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过后的几十天里，关于“非典”的传闻越来越少，晚报也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媒体都在关注战争。我国卫生及相关部门也正是因为在这段时间既没有如实通报“非典”疫情，也没有时查清病因和对“非典”疫情严防死守，结果致使后来“非典”在全国爆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广州遭“非典”侵袭之后，二00三年三月，“非典”病毒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广州往外扩散，香港和北京先后出现“非典”病例。三月十日，香港最大的两家电视机构——无线和亚视，同时播报了一条消息：过去数日内威尔斯亲王医院八a病房有七名医生、四名护士出现发烧、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此后病情的蔓延令所有人都猝不及防。三月十一日，该院感到不适的八a病房医护人员激增到二十三人，其中两人被证实感染非典型肺炎；三月十六日，有医护人员的家属被感染；次日，感染的病例突破了一百宗；一天之后，香港出现了首宗本地感染“非典”死亡病例。三月二十五日，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在抗击“非典”第一线殉职，这是我国第一位被“非典”患者传染而牺牲的医护人员。三月二十六日当晚，北京地坛医院首批收治两名感染“非典”的病人：一名来自香港，一名是加拿大人，这标志着“非典”在首都的战役正式“打响”。


    到四月份，“非典”波及范围扩大，人心越来越恐慌，情形越来越来严峻，已经“捂不住”了。有关“非典”的报道重新见诸报端，全国各地都在部署预防“非典”的工作。宜春也不例外。一时之间，宜春火车站和各汽车站及国道上各市县交界处都设立了临时检测站。从广东等“非典”疫区过来的人要检查身体，测量体温，回家后要隔离观察。若有感冒发烧症状的，立马送到政府指定的医院观察。人们外出纷纷戴上了口罩，以致口罩脱销。消毒液、体温表、医用口罩、金银花等“防非”药品价格上涨。报社也给我们发了口罩和板蓝根。一时之间，“非典”、“疫区”、“发热”、“疑似病人”、“隔离观察”成为最热门的词汇，政府严阵以待，大家又紧张起来，有的报纸开辟了专栏或专版进行动态、跟踪、深度报道。


    四月十六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这种引起全国恐慌的流行病毒已经找到，正式命名为sars病毒，四天后，“非典”被列入我国法定传染病。其间，由于防治“非典”不力，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孟学农被免职；王歧山任北京市代市长，副总理兼任部长。四月下旬，北京“非典”疫情严峻，最高一天新增病例达一百五十多人，其中地坛医院五天时间收治一百七十六例病人（其中百分之四十是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占当时全市“非典”病人的百分之二十，多名医护人员在救治病人中倒下。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市通告，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采取隔离控制措施。整座北京城，人心惶惶，满城尽现白口罩。路上，车少人稀，以至于经过地坛医院门口的公交车都没有人敢坐，害怕吸入从医院里飘出来的病毒染病。京城的超市出现抢购风波；餐饮业、宾馆出现关门歇业，经济陷入萧条。


    虽然宜春没有出现“非典”病例，但京城都成了“重点疫区”，各地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层层严防死守“非典”入侵。四月下旬，宜春市政府和各县（市、区）均成立了由党政一把手挂帅的“非典”预防协调小组，市本级安排了五十万元预防经费，各县（市、区）都安排了一定的经费，用于添置必需设备和药品。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对群众进行“五知四会”宣传教育，增强群众的自我保护能力。“五知”是知道“非典”重疫区在什么地方，使大家对重疫区来的人员保持高度警惕，谨慎接触；知道“非典”的症状是什么，以便对号入座，鉴别情况；知道“非典”是可防、可治、可控制的，避免群众产生恐惧心理；知道当地的实际情况，使大家心里有数，不信谣传谣；知道预防、防治和联络的办法、联系的信号，以利于不失时机，更好更快地做好防治工作。“四会”是会观察，能及时发现可疑的对象；会及时报告，知道向什么部门报告；会及时防范；会及时应急处理。此外，要坚持严格的报告制度，畅通三条报告渠道，实行三种隔离措施。一是党政系统报告渠道，由市、县、乡、村、组五级组成，妇女主任担任信息报告员，对每个从外地回宜春的人员进行上门走访、登记，及时报告本地、本单位人员外出、返回及来客等流动情况和可疑人员情况；二是医、药系统报告渠道，由各级医疗机构和药店人员组成，主要是对看过发烧门诊和购过发烧药片的人员进行登记和报告；三是市直、县直各部门、单位、系统的报告渠道，负责对本单位具体情况进行报告。三种隔离措施：一是远距离隔离。要随时掌握本地在外人员的动向，并通过亲友等劝其暂留当地近期不返回原籍。一旦发现在外人员尤其是在疫区人员有返回的意向，要立即与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联系，将其及时拦截。二是及时隔离。宜春凡与外地接壤并有交通要道处的县市，一律设立检查点，由交通、公安、卫生各派一至两人驻守监测；火车、长途汽车站实行二十四小时驻守监测，凡从广东、北京疫区抵宜乘客，一律由公安人员带至位于袁州区湖田乡的留置站进行隔离观察，对非重疫区返家的各类人员，各地各单位要将其先隔离再酌情处置；对重疫区流入人员要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然后视情处理。三是有效隔离。即选择好隔离地点，对留观人员和疑似病人的隔离应选择在医院以外的独立居所，避免因交叉感染而产生新的传染源。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疫网，全力严防“非典”输入。


    这些举措的宣传报道和逐步落实，加上政府公布的“非典”病例和疑似病例日益增多，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如临大敌，有些人人自危的气氛，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人们减少了外出活动，但记者反倒更忙了。餐馆酒店的生意一落千丈。而且国家将这年的“五一”长假也取消了。宜春是个劳务输出大市，在此情形下，不少广东、福建、北京等打工的人员纷纷返乡，增加了家乡政府防“非典”的压力。由于市、县两级设立的隔离点容量有限，一些乡镇政府就在卫生防疫部门的协助下开辟了隔离场所。这些千里返乡的打工者本想早日与家人团聚，那知到家了还要“关”一个星期后，没有出现感冒发烧症状才能出去，因此他们的抵触情绪很大。加上有的乡镇要收他们的食宿费，返乡人员和家属就更不满了。一些读者打电话到报社反映了这些情况，表示不解和抗议。五月的一天，我和日报的记者来到袁州区飞剑潭乡调查了解乡政府收取隔离人员食宿费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些青年关在房间时，不能随便进出，一日三餐由专人送到房间里，日常生活用品由家人提供。这些青年无聊得很，就在房间里打牌消磨时间。我们向乡领导谈到收隔离者食宿费的事。对方说乡里经济困难，隔离的人多，又不是一天两天，开支不小，乡里负担不起，就只有按实际消费金额收隔离者的钱。隔离者则说是政府强制他们呆在这里，要是自己在家里的话，不但吃住不要钱，还可以做事赚钱。看来双方都有理由。我们回来后，就将此事向市政府相关部门报告了。宜春市政府很快就下文明确：隔离者在隔离期间产生的费用，由县级以上财政解决，各乡镇不得擅自收费，但要如实做好统计上报工作。


    这时，还有读者来电反映丰城市淘沙镇、袁州区金瑞镇对返乡务工人员进行罚款，金额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出行不便，我就通过电话采访。淘沙镇政府一位李姓工作人员说，该镇罗家村有三名姓张的打工青年是五月九日从北京回来的。按照江西省预防“非典”的工作要求，从疫区回乡的人员都要接受监测和隔离留观。但这三名民工都坚持在家里隔离，而且违背了“三就地”原则，没有自觉遵守防“非典”的相关规定，增加了当地“防非”的难度，所以每人处以二百至三百元的罚款，目的在于教育他们，警示大多数。金瑞镇政府的答复是：反映情况的彭姓男子，于五月十日从浙江温州返乡。彭回来后，没有主动接受检测和隔离，而且到处走亲访友逛大街，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镇政府便于十二日对其进行强制隔离留观，并作出了经济处罚。十九日，经留观一周未出现症状，彭回到了家中。对这些事，我们不好评价定论，只好反映了市政府的“防非”办，由他们处置。


    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我国“非典”防治工作取得了明效成效。到五月中下旬，各地尤其是“非典”疫情重点区域的情况开始好转，一批批“非典”患者得以康复，全国公布收治“非典”病例和“疑似”病例的数字日益减少。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地坛医院送走了第一百位“非典”康复者；五月二十九日，北京新收治“非典”确诊病例首次为零；次日，宣布：北京防治“非典”“五月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到六月二十一日，地坛医院成为北京唯一保留的“非典”定点医院，负责全北京市“非典”的扫尾工作。三天后，世界卫生组织解除了北京的旅游警告，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的名单中删除。


    由于“非典”前期相关部门隐瞒疫情数字，直接影响到政府的正确决策和患者的及时治疗。正是“非典”带来的惨痛教训，使我国政府对传染病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自二00三年五月九日总理温家宝签署第376号令，公布施行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之后，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开始进入法制化的轨道。


    是的，曾经的惶恐和不安已经远去，“人人自危”的感受不再浮现，我们的生活也早已恢复正常。但是，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二00三年的那个春天与初夏带给我们的惶惑、苦痛、分离，更不应该忘记，那些为了我们的今天而永远逝去的生命，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奋战在“抗非”一线的医护人员。那些逝去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对职责的忠诚，看到了对大局的顾全，看到了人性的尊严和勇气，他们永远值得我们所有人纪念，不仅是今朝，而应该是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