翼,像在深海里潜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但她知道,刘冀已经盯上她了——有好几次,她感觉有人在跟踪,回头却只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有一次,她放在夜市摊前的书被人撕了,上面正好是她做了标记的“走私罪”章节。


    出租房子的张姐跟她说:“姑娘,最近总有人来问你,看着不像好人,你是不是惹上什么事了?”凌月只是笑笑,给张姐带了两斤刚剖好的海虾——这些日子,张姐总在她晚归时留着门,还把自己的台灯借给她用。


    一个周六的晚上,凌月收摊回家,走到巷子口时,被几个黑影拦住了。为首的是个刀疤脸,手里把玩着一根铁链:“凌小姐,刘总让我们给你带个话,别再瞎打听,不然下次就不是撕书这么简单了。”铁链在地上拖出刺耳的声音,像蛇在爬。凌月攥紧了手里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她这些日子记满线索的笔记本。“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她挺直脊背,尽管声音在发抖,“让开。”


    刀疤脸笑了,伸手就要抓她的包。凌月侧身躲开,抓起墙角的一根木棍:“我警告你们,再过来我就喊人了!”巷子里的灯忽然亮了,张姐举着个扫帚站在门口:“干什么呢!耍流氓啊!我已经报警了!”那几个人骂了句脏话,很快消失在夜色里。张姐跑过来,拉着凌月的手:“你到底惹上谁了?这些人一看就是道上的!”凌月看着张姐被吓得发白的脸,心里一阵愧疚:“张姐,对不起,连累你了。”


    “说这些干啥。”张姐拍了拍她的手,“我年轻的时候也见过事面,知道啥是该做的,啥是不该做的。”她往凌月手里塞了个手电筒,“以后晚归照着点,别怕,邪不压正。”


    回到出租屋,凌月打开笔记本,借着台灯的光,把今天的遭遇记了下来。窗外的浪声又响了起来,比往常更急,像在为她加油。她想起父亲说过的话,与母亲的话味道不同:“东海的浪看着凶,其实最讲道理,你对它真,它就给你留条活路。”


    她摸出那件半厚衣衫,她并没有拆开袖口。她知道,里面的秘密已经刻在了心里,像东海水晶里的纹路,永远不会消失。而她要做的,就是带着这些纹路,在深圳的浪涛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


    第二天清晨,凌月把笔记本藏在床板下,然后去了小商品市场。她在小芳表姐的摊位前停下,指着那些水晶发卡:“我叫凌月,这些,我能试试卖吗?”小芳表姐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是小芳说的凌姐吧,她跟我提了几次。当然能!她说你是东海来的,肯定比我懂这些石头。”


    凌月拿起一个水晶发卡,对着阳光看。里面的冰裂纹路,像极了东海的浪,也像极了深圳的浪,更像她这些日子走过的路——曲折,却始终向着光亮的地方。她忽然明白,无论是东海的浪还是深圳的浪,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


    她要做的,不是选择哪一种浪,而是要让自己成为能驾驭浪的人。就像这些水晶,经过东海的打磨,再来到深圳的阳光下,才能发出最亮的光。


    凌月深吸一口气,迎着市场里嘈杂的人声,开始了她的新生活。她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刘德和刘冀的阴影还没散去,蒯文的世界暂时也回不去了。但她不怕,因为她的心里,有东海的根,有深圳的劲,还有两重浪涛都磨不灭的,对正义的执着。


    远处的深圳湾,浪尖正泛着晶莹的光,像无数块等待被发现的水晶,在阳光下,闪耀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复杂而又热烈的光芒。而凌月,这块从东海来的礁石,已经准备在深圳的浪涛里扎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