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嘉靖艰难挣扎着南下时。


    南京，应天府。


    昔日的留都，大明第二套官僚体系所在，此刻城头飘扬的已是玄色“阎”字旗。


    镇守此处的，是阎地。


    他将帅府设在了原南京兵部衙门。


    彼时衙门正堂，气氛肃杀。


    堂下跪着几名身着旧朝服饰、但已去了官帽的官员，为首的是原南京守备太监、南京兵部尚书、以及几位在南京的勋贵之后，如魏国公徐鹏举等人。


    他们面色惨白，汗出如浆。


    阎地高坐堂上，甲胄未卸，手按刀柄，目光冷峻地扫过众人。


    “南京已归新朝，尔等前明旧吏、勋臣，愿留者，需经考绩，量才录用，然需与旧弊切割，遵奉新法，然家族未经录用之辈，即刻北迁，自谋生路，家产需依法清点，逾制部分充公，若有二心，或暗通消息，资助叛逆，军法从事！”


    徐鹏举颤声道。


    “阎将军，老夫......老夫年迈昏聩，唯求骸骨归乡，安度残年，家中薄产，愿......愿听凭朝廷处置。”


    他彻底放弃了抵抗，只求能保住性命和家人不被北迁。


    原南京兵部尚书则犹豫道。


    “下官......下官愿为新朝效力，只是不知......需经何等考绩？”


    阎地对旁边一名文吏示意。那文吏展开一份文书，朗声。


    “凡愿留用者，先通过黑袍调查，之后需至城北新设之‘新政讲习所’，学习新朝法令、政策、文书格式，为期一月，期满考核合格，视其原职、才能，分派至民政、财政、刑律、工造各署之下级佐官，或至各县任副职、教谕，一切需从头做起，有功则升，无绩则黜，尔等可愿？”


    几名官员面面相觑，从昔日的高位骤然降至佐贰、教谕，甚至要从头“学习”，心中自然不甘，但形势比人强。


    最终，除徐鹏举等明确表示告老外，其余几人咬了咬牙，皆表示愿意“入所学习”。


    阎地点点头。


    “既如此，去留已定，散了吧。”


    处理完旧官僚，阎地又对侍立一旁的几名年轻将领和文吏开口。


    “南京重地，需牢牢掌控，四门守将，必须是我军中得力之人，城内巡防，由我部直辖，各衙署要害，尤其户部库、兵仗局、龙江船厂，需派兵看守，文吏接管，张贴安民告示，重申新朝法令，凡有趁乱滋事、散布谣言、抗拒徙迁清丈者，无论何人，立斩不赦。”


    一名年轻文吏，是北地寒门出身，在总摄厅受过短期培训，此刻被派来担任南京民政分署的副主事。


    “将军，城内不少商铺因大户北迁、生意萧条而关门，百姓生计恐受影响，是否需设法安抚？”


    阎地沉吟片刻。


    “此事已报总摄厅，不日将有诏令，减免南京商税一年，鼓励北货南来，并组织本地原有之丝织、印刷工匠，筹建官营工场，招募流民、北迁户中有手艺者入内劳作，以工代赈，你既管民政，此事便由你协助筹划，记住，稳定市面，安置闲散，乃当前要务。”


    类似的场景，在杭州、广州等南方新定重镇不断上演。


    镇守者皆是阎赴嫡系将领，核心职位则由北方带来的军官、文吏，或是在北方经过短期新政培训、表现突出的投诚官员担任。


    旧有的地方权力网络被迅速打碎、替换，新的、直属于总摄国政厅的军政体系，如同坚韧的根须，深深扎入南方的土壤。


    与此同时。


    扬州府，邵伯驿。


    这里是运河畔的重要驿站，往日南来北往，车马如龙。


    如今，驿道上景象依旧繁忙，却透着一种奇特的、方向明确的流动感。


    时近中午，几辆装载着沉重木箱、覆盖油布的骡车，在少量黑衣士兵护卫下，缓缓驶入驿站，准备打尖。


    押车的军官与驿丞交接文书，士兵们警惕地看守着车辆。


    木箱缝隙中，隐约露出线装书册的边角，还有的箱子散发出淡淡的樟木和墨香。


    “又一批......这怕是这个月第三批往北送书的了吧？”


    驿站旁一个卖炊饼、茶水的小摊上，一个行商打扮的人，就着热茶啃着干粮，对摊主嘀咕。


    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一边翻动着铁鏊上的饼子，一边叹道。


    “可不是嘛，听驿站的马夫说，不光书，还有画儿、字帖、古董家具，甚至还有太湖那边运来的大石头！都是南边的好东西，一车一车往北拉。”


    “这么个搬法，南边的精华岂不是要被搬空了？”


    行商皱眉。


    “谁说不是呢，可也没办法，听说都是那些被迁走的大户家的东西，现在归了‘朝廷’，不过话说回来。”


    摊主压低声音。


    “这些东西留在南边，也就是那些老爷们藏着掖着，咱们平头百姓谁看得着？现在拉到北边，听说要建个什么‘博文馆’，让读书人都能去看，说不定还是件好事，就是......这生意，是真不好做了，以往那些大户家的采买、人情往来，如今全没了。”


    正说着，驿道南边又来了一队人马。


    这次却是几个骑着快马、背着公文筒的信使，风尘仆仆，在驿站前翻身下马，匆匆进入驿舍，出示腰牌，换取新的马匹。


    他们的方向，是继续向南。


    “看，往南边送文书的。”


    行商努努嘴。


    “听说都是新朝的法令、告示，还有派官的文书，这北边的令，如今是真要管到南边头上了。”


    “管就管吧，只要别加税，别乱抓人，能让人安稳做点小买卖，就阿弥陀佛了。”


    摊主将一张烤得焦黄的炊饼递给行商。


    “客官，您的饼，您这是往哪去？”


    “我？去杭州看看，听说那边新设了市舶司，章程和以前不一样了，想去探探路。”


    行商付了钱，将饼塞进行囊。


    “这世道，总得找条活路，北边有北边的路子，南边......也得看看新朝廷给什么路走。”


    驿道上，北徙的车马与南下的信使，交错而过，各自承载着新旧时代交替的不同使命。


    然而百姓看到的景象，确确实实变得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