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怀安深吸一口清冷的空气，开始热身。


    压腿，活动关节，然后沿着熟悉的路线——出胡同，上西四北大街，折向南，过西安门，沿着皇城根，一路向南慢跑。


    这是他新的路线，比原来增加了两公里，终点是距离天安门不远的南池子附近，再折返。


    脚步踏在青石板路上，发出沉稳而有节奏的声响。


    汗水渐渐渗出，心脏有力地搏动，将氧气输送到四肢百骸。


    晨跑，如今对他而言已不仅仅是锻炼，更是一种仪式，一种对意志的锤炼，一种对昨日之我的告别，和对明日之约的奔赴。


    脑海中清晰地回响着陈伯父沙哑的声音：


    “身子骨是扛枪打仗的本钱，没个好身板，上了战场就是送死。”


    他跑过晨雾朦胧的北海，跑过寂静的景山红墙，跑过早起的摊贩支起热气腾腾的早点摊。


    炸油条的香味，豆汁儿那股特殊的酸馊气，磨剪子戗菜刀的吆喝声……北平城的早晨，在熟悉的气味和声音中缓缓苏醒，带着一种千年古都特有的、慵懒而又坚韧的生命力。


    但今日的空气中，似乎隐隐多了一丝不同寻常的紧绷。


    路过南长街口时，他看见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挎着枪，神色严肃地站在街口，目光警惕地扫视着零星的行人。


    不远处，还有几个报童挥舞着刚出的晨报，尖着嗓子喊：


    “看报看报！日军演习，东城断绝交通！看报看报！”


    林怀安脚步未停，心头却是一紧。


    日军演习？又是在东长安街一带吗？


    他想起暑假时在报上零星看到的消息，说日军时常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附近“操演”，有时甚至会“临时断绝交通”。


    难道今天……


    他压下心头的不安，加快了步伐。


    无论如何，开学第一天，不能迟到。


    中法中学在东城灯市口，从他家西四过去，最近的路自然是经西单、穿西长安街、过天安门、再走东长安街。


    若是东长安街被封锁，就得绕道，那可要费不少功夫。


    晨跑结束，回到家中，已是浑身热气蒸腾。


    王氏已备好早饭：棒子面粥，贴饼子，一碟酱萝卜，两个煮鸡蛋。


    鸡蛋是特意给他加的，王氏总怕儿子读书辛苦，营养跟不上。


    林崇文已经坐在桌边，就着一小碟花生米，慢吞吞地喝着粥，眉头习惯性地微蹙着，看着桌上摊开的一张《世界日报》。


    “回来了？快洗洗吃饭。”


    王氏招呼着，递过拧好的热毛巾。


    林怀安擦着脸，瞥见父亲手中报纸的头版标题，黑体大字触目惊心：


    《日军今日在东长安街、霞公府、东单一带举行巷战演习 当局已通告市民绕行》。


    林崇文察觉到他目光，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只是将报纸往他这边推了推，手指在那标题上重重敲了两下，发出沉闷的响声。


    那意思很清楚：看看，这就是如今的世道。


    林怀安默然坐下，拿起一个贴饼子，就着酱萝卜咬了一口，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扫过那篇报道。


    报道措辞“委婉”，称日军演习系依据“条约权利”，为“维护使馆区安全”之“正常操练”，北平市政府及公安局已“妥为接洽”，并“劝导市民勿近该区，以免误会”云云。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憋屈的“官方口径”味道。


    “岂有此理！”


    林崇文终究没忍住，将筷子拍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酱萝卜的汁水溅出几点。


    王氏吓了一跳，担忧地看着丈夫。


    “在东长安街上演习巷战？


    那是北平城的心窝子！


    是皇城前头！


    他们想干什么？


    真当这北平是他们日本人的地盘了？”


    林崇文胸口起伏，脸色因愤怒而有些发红，“还‘临时断绝交通’！


    老百姓还过不过日子了？


    学生们还上不上学了？”


    他越说越气，声音也高了起来：


    “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


    这都过去三十多年了！


    还拿着鸡毛当令箭！


    在东交民巷驻兵也就罢了，如今竟敢把演习场摆到东长安街、霞公府、东单牌楼！


    那是内城！


    是大清皇城脚下！


    民国首善之区！


    这成何体统！政府的那些人，就只会发一纸不痛不痒的通告？


    巡警呢？


    军队呢？


    都死绝了吗？！”


    “崇文！你小声点！”


    王氏慌忙低声劝阻，紧张地看了一眼窗外，“隔墙有耳……”


    林崇文喘着粗气，额上青筋跳动，终究是顾忌着什么，没再大声喝骂，只是抓起桌上的粥碗，仰头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仿佛要将满腔愤懑都咽下去。


    放下碗，他看向一直沉默的儿子，眼神复杂，有愤怒，有无奈，更有一种深切的悲凉和无力。


    “看见了吧？这就是你要投身的‘国事’！”


    他声音低沉下来，带着嘶哑，“外人在咱们家里舞刀弄枪，咱们自己的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你就算考上军校，当了军官，又能如何？


    上面一道命令下来，还不是得忍着、让着？


    热血？


    热血能挡子弹，能抵得过人家的飞机大炮吗？”


    这话说得沉重，也尖锐。


    林怀安放下筷子，抬起头，迎着父亲的目光。


    他没有反驳，也没有激动，只是平静地、清晰地回答：


    “父亲，热血或许挡不住子弹，但若连热血都没有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别人在我们家里舞刀弄枪，我们若连看都不敢看，骂都不敢骂，甚至想都不敢想，那才真是死绝了。”


    林崇文愣住了，似乎没料到儿子会这样回答。


    他看着儿子那双清澈而坚定的眼睛，那里面没有少年人常有的冲动和虚火，而是一种沉静的、近乎冷酷的清醒。


    这眼神，让他想起了当年那个同样年轻、同样心怀热忱，最终却被现实磨平了所有棱角的自己。


    他想说什么，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只是化作一声长长的、疲惫的叹息，重新拿起筷子，拨弄着碗里所剩无几的粥米，不再言语。


    一顿早饭，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结束。


    林怀安回房迅速收拾好书包——几本新领的课本，笔记本，钢笔，还有母亲偷偷塞给他的两块用油纸包好的枣糕。


    他想了想，又将那本边角已经磨损的《中国近百年史纲》也塞了进去。


    走出房门时，父亲还坐在桌边，对着那张报纸出神，背影佝偻，仿佛一夜之间又苍老了几分。


    母亲在厨房默默收拾，眼圈有些发红。


    “爹，妈，我上学去了。”


    林怀安低声说。


    林崇文“嗯”了一声，没有回头。


    王氏急忙从厨房出来，替他整了整学生装略显褶皱的衣领，低声道：


    “路上小心些，听说东边不太平，绕着点走。


    放学早点回来。”


    “知道了，妈。”


    林怀安点点头，背上书包，迈出了家门。


    胡同里已经开始热闹起来。


    倒马桶的粪车吱吱呀呀地走过，留下难闻的气味。


    卖菜的挑着担子吆喝。


    几个顽童追逐打闹。


    隔壁院子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梳着两条油光大辫子的二妞端着铜盆出来泼水，看见林怀安，脸一红，低头快步闪了回去。


    一切都是最寻常不过的北平清晨景象，仿佛报纸上那些触目惊心的标题，只是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但林怀安知道，那不安的气息，正在临近。


    他加快脚步，走出胡同，来到西四大街。


    街上行人车辆明显比往日多，也显得更加匆忙和焦躁。


    许多黄包车夫拉着客人，不是往东，而是折向北或向南。


    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厢里挤满了人，都是赶着上班上学却不得不绕路的市民。


    议论声、抱怨声、催促声，混杂在清晨的市声里。


    “听说了吗？东长安街又封了！


    小日本又在耍把式！”


    “可不是嘛！


    我本打算去王府井办事，这下好了，得绕道北新桥，得多走小半个时辰！”


    “这日子没法过了！


    在自己个儿的京城里，还得给东洋人让道！”


    “少说两句吧！


    没看见满街的‘黑狗子’（警察）？


    小心把你当反日分子抓了去！”


    “唉，这算哪门子事啊……”


    林怀安穿过议论纷纷的人群，走到西四牌楼下的电车车站。


    往常，他可以在这里乘坐5路电车，一路向东，经过西单、天安门、东单，直达灯市口附近，方便得很。


    但今天，车站的布告栏上贴着一张醒目的告示，是电车公司临时通知：


    “因东长安街、王府井一带交通管制，5路电车今日改道，绕行北新桥、东四，请乘客周知。”


    改道？


    林怀安心下一沉。


    这意味着原本直达的路线，现在需要绕一个大圈子，而且北新桥、东四那边肯定也会因为绕行车流而异常拥堵。


    看看怀表，已经快七点半了。


    中法中学八点上课，若是平时，坐电车时间绰绰有余，可现在……


    他果断放弃了等电车的念头。


    电车改道，又逢早高峰，天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路上又会堵成什么样。


    他必须另想办法。


    步行？


    从西四走到灯市口，正常速度也得一个多小时，肯定迟到。


    雇黄包车？


    黄包车也得绕路，而且看这情形，车费怕是要翻倍。


    他身上带的钱不多，是这学期的书本费，不能乱花。


    略一思索，他决定先往东走，尽量靠近封锁区边缘看看情况，或许有便道可穿。


    实在不行，再找辆黄包车绕行。


    他迈开步子，沿着西四南大街，朝着西单方向快步走去。


    越往东，气氛越发不对。


    路上巡逻的警察明显增多，一个个神色紧张，如临大敌。


    行人们步履匆匆，面色凝重，低声交谈着，不时朝东边张望。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令人心悸的压抑感。


    走到西单牌楼附近，眼前的景象让林怀安脚步一滞。


    往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西单路口，此刻竟显得有些空旷。


    并非没有行人车辆，而是大家都像被无形的堤坝拦住了一般，在东、西两个方向汇聚，却又在路口附近迟疑、徘徊、转向。


    更多的警察和宪兵站在路口，拉起了临时警戒线，阻止车辆行人继续向东。


    几个警察正挥舞着警棍，大声吆喝着驱散试图靠近的人群：


    “退后！都退后！东长安街戒严！绕道走！绕道走！”


    警戒线内，依稀可以望见东长安街的方向。


    平日宽阔的街道，此刻显得异常空旷、死寂。


    看不到往常川流不息的电车、汽车、黄包车和行人，只有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三三两两地站在街边，或持枪肃立，或来回走动。


    他们的土黄色军装、红色的领章和帽边，在灰蒙蒙的晨光中显得格外刺眼。


    更远处，似乎还有军车和架着机枪的工事轮廓，隐在街道两侧建筑的阴影里，看不真切，却散发着一种冰冷的、钢铁般的威慑气息。


    林怀安站在人群边缘，感到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头顶。


    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混合着愤怒、屈辱和冰冷的清醒所带来的寒意。


    这就是父亲口中的“在自己家里舞刀弄枪”。


    这就是报纸上轻描淡写的“正常操练”。


    这就是活生生的、发生在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一日清晨、北平城核心区域的现实。


    东长安街，那是连接皇城天安门与内城东大门（东单）的交通要道，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出巡的御道，是民国成立后举行重大庆典、阅兵的场所。


    它不仅是地理上的要冲，更是这个国家、这座古都尊严的象征之一。