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东生小心翼翼地将纸条重新塞回兜里，脑海中思绪如麻，却渐渐清晰起来。


    如果说王德发、白学民背后有人撑腰，那么这个审批源头的李处长，会不会就是关键人物？


    那些来路不明的氰化钠，是不是通过他的手流入林场的？


    这一切看似毫无关联的线索，此刻却在他脑海中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


    莫东生的眉头越皱越紧，“得找个地方打电话……”


    他四下张望，目光落在了卫生局外头街道上的公用电话亭。


    公用电话亭的红漆已经斑驳，投币口下方用粉笔写着“每次四分”。


    莫东生急匆匆走进电话亭里，摸出枚磨得发亮的五分硬币——这是去年冬天莫小满捡到交给他的，一直没舍得用。


    硬币“当啷”一声滑进投币口，金属碰撞的声响让他心头一颤。


    “2357……”


    莫东生默念着，手指在落满灰的电话转盘上拨号。


    转盘“咔嗒咔嗒”的声响像催命符，每一声都让他太阳穴突突直跳。


    “你好，化工厅总机。”接线员的女声带着电流杂音。


    “麻烦转葛处长办公室，”莫东生压低嗓子，故意带点官腔，“我是红旗公社革委会的，是县卫生局监测科的科员吴清河让我找的葛处长。”


    其实，莫东生并不是有意要装作革委会的工作人员。


    他深知，如果直接报上自己林场护林员的身份，接线员大概率会不以为然，甚至可能连眼皮都不会抬一下，更不会帮他转接到葛立仁的电话。


    在这个社会里，普通老百姓的诉求，不一定会被人在乎。


    那些高高在上的岗位官员，与他们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鸿沟，


    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直接接触到他们的“权力”和渠道，上头的某些人更会尽量避免普通老百姓有能直接接触到某些岗位官员的渠道。


    “好的，请稍后。”


    电话那头陷入死寂，只有电流的滋滋声在耳膜震荡。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十几秒左右，长得像一个世纪。


    莫东生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地撞击着胸腔。


    玻璃窗外，一个戴红袖标的老太太正狐疑地盯着他。


    听筒里突然传来重物碰撞的闷响，随后一个低沉的男声响起：“喂？你好，我是葛立仁。”


    莫东生一口气差点没上来——他没想到居然能直接接通！


    按常理，这种级别的干部至少要经过三四道转接。


    “葛处长你好，是吴清河科员让我……”


    “你等等。”


    电话里，葛立仁的声音突然紧绷。


    电话那头传来椅子挪动的声响，接着是“砰”的关门声。背景里原本隐约的广播声突然消失了。


    葛立仁再开口时，声音压得极低：“刚才你说，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莫东生瞥见窗外那个红袖标老太太越走越近，随即咽了咽唾沫，赶紧侧过身挡住话筒，报出了吴清河的名字：


    “是吴清河，县卫生局监测科的科员。他给了我你的联系方式，让我找您反映红旗公社林场工业废料的事……”


    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咔嚓”的声响，葛立仁深吸了一口烟：“好，你继续说。”


    莫东生语速飞快，“是一位名叫温语柔的温语柔同志推荐我去找的吴清河。”


    “经过今天的检测，目前已经确定那些工业废料是氰化钠，至少五麻袋，被人倒在了村里林场的南坡。”


    他飞快地把关于发现有人倾倒工业废料、以及是温语柔让他去找吴清河，然后他再从吴清河那边得知了葛立仁的电话号码的事情，在电话里像竹筒倒豆子般，简略的告知了葛立仁，捡重点的说。


    莫东生在提到“氰化钠”的时候，电话那头的葛立仁明显重视了不少，追着他问关于氰化钠的细节。


    还待莫东生要补充更多细节时，电话亭的玻璃窗上突然“咚”地一声响——那个红袖标老太太正用扫把柄敲打电话亭，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莫东生：


    “喂！同志！打电话不能超过五分钟！这是规定！”


    莫东生捂住话筒，冲老太太挤出个笑：“马上就好，婶子。”


    再对着电话时，他声音急得发颤：“葛处长，现在县里有人要销毁证据，还威胁我妹妹……”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剧烈的咳嗽声，像是被呛住了。


    莫东生听见纸张翻动的窸窣声，“你现在在哪？有没有被人跟踪？”


    这个问题让莫东生浑身发冷。


    他下意识望向街道拐角——那里除了停着一辆不起眼的自行车，在没任何显眼的人或者其他东西。


    “我在卫生局门口。”莫东生扯了扯衣领，“目前应该暂时没有人跟踪我。”


    “好，你听着，”葛立仁的声音突然变得极其清晰，“今晚七点，去县医院后门的解放碑等着。”


    “记得带上一份他们倾倒的那些工业废料样本，最好是要装在玻璃瓶里……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


    葛立仁的语气突然加重，背景里传来纸张翻动的窸窣声。


    莫东生抬头瞥向附近供销社楼顶的大钟，时针正缓缓爬向傍晚的六点十五分。


    “记住了，我会按时赴约的。”


    “好。”


    电话那头的背景里传来重重的敲门声，混着模糊的叫嚷：“葛处长，白主任找您开会！”


    电话“咔”地挂断了。


    莫东生握着话筒，听见里面传来“嘟嘟”的忙音。


    窗外，那位戴红标的老太太已经掏出了小本本，第三行，铅笔头“沙沙”地划过纸面，时不时抬眼瞥他一下，正下了他的工装裤和解放鞋的特征。


    莫东生知道，这种街道积极分子最爱打小报告，谁多打了会儿电话，谁买了超额的商品，都逃不过她们的眼睛。


    他缓缓挂上电话，转身推开玻璃门。


    硬币退币口“当啷”吐出一枚一分钱的硬币。


    莫东生皱了皱眉——这次通话，明明只用了三分钱，不知道为啥那戴红标的老太太这么着急的来催促他离开。


    “同志！”那老太太又用扫帚柄敲了敲玻璃，“你磨蹭啥呢？快走啊！别长时间占用公用电话亭，耽误到后面的人用电话咋办？”


    她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催促，袖口的红袖标随着动作轻轻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